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4月28日讯】北京“新青年学会”四君子杨子立、张宏海、徐伟、靳海科，自2001年3月被捕，到2003年11月10日终审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定案，至今3年过去了。2004年4月12日，张宏海、徐伟、靳海科的父亲不顾花甲高龄，专程从外地赴京首次获得探监机会，这是家属三年来第一次跟自己的儿子短暂见面交谈。此前3月15日，杨子立的妻子路坤申请获得第一次接见(4月19日张宏海父亲寻机随路坤的每月一次探望再获机会)。去年5月28日一审开庭四人家属都到庭旁听，但没有机会面谈。四君子现关押在位于北京市大兴区天堂河的“北京市外地犯罪遣送处”（每个人的通信处附后）。他们关押条件恶劣，身体状况恶化。

远道而来的三位父亲年龄都在60岁以上，张宏海父亲年龄接近70岁。杨子立、张宏海、靳海科家都在农村，四人的家庭经济状况均很拮据。他们四人大学或研究生毕业以后，均在北京工作，是各自家庭经济上的顶梁柱。其中杨子立已婚，其妻路坤在杨子立被捕当天，被安全局拘押审讯3天后释放。杨子立为家中长子，下有两弟两妹生活在农村；母亲长期患有精神病，生活不能自理。全家收入靠60岁的父亲种地为主，家庭生活非常困难。杨子立是在姑姑抚养下完成小学到大学学业的。他是两个家庭的经济和精神支柱。在此呼吁捐款救助四家属，在四君子失去自由的漫长岁月里，让善良和勇敢的人接过他们为人子、为人夫的担子！

三家属这次探狱仅被狱方安排十多分钟，时间非常仓促。再加隔着玻璃墙用电话交谈，环境嘈杂，许多情况双方都没有来得及交谈。据家属现场观察，四人的身体和精神状况很糟糕，他们显出“撑不住”的神态，尽管他们没有向亲属明说。张宏海的父亲张瑞庆说：“三年没有看见儿子，几乎变得不认识了，人很瘦。”张宏海早先患有轻微白癜风病，在监狱未能得到救治，现在发展到嘴唇周围、手臂、其他部位出现大面积白斑，并且出现肝炎症状。杨子立在与妻子见面时，一直软绵绵趴在桌子上，无法坐着与妻子通电话，显得力不从心。营养不足，经常见不到阳光，四人肤色显得异常苍白。限于接见管制，也可能免得家人担心，他们没有透露在监仓的详细情况。但据他们关押早期遭受的刑讯虐待，再观他们目前的身体现状，估计不会有多大好转。家属现在仅限于可以送钱，书籍和食品仍在限制之列。

在会见时，他们四人均向家属表达他们是无罪的。徐伟向父亲徐连胜表示：“我们没有罪，这是冤案。”靳海科对父亲说：“你见到路大嫂（路坤）向她道个歉，新青年学会是我倡导创建的，连累了子立，一定向大嫂道个歉！”

杨子立、徐伟、靳海科都是北京户籍，按理说他们是北京市居民。张宏海告诉父亲，他可能要在最近分发至浙江原籍服刑。这是北京对待“政治犯”惯用的手腕，毕竟北京是政治文化中心，外界关注度高，当局担心影响稳定局面。其他三人也不排除押送原籍服刑的可能。当事人在原籍服刑，监狱环境会更为恶劣。他们的刑期还有5──7年。如果服满刑期，他们将从20多岁的青年变为近40岁的中年人，人生最美好、丰沛的年华都将在监狱白白耗费掉。

这里有必要再提这件案子的几个镜头：2003年4月21日在法庭上，4人都提到在国家安全局看守所内受到了非人的待遇──受到毫无人道的心理迫害，司法部门以体罚迫使他们认罪。四人是在严重超期拘押之后才被宣判的，严重违背中国刑事诉讼法；2003年5月28日庭审中，四人被带入法庭后，徐伟即向法庭抗议北京市国安局对他的毒打虐待。用电警棍捅他的阴部及太阳穴。徐伟要求法庭依法对此进行调查。当法官和法警企图制止徐伟时，徐伟高喊“我死也不回看守所”，一头撞向法官席的桌子，当场倒地，被五、六个警察抬出法庭。他们呐喊的权利也被剥夺了。审判长匆匆宣读判决书。徐伟、靳海科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杨子立、张宏海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四人的亲属都看到这震撼的一幕。名为公开审判，开庭前亲属未被允许旁听，在律师努力下才进入法庭。最费解的是，案件到了高法，高法法庭阻止证人到庭推翻以前因安全局在办案过程中对证人威逼利诱所写的证词，但有书证递交法庭。媒体未被允许当庭录相采访，全国所有媒体严禁报导。他们四个为社会做的有益事情，连同名字都被封杀掉。制度和社会的荒唐，却要转嫁给无辜的人来承担。

