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1月24日讯】感谢张先梁先生接受我的电话采访，时间：2004年11月22日。张先梁于1978-1979年人民广场运动时期写了72篇反动文章张贴在民主墙，由于其杂文有鲁迅犀利之风，故被民间颂为“80年代的鲁迅”。而中共官方也将其文倒背如流，以此作为判他“反革命宣传煽动罪”5年徒刑的依据。张先梁由于痛斥共产党反人道罪行，揭露劳教集中营黑暗的残酷事实而受尽8年的牢狱之苦。最后以绑架形式将其送到虹桥机场，驱逐出中国的大门。据张先生透露，他的文集《夜未央》即将付梓。
井：请问人民广场运动时期，您张贴了72篇文章，您是如何得知官方将您的文章倒背如流的？张：1978年底至1979年初，人民广场的民主墙上出现了不少文章，我是算较晚出现的。当时人潮蜂拥，演讲的演讲，看文章的看文章，北京也来了很多民运人士，给整个运动起到很大的影响。我那时在建筑公司工作。我早就想对“毛泽东思想”、“无产阶级专政”所存在的疑惑和不满揭露出来。我在文章里提出为何中国老是走不出这个历史的怪圈？中共建政后，运动一波接一波，没停止过。什么“镇压反革命”、“四清运动”、“反对精神污染”等等，把中国几千年来的道德观念彻底毁灭了，人与人之间不再相互友爱不再信任，妻子揭露丈夫，儿子揭露老子，群众揭露群众等。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中国没有新闻自由没有出版自由，大家没有途径发表心里话，所以就需要这种方式发表自己的见解。我的第一篇文章就明确指出毛泽东的独裁，当时人民广场的空气紧张起来，毛虽死，政治气氛同样很恐怖。但我知道人民广场运动迟早会被压下去的，无数次的运动使中国人懂得官方说的所谓言论自由是假的。我知道自己不是为了名利也知道等待我的是压迫，但良心与正义感使我不惧怕。读者很喜欢我的文章，还把自己的心里话和评语写上去。使我非常感动。我也不知道自己已经写了72篇文章了，是检察院在审问我的时候说出来的，他们能一一背诵出来，想以这个来整我。
井：您是否也办地下刊物？张：我办的地下刊物《科学民主报》，我们的口号是：只有科学与民主才能救中国。但是没出几期就于1979年5月被镇压了。
井：之后他们怎么对待您呢？张：官方一开始就将整个人民广场运动用摄像机拍摄下来，还每天派便衣监视我们。1979年5月共有13名民运人士被逮捕。广场上立即就萧条起来了，可我还是继续张贴文章。有一天下班，发现公安局已经等在我家门口了。他们把我带到晒台上（我住的是上海石库门房子），剩下的人同时在我家搜索。一位政保科科长问我对被捕的13名民运人士有什么看法？我说你们是错的！由于我的东西已经转移到别的地方，他们在我家搜不到东西，没办法。我的工作单位是在徐汇区，所以他们就由徐汇区政保科出面，把我带到公安局的图书馆里审讯。他们说大家是朋友，这不叫审讯。我和他们就在图书馆里就我的问题辩驳了几天几夜，晚上只让我睡一阵儿又继续审问我。他们也能背颂我的文章，当时我很惊讶。但是我们的辩论很激烈，隔壁房间安装了录像，他们的头就在那里监控我。所以警察老是不断地进进出出，还带进来纸条什么的。也许是上级的指示。辩论到最后，他们说我的文章“含沙射影”地批判共产党。我说刑法上没有“含沙射影”的罪状！他们说台湾那边把我的诗歌配上音乐在广播上朗诵，这是明确地在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我反驳说如果是我自己将诗歌交到台湾，那我就负责。科长没办法，就说：“放你回去将运动的来龙去脉写给我们，我们已经跟你们单位打过招呼了，你就不用去上班了，我们也没空，还要去抓反革命！”我走出门口的时候，碰见一个当警察的朋友，他跟我说怎么你也在这儿呀？我说他们审问我了。他才恍然大悟，原来他们这些天闹得沸沸腾腾，说要整的人就是你呀？！他说这几天有好些人住在那里。
井：您第一次被捕是什么时间、地点？张：1983年8月19日，他们借“严打”就把我抓了。“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我5年有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2年。说我以沉默为笔名，写反动宣传文章。我被关在安徽省白茅岭劳改农场。其实这5年劳改远比不上我第二次的3年劳教苦，哎，我那3年劳教过的简直不是人过的日子！
井：您第二次被捕又是什么时间被关在什么地方？1993年6月，因在上海人民公园召开“6．4”4周年纪念会被捕的，我一开始被关在青埔县青东劳教所（上海第二劳教所）。我被单独关押了两年多，才被转到大丰上海第一劳教所。我在青东的时候，由于里面的监管人员对我很好，时不时就将我写的文章传出海外，《中国之春》上面发表了这些文章。后来他们知道我偷偷送文章出去就将我送到严管队，阻止我将黑暗的劳教制度公诸于众。当时我是在家里送的罐头纸上写东西，其中送出去的一封信是大骂江泽民的，我的承办就将此信交到江手里，江一怒之下说要严惩我，后来就抄监房，连药瓶里的纸也缴了。没办法，我就将心中的诗背下来，天天不停地背，等一有机会就写出来。我在大丰关了9个月。跟4、5个犯人关在一起，他们实行三班制轮流监视我。连如厕、洗碗都跟上。我们队里有12个监房，只要我如厕，其余11个监房就把门关上。我牢房的门口还有警察站岗。
井：他们有体罚您吗？张：在青东劳教所的时候，他们跟我说，不能让我太舒服，否则我会将牢底坐穿的。又不能打我，所以他们就想了一个惨无人道的方法来折磨我：夏天，把我单独关在一间密不透风而且又潮湿的牢房里，我在里面热得简直透不过气来。每天给我两茶缸左右的水，用的喝的都在里头。我在诗里写过那水浑浊得就像黑色的酒一样。又不能出去倒水，只能往马桶里倒，队长心情好的时候就每天给我放一次风–出去倒马桶；心情不好就三四天才放我，马桶满了也不管。要把我折磨得死去活来才罢休。
井：您当时的心情怎样？张：我们这一代人坐牢就是为下一代人做垫脚石的，我无怨无悔。而且我的家人也在为我受苦，太太被邻居谩骂被他们监视，我已经没有回头路了。我总共被劳教了3年零1天。为什么会多一天呢？恰逢六四，要过了六四他们才放我。本来他们不想放我的，还想延长我1年，因为我的身体实在不行了，我当时病重，全身浮肿，脸钟得睁不开眼睛，脚肿得走不动了，还得高血压、关节炎、心脏病，什么病都有，并且很严重。他们就是怕我死在那里才愿意放我的。我是第一个公开提出要废除劳教的，劳教制度是不合法、非人道的，他的残酷性已经到了难以想象的地步了！
井：非常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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