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0月21日讯】（续前）
（六）
这“根”之所以能够发芽生长，蓬勃成林，是因有其非常合适的土壤。这土壤就是毛泽东成了帝王之后所竭力推行的恶政，而恶政必然又是这样一面筛子——筛来筛去，留下的社会精英式的好种越来越少，而各类坏种和“只管自家门前雪，无视他人瓦上霜”的自私劣种则越来越多。这就更加助长了毛泽东这样的人肆无忌惮地表露其帝王暴君的“抱负与志愿”。此时此刻，想引述诸子曰和史家论的“君者舟民者水，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得天下难，守天下更难，难就难在是否得民心”等等，来规劝这种人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那就是天下的大傻驴！1966年“文革”飓风刚起，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百万“红卫兵小将”时，他就对阔别30载的斯诺自称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他终于打造了一个新的更为残暴的专制体制。这种体制以暴力为先导，以谎言为后盾，并炮制出一整套精细的“精神”、“理论”及各种清规戒律，来束缚、毒化、愚弄人们的灵魂。把什么“为国为民”、“为人民服务”等等遮羞布撕扯得一丝不剩。其结果，只能像孟老夫子早就告诫过的：“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
当然，之所以失其民，不只是上面有个“桀”和“纣”，还因其下面必有一大帮趋之若鹜的愚忠蠢才和政治流氓，从而形成最最现代化的“桀犬吠尧”和“助纣为虐”。否则光靠桀与纣光杆司令，定难撑起满边天。去秋，外省一位与我素昧平生的中学老师给我的来函中感慨世事说：“由流氓变成政治家的人，人们好防范；而由政治家变成流氓的人，人们则难以招架而且很难幸免于害。”
我认为，此论颇有其道理。细想炳泉兄等人之惨遭迫害，对这句话里的深意就很容易理解了。因为在古今中外一切帝王暴君的独裁专制下，一些久蓄升官谋权的野心之徒，和众多趋炎附势、邀功争赏的利禄小人，往往都会群集魔梯往上爬，不惜尽抛做人之良知而争作残害他人的桀犬纣狼，人性绝灭，兽性狂行。在近几十年的中国，“反胡风”、“反右派”、“反右倾”、“三年大饥饿”直到“大革文化命”，数以千万计的革命儿女和良民百姓之惨瞑哀亡，都无一不是坠落于这个硕大无比的兽坑中。我曾在《永念慎之兄》文中，引用过慎之兄提示的马克思致友人信中一句话：“专制制度必然具有兽性，与人性是不相容的。兽性的关系只能靠兽性来维持。”（1956年12月人民出版社《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414页）虽然马克思其时年仅25岁，大学毕业并获得哲学博士学位才两年，而且促使他表露这种深奥的哲学见解，又仅仅是针对普鲁士帝国的专制制度之缜密观察与研究，但他对这种极权体制所下的这一定义，我认为放之四海而皆准。而且不仅是马克思，就是被马克思、恩格斯批判的《费尔巴哈论纲》中，也有这样一句话：“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兽。”现代英国历史学家阿•汤因比，在其《展望21世纪》中也有类似的说法：“贪婪本身就是一种罪恶，它是隐藏在人性内部的动物性的一面。”
这些论点之所以正确，不只是在19世纪及其以前，而是也被20世纪一系列重大纷乱演变的历史所证实，特别是从希特勒到史达林，再到二战后出现的一些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领袖”人物及其鹰犬们的许多作为，无不充分显示出他们所具有的兽性的一面。就是在中国，在那猖獗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年代里，当人性泯灭兽性狂发时，许多也被称之为“人”的人所频频干出的那些伤天害理的事，与一些吃人的野兽同样贪婪和残酷。
