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6月28日讯】马克思在中国是一个有影响力的大人物，他敢于向当局挑战为民请命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但他研究问题的方法和结论是可以批判的。在我看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并非科学。
1.立场不科学。社会科学研究问题应该不偏不倚、客观公正，不能仅为某一个阶级服务。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仅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为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的利益服务，忽视了资产阶级本身的合理利益，因而不可能是科学的。
2.社会规律不同于自然规律。马克思把社会规律等同于自然规律，认为社会规律也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的必然规律，好似古代社会的所说的“天意”。共产党大谈“铁的规律”，把社会科学导向了神学。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一度成了代表规律代表真理的神，“四项基本原则”成了不可怀疑、不可批判的“圣旨”，成了当代神学。
3.研究方法不科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是辩证法，严重忽视了形式逻辑和公理体系的方法。不以形式逻辑和公理体系为基础的辩证法是科学方法的反动和倒退，研究方法的不科学表现为：
第一，不下定义。“马克思主义叫我们看问题不要从抽像的定义出发，而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53页]。马克思主义者从具体的客观事实出发研究问题即使能归纳出一些道理，也不具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适性。如果对概念没个界定，讨论问题就会沦为诡辩。譬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就没给使用价值、价值等概念下定义。马克思说：“一切劳动，从一方面看，是人类劳动力在生理学意义上的耗费；作为相同的或抽像的人类劳动，它形成商品的价值。”马克思的信徒们解释到：生理学意义上支出的劳动必须采取相同的社会平均形式即抽像劳动才形成价值[复旦大学张熏华、洪远鹏《资本论难句试解》]，他们断言：农民自产自消的粮食没有价值，向领主交纳的贡粮没有价值，但余下的粮食拿到市场上买卖就有了价值，共产主义社会的粮食更没有价值。请问：，中世纪的农民的劳动怎么时而有平均形式时而又没有呢？共产主义的劳动没有平均形式吗？可见，马克思主义的价值是一个诡辩符号。一会儿是劳动创造价值，一会儿只有交换[的产品]才有价值，两种说法自相矛盾、令人啼笑皆非。
第二，不从原始概念出发。马克思主义者把从原始概念出发的公理体系法称为唯心主义的方法。按公理体系的要求，原始概念是构造一门学科的最基本的概念，它不能定义，只能大致解说，被称为元概念，用它可定义其他概念。从历史主义的视角看，原始概念反映的事物正是复合概念反映的事物的起点，可见公理体系法与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是一致的。马克思说：商品是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这样一来，产品就成了定义商品的原始概念。马克思未从原始概念产品出发却从复合概念商品出发来研究经济学，违反了公理体系法的要求，把经济学引向了邪路。
第三，循环定义。马克思主义的信徒们弄了一点形式逻辑，他们用“使用价值与价值的统一”来定义商品，又用商品来给价值下定义，陷入了绕圈子的循环定义[详见北京大学编写的《大众政治经济学》]。只有用公理体系法才可消除循环定义。
第四，属性概念与实体概念的混淆。马克思说价值是一种关系，关系是属性；又说价值是结晶，结晶却是实体。这样，实体与属性就混为一谈了。马克思说资本不是物是社会关系，可是人们投入的资本总是一定的实体啊。马克思把实体概念与属性概念弄成了一锅稀粥。
第五，过程与结果的混淆。马克思尚能区分过程与结果，可马克思主义的信徒们把过程与结果也混淆了。南开大学的谷书堂在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第6期上说：“把劳动定义为：生产一定的使用价值所支出的劳动量=劳动时间乘以劳动生产率”，而劳动生产率=产品除以劳动时间，这样一代入换算得，劳动量=产品。劳动量、劳动、产品三个概念都被谷先生弄成了同义词，结果就是劳动=劳动产品了，从而混淆了过程与结果。
第六，矛盾分析法充满了矛盾。马克思主义者喜欢把简单复杂化，以达到唬人的目的。马克思用矛盾分析法把商品复杂化，什么“使用价值与价值的矛盾”、“具体劳动与抽像劳动的矛盾”、“社会劳动与私人劳动的矛盾”等等。马克思强调矛盾激化的一面，忽视了矛盾消减的一面，从而陷入了“斗、斗、斗”的泥潭。马克思认为使用价值是永恒的范畴，价值是历史的暂时的范畴，这样使用价值与价值就无法对立统一了。同样，具体劳动与抽像劳动的矛盾也不成立，因为劳动这一概念本身就是对千差万别的具体劳动的抽像，在“劳动”面前再加一“抽像”，实在是又臭又脏的裹脚布。
