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6月2日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报导) 六四事件已经过去十五年了。这十五年来，六四事件中死难者的家属是怎样渡过这漫长的岁月，在被孤立和排斥，被跟踪和监视，被打击和关押中，奋力抗争的呢？记者在“六四”十五周年前夕采访了一些多年来致力于为亲属讨回公道的“天安门母亲群体”的成员。 常言说，人生最大的悲剧和痛苦莫过于少年丧父，中年丧偶，晚年丧子。这凄惨的命运悲剧，因十五年前六四那场大屠杀，降落在一个又一个曾经是那么快乐幸福美满的家庭。一夜间，父亲或母亲不在了，儿子或女儿失去了，家庭破碎了。
*杨燕声留下1岁幼子*
31岁的杨燕声6月4号在北京正义路口抢救伤员时腹部中“炸子”遇难，留下爱妻黄金平和1岁零8个月的儿子。丈夫出事后，黄金平哭得死去活来，久久不能相信和接受这一残酷的现实。曾几次尝试着放弃生活，随丈夫而去。黄金平说，长期以来她心理上，精神上，一直承受这一苦闷和压抑。但是，想到只有一岁多的孩子已经失去了父爱，不能让孩子再失去母爱。
她说：“我这15年确实是，中国最大的惨案夺去了我的一切。为了孩子我还要挣扎着活着。为了生存，我出去骑车把腿摔成了三节，特别惨，这还无缘无故地被抓。活着对于我来说是挣扎着，这么多年，一直就在这种跌宕起伏。”
*刘锦华家破人亡*
1989年6月3号遇难的刘锦华只有33岁。那天刘景华跟丈夫冯友祥到孩子姑姑家去取药，走到木樨地被追赶市民的军人射杀，额头中弹遇难，冯友祥腿部受伤。冯友祥说，他的生活一直非常苦闷，难以诉说：“我爱人受枪伤死了，从此以后我的家庭等于是说破灭了。这15年来，我的生活也是比较艰辛的。社会变迁很大，给我造成很多生活上，家庭教育方面的困难，都很难启齿，都没有办法说。”冯友祥在妻子刘景华遇难后，在原外贸单位 的工作也因此受到牵连，无法呆下去，于92年辞了工作。他说，这些年来，尽管他并不认为时间应停留在过去，但他一直尚未再婚，而且迫于生活的压力，四处奔波。他一直觉得愧对于儿子的教育和成长。
*王建平留下八月大双胞胎*
北京煤气公司的司机、26岁的王建平1989年6月3号在北京西单路口左胸中弹。王建平的母亲袁淑敏说，听到儿子遇难的噩耗，他们全家悲痛万分。可怜可气的是当时两个只有8个月大的双胞胎女儿、王青和王晨在还来不及叫一声“爸爸”时，就永远失去了慈爱的父亲。袁淑敏说，王建平的遗孀在苦苦地把两个双胞胎女儿拉扯到上小学二年级时，在生活中找到了新的归宿。为了让守寡8年的儿媳有个全新的生活，她靠微不足道的退休金承担起抚养双胞胎孙女的工作。她说，她们住的私房按国家规定必须要搬出去，但国家给她的补偿只有十几万，这在北京根本买不到够他们一家7口人的住房。她说：“我这十五年当中是这么坷坷绊绊地一天天煎熬着过来的。这么多年来我受的折磨太大了。我这两个小孩真却却实实是无辜的。现在跟着我们享受不到那种双方父母，独生子女的享受。我这两个小孩真是比别人相差天地了，太远了。”
*清华袁力壮志未酬*
今年已经是耄耋之年的袁可志老先生，提起当年在清华大学自动化所从事尖端科学研究工作、已经被美国一所大学录取等候签证要赴美深造的儿子袁力时，仍悲愤伤感万分。袁可志说，虽说他久经风霜，还算能抗得住，但他老伴、袁力的母亲李雪文却受不了打击，住进了医院。
“我儿子遇难以后，袁力的母亲一直是心脏病犯的很厉害，每年差不多要住院。以后，慢慢慢慢我们跟六四难属有了联系以后，相互支持，袁力母亲的心脏病才比以前好一点。”
*轧爱国母亲：六四后我们家破人亡*
22岁的轧爱国6月3号晚上在跟同事去北京公主坟的途中头部中弹遇难。轧爱国的母亲张振霞说，儿子遇难后，她无时无刻不在想念他，唯有在梦境中跟儿子相见才得到一些安慰。“霹雷一声响，我们家就家破人亡。儿子没有，咱怎么不心疼啊。在十五年当中，天天想儿子，没有过过一个快乐的节日。十五年前，我们是个快乐的家庭，很幸福的家庭。自从六四以后，我们家就等于家破人亡。儿子是自己养的，能不心疼吗。天天想起来，只有在梦中睡着了我能在梦中跟他相会，就盼着夜境来临，只能是这样，这么过来的。”张振霞说，从那时起，轧爱国的父亲得了心脏病，她自己也从此患上神经性血压高，每天必须服用降压药。她说，她们难属忍受的苦无处说，无处讲，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张瑾母亲：不理解共产党屠杀学生*