【访谈手记】

四君子都出生在1970年代，不像50、60年代的人那样遭受社会震荡的侵害，可以说，在2001年前，他们的人生都是一帆风顺的。在同时代的大多数人结束高等学业，逃离共产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智慧”的生存时，他们却勇敢地标榜自己的“新青年”姿态，清醒得让同龄人视为异端。一个人人关心政治的国度是不正常的，那么，没有人关心政治的国度，要么是高压恐怖，人们没有言论自由，并且将因言论治罪；要么是一个开放文明的社会，人们不会因为发表言论被投进监狱。四君子言行按照现行宪法规定，并没有超越35条言论、结社自由的范畴。他们是无罪的“罪人”，合法的“囚徒”。弊端在制度，罪在执法者。

伤痛不仅覆盖着四君子的身体和心灵，更缠绕着亲人的每个白天与黑夜。他们的伤痕、眼泪和白发共同见证着专制者的耻辱和卑劣。社会责任感、悲悯情怀、人道关怀构成他们思想的底色，他们思考的深度触及中国社会的许多方面：自费下乡考察“三农”问题，帮助城市弱势人群，为农民工学校担任义务教师，在互联网撰文呼吁人们关注社会问题。不能不承认他们思想的早熟。他们的价值观是普世的，但与寻常人普遍的急功近利、投机取巧相比较，他们又显得很不入世。他们的精神资源来自哪里？恐怕跟他们成长于社会底层，后来进入城市上大学、工作，城乡巨大差别的体验，投影在他们的身份、心理、情感方面，一只脚踩着城市的繁华，另一只脚陷在贫弱的乡村，他们以两种身份跨越在制度造成的城乡壁垒，没有人比他们更清楚自己最需要什么。他们都是社会精英，学有专长，如果他们象大多数人一样只为自己和家庭活着，肯定会丰衣足食，过体面的生活。然而，他们没有选择走这条道，他们身体力行追求社会公正、法治、人权，这正是他们超越同龄人的地方，显出弥足珍贵的品质。

春天来了，四君子、家属、许多人都感受不到阳光的温暖；人权写进了宪法，实实在在的权利距离人们还有多远？四君子代替大多数苟活的人承担了原罪和苦难，这本该不由他们用2、3000个囚禁的日子来换取。

他们关在监仓3年，无书可读，请朋友们给他们写信、寄明信片！既然囚粮填不饱他们的肚子，那就让他们葆有精神活力，同时也请打电话给亲属以慰籍。捐款可具体跟每个家属联系。

呼吁给予四君子人道待遇！！

【四君子简介】

杨子立，1971年出生于河北省邯郸大名县农村。1993年毕业于西安交大工程力学系；1998年7月毕业于北京大学力学系获硕士学位。在北大其间，组织成立北大时事社，任副社长。1998年8月至2000年4月，在中国计算机软件开发总公司从事计算机软件开发工作。2000年7月创办软件开发公司，并创办《羊子的思想家园》（http://zi lib.126.com）网站。2000年8月，杨子立加入“新青年学会”。
其妻路坤联系电话：13051396954（北京）
杨子立狱所通信处：北京市大兴区1290─1信箱，邮编102609，（2004年5月30日前有效，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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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宏海，1973年出生于浙江省缙云县农村。2000年7月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毕业后在北京电视台工作。2001准备考研。2001年3月13日，张宏海被北京市国家安全局秘密拘捕，4月20日被北京市国家安全局以涉嫌犯颠覆国家政权罪逮捕。
家庭联系电话：0578-3133607 张瑞庆
张宏海狱所通信处：北京市大兴区1290─6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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靳海科，1977年出生于河南省邬陵县农村。1995年入读北京的中国地质大学信息工程学院应用地球物理专业。在校任“青年论坛”协会会长和《校风》主编。1999年毕业后，到北京市地质勘察技术院工作。自靳海科2001年3月13日“失踪”后□其家人四处打听寻找，直到4月25日才接到国家安全局的逮捕通知书，获知靳海科的下落。靳海科被捕后被开除公职。
家庭联系电话：0374-7688496 靳建国
靳海科狱所通信处：北京市大兴区1290─4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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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伟，1974年出生于山东省烟台市。1999年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硕士毕业。捕前系《消费日报》记者、编辑。2000年5月，徐伟和靳海科、张宏海等人成立“新青年学会”，在一起讨论各种社会问题。他们多次到农村进行考察，免费培训北京的民工子弟学校教师，义务教书、捐献教学用品。他们经常利用互联网发表文章。他被捕后被开除中共党籍和报社公职。
家庭联系电话：0535-7074268 徐连胜
徐伟狱所通信处：北京市大兴区1290─1信箱

(4/27/2004)

──转自《观察》(http://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