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8月4日讯】今年中国知识界发生了两件事，先是北京大学新闻系副教授焦国标在网上发表《讨伐中宣部》一文，接着是《中国青年报》名记者卢跃刚发表《致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赵勇的公开信》。这两件事针对的目标是一致的，都是反对近年来中国政府日益加强的媒体控制。
专制政权必选择愚民政策
所有的专制国家都毫无例外地选择愚民政策，因为无知的人民容易被专制者玩弄于股掌之上。而愚民政策一般都包含两个重要内容：一是通过教育对民众灌输中共的意识形态，包括经过美化的中共历史与“爱党”“爱领袖”教育；二是控制媒体，美化现实与政府，掩盖社会阴暗面。用中国政府的行话来说，叫做“多做正面报道，少做或者不做负面报道”。在专制统治下，操纵舆论就能操纵人的思维和行动。
前苏联从列宁到史达林，一直都将媒体当作宣传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机器。苏共的这一统治经验，尽管被民主世界视为邪恶之至的“洗脑”，却被中国政府全盘照搬，且“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简言之，在八十年代以前，中国的新闻媒体控制主要依靠意识形态控制，到“文化大革命”时期，因“思想罪”迫害人的惨剧更是越演越烈。在毛泽东时代两度担任过中共中央宣传部长的陆定一，因其在“文化大革命”中备受折磨，曾在晚年反省说：“我当了十多年的中宣部部长，只干了一件事：整人。整完了这一批，再整另一批。”在中共官方的宣传里，“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与“新闻自由”一直被贬称为“资产阶级的腐朽文化价值观”，这种影响至今犹存，只是不再在官方媒体上公开出现而已。但每逢整肃思想异端时，这套老调还是免不了重弹，尤其是官方会议传达中央精神时，这套说词总要出现。
政治问题非政治化处理
从九十年代开始，中国政府控制新闻主要依赖于更精巧的技术控制，其手法比当年的苏共做得更隐蔽、更巧妙，也更成功，且不容易被国际社会觉察。比如将对新闻媒体的控制管理用法律、法规及法规性政府文件的形式“制度化”，故意模糊这种法律本身就是“恶法”，却给国际社会造成所谓“依法办事”的错觉。中宣部在发布各种禁载通知时，也不再像“六四”以前那样公开下达文件，而是通过电话通知、内部会议等形式。这些会议公布的内容不许记录，不许录音，不许外传。其目的很清楚，“防止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猎名”（猎取名誉）。
江泽民统治后期，更是确立了一条“政治问题非政治化处理”的原则，对所有“政治思想罪犯”与“良心罪犯”，不是罗织贪污腐败及各种刑事犯罪罪名，就是用所谓“危害国家安全罪”、“泄露国家机密罪”及“阴谋颠覆政府罪”等入人以罪，使“思想罪犯”与“政治罪犯”连争取社会同情的可能都彻底丧失。
混合部分真相的谎言
在有关政治的社会新闻报道方面，则采用“搅浑水”的方式，向公众公开发布一些“混合著部分事实真相的谎言”。这种混杂着部分真相的宣传，确实比完全的谎话更能迷惑人。在严厉控制对政治问题发表意见的同时，政府开放了社会生活领域。在性、吃喝玩乐、休闲等所有与政治无关的领域，现在的中国比所有西方国家更为开放。通过这种“引导”，中国社会已经高度商业化与庸俗化。大多数中国媒体完全跟着时尚走，少数有社会责任感的媒体只能在政治高压下艰难求生，且面临随时被取缔之险。这种商业化与庸俗化使中国人对政治的热情逐渐衰退，对金钱的追逐则渐渐成为人们生活的主要目标。
监控公民行动的“金盾工程”
人们曾经对互联网促进新闻自由方面寄予很高期望，但中国政府在监控互联网方面的进展，却比中国人学习使用互联网的速度更快。从开始建立世界上最庞大的“防火墙”（fire wall），到耗钜资建立旨在全面监控公民行动的“金盾工程”，中国政府只花费了短短几年时间。近年来国家安全局特务系统公开监管互联网，并随时逮捕一些国安部门认为散布“危害国家安全”言论的人。在互联网引入中国之前，中国控制新闻还主要局限于平面媒体（纸质媒体），这种控制对人权的伤害还不易为外界所感知。但互联网进入中国之后，中共政府对媒体与舆论的控制就不得不从“黑箱操作”进入半公开化状态。
主导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认知
因为中国实行严格的新闻管制，人们只能听到一种声音，这就使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认知被中国当局主导而不自知。中国政府在媒体上营造的“中国”，与生活于农村地区及中小城市的中国人感知到的中国差距相当大，而国际社会了解到的中国，其实就是中国政府在媒体上刻意营造的“繁荣中国”。不少学者、商人，以及其他想了解中国的人士，都被中国政府公布的统计资料与它发布的社会状况，被它每年都无数次夸耀的“一枝独秀的经济增长”与“GDP神话”所激动。
这种将人民当作“动物”畜养的方式，早就应该让思维健全者感到羞辱。焦国标与卢跃刚这种反抗，应该得到更多的知识份子支援。只有知识份子的精神不被阉割，各阶层人群能够自由表达意见时，中国社会才能称得上健康发展，中国人民才有希望养成健全人格。
《争鸣》杂志2004年8月号(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