在六四事件中为数不多的女性遇难者当中，19岁的张瑾是其中之一。这位国贸中心培训班的学员6月3号在民族宫东侧的胡同里被戒严部队的机枪打中头部遇难。张瑾的母亲马雪琴说，孝敬、懂事、勤快的二女儿张瑾遇难的噩耗传来，她心痛如刀绞，无法接受，瘫在床上。“当时还觉得接受不了呢，后来感觉到就不行了，身体支持不住了，瘫在炕上了，起不来了。成天眼泪不断。经常做梦，身体已经倒下了。不理解共产党屠杀百姓，手无寸铁的爱国学生，他们这样对待爱国学生，太不公道了，太侵犯人权了。”
张瑾的母亲马雪琴说，女儿遇难后，她悲痛万分，精神受到巨大打击，无法继续上班，心脏病，血压高等病接踵而来。她说，前几年老伴又得了直肠癌，虽说做了手术，却落下后遗症，现在老伴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了，很难熬到女儿的冤死得到伸张的那一天。
*王楠母亲：孩子遇难后尽做恶梦*
六四事件中另一个高中生王楠在南长安街南口头部中弹遇难时才19岁。王楠的母亲张先玲说，
“这中间所经历的精神折磨，那是没法用言语来形容的了。我的身体从那以后就不好了。我的神经受到很大刺激，我的头发在两个礼拜之内就都白了。从89年到现在，可以说，没有一天我可以很安稳地睡觉，而且睡觉从来没有做过一个很好的梦，都是些恶梦。”
*吴国峰父亲：天天以泪洗面*
在遇难的大学生当中，来自四川的22岁人大三年级学生吴国峰就是其中之一。吴国峰生前曾参加天安门的绝食行动，遇难时身体多处有枪伤。吴国峰的父亲吴定富说，“刚刚知道吴国峰遇难以后，他的母亲当时就气昏在地下。我们当时也痛不欲生。从北京回来以后，我由于气愤，得了一个中半身麻木的病。15年来，基本上每天，每到六四期间，都在痛苦当中，泪水当中度过的。”吴定富说，儿子吴国峰遇难，原本身体很好的爷爷得了半身瘫痪，奶奶气成脑痴呆，于2001年和2002年相继去世，另外一个儿子也因家庭负担过重，积劳成疾在前两年去世。而他本人前年罹患肾脏癌，因家里经济状况不好，一直拖到去年才做手术。
*孙辉父亲：儿子被杀全家难活*
来自宁夏的孙辉是北大化学系88级大学生，这个宁夏石咀山市四十年才出了一个考上北大的大学生6月4号在西单被射杀，横尸街头。孙辉的父亲孙承康说，“听到他死了以后，简直象没法活那样。他奶奶一着急，过了不长时间就死了。他妈因为这件事的打击，一厥不振，闹了个心脏病。直到现在越来越老了，越来越严重了。我呢当时一着急上火，牙也掉了，头发也掉了。”
*叶伟航父子先后遭殃*
另外一位遇难的高中生是北京57中高三学生叶伟航。叶伟航头部、胸部和臂部三处中弹，遇难的时候仅19岁。叶伟航的母亲尹敏说，在她父亲蒙冤入狱20载被平反后，家境刚开始好转时，就发生了儿子惨遭杀害的事情。“对我们打击就非常大了。因为太突然。这么一个大小伙子刹那间就从人间没有了。前几年确实，很难过很难过，那日子简直就有点不想活的感觉。”
*丁子霖要向政府讨回公道*
还有一位遇难的高中生是人大附中的高二学生蒋捷连。蒋捷连6月3号夜间在木樨地附近胸部中弹遇难。蒋捷连的母亲丁子霖承受不了小儿子被戒严部队军人的射杀，精神崩溃，健康被毁。丁子霖这位失去爱子的母亲，忍着悲痛说：“在六四大屠杀以后，我们这些失去子女的，失去丈夫的，失去妻子的人，我们曾经相当一段时间，哭泣过，哀嚎过。我们几乎都曾经在生与死之间徘徊。”
象丁子霖、张先玲、黄金平、尹敏、吴定富这样的六四难属还有很多很多。他们当中一些人在承受失去亲人后的悲伤和痛苦的同时，还要面对当局的跟踪，监视，刁难，甚至非法关押和监禁。六四难属们在人大教授丁子霖创立的“天安门母亲群体”的相互帮助，相互支持下，在“说出真相，寻求正义”的信念下，多年来一直在为六四遇难者讨回公道，为六四“正名”而不懈地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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