第七，辱骂与恐吓不是学术论战的方法。马克思把不赞成古典劳动价值论的学派贬之为“庸俗经济学”，马克思主义者把诺贝尔奖的得主保罗.萨缪尔逊斥为资产阶级的无耻辩护士。其实，这些马克思主义者自己成了最高当局的无耻辩护士，他们时而批“唯生产力论”，时而论证“经济建设为中心”；时而反潮流，时而呼稳定，真是千变万化不离对权力的吹捧与依附。他们不理解西方学者的独立性，反而提出了经济学随统治阶级由上升阶段转为下降阶段而兴衰的学术依附论，从而达到打倒当代西方经济学的目的。中共对独立学者的打压与160年前的资本主义英国允许马克思宣传反资本主义的理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4.研究目的与研究对象的偏狭。马克思研究经济学的目的在于论证阶级斗争与共产主义的正确。马克思说按劳分配是资产阶级的法权，是形式的平等掩盖了事实的不平等，因此，共产主义要按需分配做到事实上平等。马克思对乌托邦的关注导致了他把经济学的研究对像仅限制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忽视了经济过程中人与物的关系和物与物的关系，从而暴露了马克思主义的狭隘。
西方从亚当.斯密以来国民财富及效率一直是经济学研究的重点对象，可以说是生产力经济学。马克思撇开了生产力来研究生产关系、撇开了使用价值来研究价值，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成了生产关系经济学。用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关系经济学批判资产阶级的生产力经济学，是与风车搏斗，徒增笑耳。用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发展生产力只会南辕北辙招致社会主义的大失败。
5.生产资料公有制并非客观规律。第一，马克思用“否定之否定”的辩证法来论证公有制的必然性是不科学的。恩格斯用“麦粒——麦苗——麦粒”来证明“否定之否定”规律的成立是错误的。从麦粒到麦苗，是一粒麦子的两个阶段，其基因并未变化，谈不上本质上的否定；而新麦粒是新生命的开始，基因已发生了变化，是对上一代生命的否定。对于生命来说，有一次否定就够了，焉用两次？苏联1950年代曾批判基因论是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说明了马克思主义早已堕落成了科学的敌人。
第二，劳动价值论推不出生产资料的公有制。马克思认为劳动创造价值与财富，也只能得出生产资料属于个人所有，怎能得出公有制的结论？
第三，生产资料公有制是人类的返祖现象。土地先于人类而存在，在地广人稀的原始社会，无所谓所有制，有力者该可占地。人类进入原始部落时期，存在过土地部落公有制，这是人类早期的现象。中共坚持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可说是人类返祖现象，就像说毛泽东是红太阳是重返原始人的太阳崇拜一样。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带来的三年大饥荒饿死四千多万人，证明公有制是原始的低效率的制度；北朝鲜搞公有制到现在还是没有饭吃，更证明了公有制的低效、原始与落后。
第四，“生产资料私有制是剥削制度、是万恶之源”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为夺取政权而制造的谬论，其目的是挑起人们内斗，以便乱中夺权。马克思误把财产私有制当成了万恶之源，真正的万恶之源是权力的私有化[或小集团化]。权力的私有化是中国贫困、动乱、愚昧的根源。马克思主义者不批判权力私有制而搞生产资料公有制，导致了生产资料的一党化垄断和极度腐败。资本主义私有制有利于人们进取精神的发挥，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与剩余价值论都是错误的理论，消灭私有制普及公有制更是错误，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第五，“生产资料公有制消灭剥削”是痴人说梦似的神话。商品是要经过协商对话的产品，正是协商对话导致了自由平等的民主人权社会的到来。如果价值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只要计划部门精确计算就行了，结果导致了计划经济对人的奴役。马克思的“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生产关系决定社会关系进而决定人的本质，无非是说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公或私]决定了[生产关系、社会关系及]人的本质，公有制下的劳动者只能“一心为公”为集体的利益牺牲个人利益。公有制不仅导致了基本人权的丧失和权力者的欺骗性的剥削，而且导致了道德的沦丧和文化的堕落，造成了全面的倒退与复辟。
今天的中国，已不是一家一姓之中国，也不是一党一派之中国，而是人民当家作主之中国。人民当家作主，却不享有周期性地自由选择公仆、自由选择执政党之权力，岂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吗？只有人民自由选择才能找到中国的出路。经济学应是选择之学，不是天命神学。
（1994年10月定稿，2004年6月19日文字修正，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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