这充分说明：只有那种完全顺适于兽性制度的一些人，才会得心应手地充分利用这种体制施展其本性，极其恶毒地残害那些真正具有人性善的人，来取得他们主子的欢心而腾升。这种主仆，即便自吹自擂地建成了他们的那种所谓的“共产主义天堂”，这“天堂”即便不与人间地狱直划等号，那也会与地狱紧紧嵌接，而无广阔人间可言。
说实话，毛泽东兼聪明才智、高超谋略、诗艺文才等等于一身，实为古今帝王之绝无仅有。如果他的抱负与志愿真的是为救国救民敢为天下先，而不是“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那么中华大地早就不是今天这模样了。最最明显而简单的例证是：在亿万人高声齐呼万寿无疆的“红太阳”坠落西山已近30载的今天，那些曾为这种兽性体制出力卖命的人，似乎还没有几个真心实意地向人民表示忏悔。说来这也不奇怪。如果这种人原本就都具有真正的人性，在那种体制下即便不能做到林昭、王申酉、遇罗克、张志新们那样不屈抗争，起码也不会张牙舞爪地向真正的坦诚义士与谦和的共产党人紧勒喉头或猛挥屠刀。所以就是在新华社，至今不但还没有任何人为炳泉兄和丁德润等人之惨死引咎自责，也没有任何人向本文开头提到的“文革”中被迫害自尽的摄影部副主任陈正青（老延安）夫妇、解放前为上海复旦大学地下党支部书记、解放后不久任驻外记者的许夏己夫妇等人的在天之灵，略表悔过图新。而且不止于此，更有人继续怒目斜觑当年被他们迫害过的幸存者。另有一些人根本没有经历过那种岁月的“洗礼”与“磨炼”，竟也“好事不传代，恶相代代传”地对那些偶尔碰面的幸存者冷目如仇。
在理应是精神文明、政治文明领域第一等级的新华社的一些人尚且如此，全党全国如何则可想而知。然而放眼世界，虽然也有日本军国主义者残余势力拒绝“以史为鉴”，如今又派兵国外，但经过13年的研讨，旨在纪念二战中600万死难犹太人的“大屠杀纪念碑林”，已于2003年8月16日，在寸土如金的德国首都柏林市中心、象征德国统一的勃兰登堡门和德国联邦议院的空场上动工兴建，耗资近3000万美元。纪念碑林附近，就是希特勒1945年5月战败自杀的地下掩体遗址。据碑林设计者，美国建筑师彼德•艾森曼说，将在那两万平方米的空场上，竖立2752根长短不一的灰色混凝土碑柱。碑柱的高度从05米到45米不等，碑柱的色调和形状都类似墓碑。近看碑林，仿佛就像一大片墓地。目的就是让战后德国的第三代和世界各国的年轻人，都能在这碑林间找到一处幽静的角落，回想当年纳粹德国给世界带来的灾难。据新华社报导说，在这广袤碑林之下，还将有一座1500平方米的地下“资讯中心”。人们在这里将可以通过先进的科学手段，回顾二战期间纳粹德国对犹太民族的血腥屠杀，以警示世人不犯同样的罪恶。同时，在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屠杀纪念中心，将展示已经收集到的400万个犹太死难者的真名实姓。所以，柏林前市长埃博哈德•迪普根说，纪念碑林将使柏林成为“哀悼之城”……
以史为鉴，接受历史经验教训，是当代一切文明民族的自觉行为，然而在中国，不但不将被“‘革命’吃掉的儿女”的真名实姓镌刻在碑林之上，而是禁发批判毛泽东和总结“文革”历史教训的文章，甚至把巴金老人的建立“文革纪念馆”的倡议当作“精神污染”加以批判；不仅如此，还在北京城寸土如金的地带，动用比柏林“哀悼之城”的投资多好几倍、十几倍的民脂民膏，承继专制帝王祭坛的传统，建造新的祭坛，甚至在天安门广场附近，挥霍数十亿钜资，建造只能供少数权贵和大款吃喝玩乐和歌舞升平的巨大建筑，在那高大的坛碑和院匾上镌刻下自己的真名实姓，藉以“流芳千古”，竭其所能地要像日本右翼分子们那样忘记本不该忘记的历史。
（八）
