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4月14日讯】香港和大陆之间有关政制改革的争论，会不会因为日前全国人大的释法和中央官员直接面对香港各派力量的较为“软性”的诉求，而出现转捩点呢？这个问题可能没有简单的答案。
在香港民主化的问题上，大陆和香港双方日后如何互动还有待观察。尽管事情还没有完结，但无论对大陆还是香港来说，都可以从这个过程中学到很多东西了。
这场争论是香港民主派开始的。争论一开始，大陆方面不知道如何应付。有关方面已经公开承认，九七回归后，大陆有关方面忽视了对香港问题的研究，因此也就没有预见到香港中产阶级的民主要求会突然转变成为社会运动。
由于缺少准备，大陆方面就用习惯的方法，“大棒”和“帽子”一起来，在短短的时间内就把民主化问题的争论高度政治化，一些本来应该用法律途径可以解决的问题也诉诸于政治手段。另一方面，香港的民主人士也很自然尽其所能，动员香港民间的力量及其国际社会的力量想和大陆作一政治较量。
在两边官僚层对峙的情况下，大陆高层就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三月全国人大期间会见董建华时所表达的立场是个转捩点。胡锦涛并没有一棒子否定香港的政制改革争论，相反，他希望香港人对此能有个理性的争论。
尽管香港各界对全国人大释法有不同的解读，但可以看出，释法是大陆高层想把政制改革争论从高度政治化拉回到法制轨道的努力。
民主化出自地方利益
中央政府诉诸于释法是为了掌控香港政治发展的制高点。争取自治和民主的香港民主人士因此感到不乐。但是，在“一国两制”的体系下，大陆方面倾向于“一国”与加强中央权力，和香港争取民主的人士倾向于“两制”和争取更大的自治权利，一样地符合政治逻辑。
中央政府担心香港的民主化会脱离中央所期望的轨道，这并非没有一点理性。美国前众议院议长奥尼尔曾有名言，“所有的政治都是地方政治”。这是对民主政治逻辑的最好概括。
在民主政治下，所有政治权力的合法性来自地方民众，而地方利益和民主化又是互相强化的。香港一旦民主化，必然对现有的中央和香港的关系发生深刻的影响。
台湾本土化所产生的“独立”运动对大陆很多官员的震惊是不小的。在“一国两制”下，香港的民主化即使产生着重于香港利益的“离心”倾向，但和台湾的“独立”是两件性质完全不同的事情。不过，对大陆领导层来说，这种担心和提防不可没有。
很多大陆官员一直在抱怨一些香港人没有“一国”的概念。大陆想通过释法的途径来主导香港民主化的进程。不过很显然，释法并非政制争论过程的终结。
接下去的发展很重要。操作得好，释法可以成为一个好开端；但如果操作得不好，反而会促使香港民主化的激进化。
至少有两个因素会对今后的发展产生很重要的影响。第一个因素就是在大陆向香港提供的“胡萝卜”中要有“民主”的调料，甚至在适当的时候，要把“民主”变成“胡萝卜”的主成分。
公平地说，回归以后，中央政府一直在真心诚意地帮助香港解决各种问题。可惜的是，大陆把香港问题看成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把民主看成是异物。
香港的民主化是个必然的过程，这是没有什么可以争论的。要加以理性讨论的是民主化如何和平稳定地进行。如果没有“民主”的调料，或者说释法是为了推迟民主化，那麽，香港的民主斗争势必激进化。不管大陆喜欢与否，与大陆本身不同，在“两制”构架下，香港人是有合理合法的空间来争取民主政治的权利的。
换一种心态看街头抗争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须要提出来。从世界各国政治发展经验来看，在民主化的过程中及其民主政治的早期，街头政治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大陆官员可能要换一种心态来看街头抗争，不要简单地把任何街头运动看成是香港“动乱”之源。要更多地从理解的角度，而非厌恶的态度来看待街头抗争。
第二个因素就是大陆与香港各派政治力量的互动方法。很显然，大陆官员不能习惯于使用在大陆经常使用的政治方法。香港是一个开放的社会，一个法治社会，以后会是一个民主的社会。要学会如何和这样一个社会打交道并不容易。
大陆领导层经常称不同政治制度可以共存，这个道理也适用于香港。但如何共存，还是一个问题。大陆官员从前没有经验，现在情势所迫，不得不学。否则，无论本意是如何的善良，也经常会导致意想不到的政治后果。
民主政治的本质是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妥协。就香港本身而言，它指的是香港各派政治力量的“均衡参与”。但在“一国两制”的构架下，就多了更深一层的意义。
香港民主化的发展取决于大陆和香港两种政治制度之间的妥协。在“一国两制”下，大陆和香港争取民主的人士都可以找到各自的政治动员空间和方法。
在这样的情况下，大陆方面和香港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沟通显得更为重要。对中央政府来说，传统的统战即“拉一派，打一派”的策略并不可行。
如果说，民主是“均衡参与”，那麽对中央政府来说，也要对香港的政治力量实行“均衡接触”、“均衡对话”的政策。只有这样，香港的民主才有可能是一个和平而非冲突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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