【大纪元1月28日讯】
五、修正主义
说到毛泽东主义中创造新人的理想，不能不同时看到另一个与之行影相随的组成部分，即“反对修正主义”，那也是晚年毛泽东一直高举的旗帜。后来被称为“文化大革命”之灵魂的“斗私，批修”四个字，就是同时对这两个方面的概括。
大跃进在中共内部引起了分歧，庐山会议是一个爆发。现在的主流看法是毛泽东出于帝王喜欢奉承、听不得批评的心理，或是恐惧权力受威胁而打倒的彭德怀。毛的个人品质肯定有问题，但是仅仅从品德或权力角度解释庐山会议是不够的。那时担任毛泽东秘书的李锐写过这样一段话：
“大跃进”运动一发动，毛泽东就把对阶级斗争的注意力逐渐移向党内……斗争的范围逐渐以党内为主，矛头日益指向党内领导层，最终出现“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中央出修正主义“的判断。在这样一种理论的指引下，庐山会议 ——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运动，自是当代历史合乎逻辑的发展。“27”
以这样的眼光看，庐山会议就不能仅仅解释为毛一时的恼羞成怒，而是有着深刻的思想根源。随着大跃进恶果的显现，共产党内的反对意见越来越多，毛泽东上庐山，原本是为了做一些让步，平息反对意见。但是他所听到的抱怨和彭德怀的上书使他看到了这样一个现实：当年在战场上跟着他出生入死的战友，已经开始跟他分道扬镳了。彭只是个开端。赫鲁雪夫鞭尸史达林使他联想到自己。权力斗争并非主要，因为没有谁在权力方面能是他的对手。他和当年战友的分歧是根本性的，那就是打下了江山以后，下一步该怎么走？打下江山就是目的吗？如果只是为了坐江山，当统治者，治理国家，那同封建帝王和资产阶级总统有什么区别？又如何能满足他书写历史的大胸怀呢？对于他，打下江山只是个开头，大跃进是为创造新人间迈出的一步，即使急了一点，出了一点问题，不也是为了实现美好理想的必要代价吗！为什么要用枝节否定主流、用“一个指头”去否定“九个指头”呢？
他后来把当年的战友统统抛弃，把他们轻蔑地称为“同路人”，道理就在这里。对实现他造就新人和人间天堂的目标，那些战友已经变成了最大的阻力。他们在打江山时是左膀右臂，英雄好汉，一掌握了权力就蜕变成俗不可耐的官僚，成为继续革命的绊脚石。他们充其量只能为帝王夺天下，却不可能成为追随圣贤改天换地的圣徒。
之所以在庐山会议后，毛泽东就把阶级斗争的矛头指向中共党内领导层，如果熟悉他以思想划分阶级的逻辑，就不会感到奇怪。大跃进的失败导致中共务实派对毛的乌托邦产生怀疑，他们明智地看到，经济的发展离不开“私” 的作用。尽管他们的说词相当含蓄——“调动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但说穿了就是要给劳动者以私利。而在毛看来，那种以私为本的做法是必然与资本主义道路殊途同归，所以不管披上多少马列主义伪装，本质上都是修正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方向南辕北辙，因此离共产主义只能越来越远。
毛决非某些人想得那麽荒唐，他出身农民，哪里会不明白对人的“私”加以利用，肯定能得到高得多的效率。正因为“私”是他要消灭的，“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对他才不是荒谬。一时的物质所得不过是蝇头小利，怎么能为小利失掉建立新世界的伟大理想！
毛泽东把庐山会议从一个原本在政策层面上检讨冒进的工作会议，中途变成了一场党内“反右倾”的路线斗争，在他的颐指气使背后，要看到当时的中共内部的确是有路线斗争的。至于彭德怀成为靶子，与其说是毛的蓄意安排，不如说正好被彭踩上了引信。彭只是一个质朴军人，为民请愿而已，而真正的中国赫鲁雪夫——“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们还在后面。毛和他们的战斗刚刚开始。
六、中共务实派
中共高层领导人虽然都被称为革命家，多数却只有就事论事的素质，缺乏大鹏展翅的幻想。对他们而言，做了统治者就该好好治国，国家的根本是在经济，那就应该怎么促进经济发展就怎么做，反之就不做。中共政权中那些主持日常工作的人——刘少奇、邓小平、陈云……包括周恩来，实际上都是这种思路，都长在一条根上，只不过有的公开一些，有的隐蔽一些。无疑，只要每天面对治国的具体事务，就一定会明白毛那一套的虚幻，并在心理上和他拉开距离。
大跃进的惨败使务实派地位上升。毛不得不同意按照务实路线去挽救危局。毕竟先得保住政权，才可能再做继续革命的考虑。大跃进使务实派和毛一样看出了“公”与“私”的矛盾，然而他们汲取的教训却相反。他们要的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而是正视现实。因为在他们看来，“私”即使不是绝对不能改变的人之本性，也是相当长时间内不可消灭的，因此只有对“私”加以迎合和利用，才可以促进经济发展。这也就意味着，务实派治国的基点是要立足“小家有私”，与毛泽东的“大公无私”正好背道而驰。
务实派当时推出的“三自一包”政策，核心就在刺激和调动人的“私”。取得的效果非常明显，迅速调动了广大农民的劳动热情。大跃进导致的危机很快被遏止，困境也随之解除。这一乱一治的成败对比，使务实派更加不相信毛的一套，从此不再跟着毛去“升虚火、发高烧”。当然，他们不会正面与毛对抗，采用的方式是阳奉阴违，嘴上继续吹捧毛，实际把他架空成无所事事的太上皇。既然是他们主持日常工作，毛的任何决策都只有通过他们把持的行政系统才能执行，他们就可以在那个过程中暗自对毛的荒谬进行修正。
那是被毛称为“大权旁落”的时期。不过毛的地位仍然始终高居于务实派之上。那绝非仅是太上皇式的貌似尊贵，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中，毛追求理想的彻底性使其始终占据着理论和道德的制高点。只要务实派在思想上不敢逾越共产主义的教条，那就不管其在实践方面如何有效，也不敢理直气壮地贩卖“私”的货色（例如陈云用这样的理由：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分田有利于动员农民保卫自己的土地“28”），从而就无法与毛那气势如虹的一套抗衡。因此，一旦与毛发生碰撞，务实派往往就立刻改变自己去附和毛，并自卑地对毛进行吹捧。
他们那时还没有意识到，那些似乎只是权宜之计的附和与吹捧，其实正是在为他们自己挖掘坟墓。
(继续)
二十世纪末写于北京
注释：
“27”李锐，《庐山会议的教训》，见《毛泽东的功过是非》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一九九三年，二三二页。
“28”邓力群，《七千人大会到“西楼会议”》，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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