再问何以如此？还是那句老话：“有什么样的国家主宰，就有什么样的人民。”三年大饥荒，全国饿死了几千万人，却没有一人去动一粒公仓粮库的粮食，也没有一人为争取活命采取半点儿过激行动。据1999年6月29日的《联谊报》发表苏中杰同志的文章说，1998年某媒体披露这段沉痛历史时，文章前面加发的按语里没有对死难者的同情和悲悯，而是盛赞：多好的群众啊！某些官员读后也情不自禁地赞之曰：是啊，多好的老百姓啊！
至今想来，这都令人心恸落泪地震呼：我们的人民该醒了！
屈指算来，今离鲁迅先生看了那部日俄战争的影片悲愤得决心弃医从文，以致力于唤醒国魂已99年了。其后在陈独秀、鲁迅、李大钊、胡适等召唤民主的前辈们和《新青年》的启蒙下，在千古皇权专制的牢笼中，开始闪烁起点点民主火花，从而引爆 “科学与民主”的伟大五四运动，在古老的神州大地第一次震动了君主臣奴桎梏，而后在人民民主革命中，人们又不断发出民主自由平等的震天怒吼，在八年抗战后终于震垮了“一党专政、独裁专制”的蒋家王朝，建立了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所有曾为这个新中国舍生忘死而幸存的仁人志士，和全国绝大多数觉醒了的布衣草民，无不决心为建设一个真正由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自由、平等的新国家而献奉一切。然而可悲的是，借用马克思的旗幡的双料秦始皇的暴政恶治，导致本已渐趋消逝的君主臣奴思潮复又卷波重来，且咆哮之狂涛远过于古往，致今日全国民气复归于“帝王为尊”的世俗牢笼。
时至今日，在这牢笼中的一些人还在施耍神威和造神的孽技。例如曾使中国一度展现文明曙光的五四运动的策源地——北大“红楼”所在地的北京沙滩改为“五四大街”后，2001年，原来比较窄小的东皇城根北街改成南北宽畅的花园街、在其面向“五四大街”的南口，就竖立出众人万万意想莫及的一块十几米大的不銹钢制成的大浮雕，其上方虽用阿拉伯数字注明这是纪念“1919•5•4”的光辉产物，但其上偏偏没有五四运动总司令陈独秀的头像和字迹，而位显居中的却是当年只为北大图书馆助理管理员——在五四运动后期才稍稍露点头角的毛泽东，李大钊的头像稍稍靠边，蔡元培和鲁迅的头像则偏于右上角和左上角，而卖国贼曹汝霖和章宗祥的头像却竟然也在左下角占有一席之地。与五四运运毫不相干的毛泽东的一首词《沁园春•长沙》手迹所占的位置，比李大钊的头像还大，似乎时下依旧是“一切归功于毛主席”的那种绝顶荒诞的岁月！
要知道，这是在独载专制的史达林体系溃亡之后，有关陈独秀受到史达林掌权的共产国际诬害的秘密档案已不成其为秘密之后，从而也在1999年北京为纪念陈独秀诞辰120周年，举行了盛况空前的“陈独秀与共产国际”学术讨论会之后，有人竟仍然敢于如此歪曲纂改历史！真可谓悖逆无道。是可忍孰不可忍？！
若问这是谁们背后阴谋主使，又是谁们在奉命实际操作，恐怕这些上下其手的当事者，未必都能像当年的“四人帮”们那样，不得不公开地亮相。其实，就是毛泽东本人，也从未公开自诩为五四运动的带头人。相反，他起初是极为尊崇陈独秀的。1936年在陕北，他就对造访的斯诺说过：“1920年，我听了陈独秀的谈话，看了他推荐的书，才变成了马克思主义者，”1942年，抗日战争到了最最艰苦的阶段，离开国民党监狱的陈独秀，已在四川江津一偏僻山村苦居了4年之久，即将辞世的时候，毛泽东在延安还说：“将来修史，要讲讲陈独秀的功劳。（不过）现在还没有到宣传陈独秀的时候。”1943年4月11日，陈独秀辞世已近年之久，毛泽东在《七大工作方针》中又说：“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由他集合起来（一群人），这才成立了党。”
所有这些评价，说明毛泽东对这位历史伟人所作出的巨大贡献，也是无法回避的。1921年，陈独秀因故没能参加党的一大，但到会者一致选他为党的总书记；他写了《中国共产党宣言》，规定了党的性质、宗旨、组织原则和方针大计，也得到了与会者的一致通过。其后他连续主持了党的二大、三大、四大和五大，相继制定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力主实行国共合作，协助孙中山先生改组国民党，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必须握有领导权；其间还策划和领导了“五卅”反帝爱国运动，并和周恩来共同策划和领导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1927年底，他正部署武装反蒋，突然受到史达林的阻止令。他不服，坚决抵制，但遭到共产国际的纪律压服，再抵制再压服，鲍罗廷并代表国际宣布：“改组中共中央，陈独秀不再视事”，而后竟把所谓的“右倾”等一切过错，全都横诬于陈独秀。他被解除总书记职务后，共产国际命他去苏联学习，又被他断然拒绝：“我在中国干革命，去苏联学什么？中国革命为什么要外国人领导？外国人的革命叫中国人领导行吗？”此后，他才被开除了党籍。
这些，毛泽东都一肚子明白，所以才在建国前他就陈独秀的事说了那些让人比较中听的话。可是，在他完全实现了帝王的“抱负与志愿”之后，也正像我国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在其最后一部著作《中国现代哲学史》全本定稿中所说毛泽东“兼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君和师”的地位与职能”之后，他对陈独秀的评价就完全彻底地翻了个个儿；1954年1月，他竟说高岗与陈独秀同是“大叛徒”；1956年八大预备会议上，他竟说陈独秀与蒋介石同是“反面教员”；同样，1959年庐山会议上，他竟说彭德怀与陈独秀都是“敌我矛盾”……
也许正是由于有了如许的“一句顶万句”，才塑造出那样荒谬的浮雕。但是今天，毕竟不全然是“两个凡是”的时代了。那种歪曲史实的浮雕一出现，立即遭到许多正义人士的纷纷非议，有人并去北京有关部门严词申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员陈铁健同志，更在2003年2月号《炎黄春秋》上公开撰文说：“在这样重要地点的重要标志上，居然没有陈独秀”，“但是熟知五四运动的人们可以断言，它的命运是绝对长不了的。何以如此？因为，它违背历史真实，而近乎是对历史的嘲弄。”
（九）
对历史的嘲弄何止这—不銹钢浮雕！在专制的一党专政的体制下，千年积淀的专制主义糟粕必会沉渣泛起。为力避这种惨剧重现，早在陈独秀担任党的总书记时，他就大力主张“中国共产党不能采取党魁制……权力不能集中在一个人身上”，即反对一言堂。蹉跎了半个多世纪，叶剑英同志在粉碎“四人帮”时所说的中国已到了“崩溃的边缘”之后，邓小平才在1980年8月18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到反封建和不能一个人说了算。这获得很多人的喝彩，满以为中国的反封建大有希望。其中匮乏五四运动常识和对陈独秀重要思想言论知之甚少的人也许还认为：这反对一个人说了算的发明权或领先权应属邓小平。可是，许多年来所风行的“核心”说，照旧是一个人说了算，照旧是谭嗣同早在百日维新前猛烈抨击过的“上权太重，民权尽失”代代传。特别令人痛愤发指的是，“一个人”竟敢于悍然下令，对手无寸铁强烈要求反专制、反腐败、反官倒的学生平民，动用坦克和机关枪、冲锋枪进行血腥大屠杀，连过去的蒋介石们都还没有过这种天良丧尽、人性灭绝的恶行！可下开枪令者掉转头还大言不惭地大吹法螺，自称“全心全意为人民”，真堪称欺世盗名之顶顶最！
不仅如此。在一些赞美崇拜毛泽东为人处世的影片、文章或展览中，有人竟把毛泽东穿了20年的一双鞋、一件补了几个小窟窿的睡衣，甚至还把不知何年何月，毛泽东给刘少奇点过一支烟的镜头，都标榜为毛老人家堪称刻苦节俭、为人谦善的楷模。而从北戴河的渤海之滨，到高耸入云的四川峨嵋山麓，韶山滴水洞、西湖刘庄式的几十座用民脂民膏建造的豪华别墅行宫广布神州大地，其中刘庄都被先后落过脚的齐奥塞斯库和铁托惊赞其为世界总统国王级最优美最豪华的别墅行宫，其所值何止亿万双鞋、亿万件睡衣！更何况，这些别墅行宫有的就是在那骇人听闻的饿殍遍地时代背景下雕建而成的，而且他从未因此说过半句悔过自责的话，更未下过片纸罪己诏。这究竟是“伟大的领袖”、“红太阳”还是千古无双的罪君祸害、黑魔洞？！这是人性未泯的人们不难断定的。而且，所有稍稍具备一些历史知识的人们都明白：历史上的任何专制君主，其偶尔故作姿态的仁慈行为，都无法与其罪恶记录相匹对。更何况，这些影片、文章和展览中的所谓仁慈、友爱、艰苦、俭朴，都是人为的虚虚假假，经不起真正史实的轻轻一击。
马克思、恩格斯在合论巴黎公社时，都特别强调防止“仆人”变“主人”。所以毫无疑义，毛泽东及其继任者如此作为，完全是中国革命史中的卑漫之笔，亦为我中华民族的巨耻之一。
（十）
民耻国耻必须雪！如今这个最最现代化的专制主义体系——毛泽东帝王体系——“‘革命’吃掉自己的儿女”之根，已被越来越多的正义之士所明察，并在陆续不懈地奋力刨掘，誓必将其刨清掘绝：“革去故，鼎取新”，以建立宪政民主体制，从而永远高扬伟大的五四大旗，使全中国真正阔步于民主、自由、平等的康庄大道，以慰一切暴政下之冤灵。
常言说得好：生活之树常青。不管一度掌握“君和师”之权的人，如何将在其统治欺压下的时光说得真伪莫辨、黑白混淆，不管其臣奴们如何同声传诵，言之凿凿，人们也必会悉睹往日之历史真相，而且正如人们所渴望的那样，这样的时日已经步步临近。
众所周知，在独裁专横的史达林体系溃亡之后，共产国际绝密档案解秘后向全世界昭告：当年中共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其一切活动均是在共产国际的指示和训令下进行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等等，都是史达林推卸责任而横加于陈独秀的罪名。
这样，陈独秀的许多代人受过之谜，终于大白于天下。正是在东皇城根花园长街南口出现了那块篡改史实的浮雕之后，2003年3月2日，全国政协十届一次会议开幕前夕，新华社特地播发了《全国政协委员中有50余位名人之后》，在其第一部分“已故中共中央领导人”之后中，也有陈独秀的孙女陈红，这就意味着堂堂正正地把陈独秀正式回归为中共中央领导人的行列；2003年9月，北大“红楼”原址西侧沙滩北街的东墙上，出现了一个长约30米左右，占据整个墙面的大型浮雕，第一个最大的头像就是陈独秀，然后是蔡元培、李大钊、鲁迅等人（遗憾的是仍无胡适），而且在周恩来之后才是毛泽东。这块浮雕以《曙光》为题，是不是意味着在85年之后重新展现全新的“五四”曙光呢？
但愿今后实现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在后来改名为《新青年》的《青年杂志》创刊号上发表的《敬告青年》文中的“谨陈六义”——“自立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隐退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义的，科学的而非想像的”，但愿这一天终会一步一个脚印地缓步趋来。
如果真能这样，包括炳泉兄在内的所有被“革命”吃掉半吃掉的儿女以及所有为真正的革命献身的先烈们的善良遗愿，就会逐步实现。他们的人生与天灵就会像1932年在国民党监狱中的陈独秀挥笔赠字给探监的画家刘海栗所说的那样：“行无愧怍人常坦，身处艰难气若虹。”
炳泉兄千古！
被“革命”吃掉半吃掉的儿女们千古！
真正为革命而献身的先烈们千古！千古！千古！
（体况欠适，断续持笔10月余，并得数位挚友的精心扶助，2004年8月下旬草成于戴氏蜗牛居）
作者为资深记者、作家，1957年被打成右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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