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月21日讯】郭罗基先生把RIGH翻译成”利权”，我想这大约是为译成”权利”,易在语音上和”权力”(POWER)相混。不管这种翻译是否合适，但其避免语音相混的努力却是值得肯定的。因此，虽然本文仍用约定俗成的”权利”，但在标题上却用了郭先生的”利权”。
当我看郭先生的文章时，我正在写一篇短文《我的理念》。
文中说：”人权是人作为人的基本权利。人权原则也是把人当作人(而不是当作物)来对待的基本原则。它们是人类最普遍的共同准则，没有国界、不分种族。而自由是人权的核心，是最基本的人权。把人权说成主要是生存权，就把人贬低为被保护动物。人类的最低目标是生存，最高目标是获得最充分的自由。自由化，化得越彻底越好。反自由化就是反全人类，尤其是反对人类的未来。
自由，包括人类生活的一切方面。自由化的发展程度，对人类生活的一切方面都有决定作用。一个人，没有自由、捆住手脚、封住嘴巴，那他什么事情也做不成。如果再把他的鼻孔封住，没有呼吸自由，他甚至活不了几分钟。因此，自由对于人，像空气一样重要。大陆改革开放，它的本质，就是人的解放，也就是自由。经济上一有自由，立刻就改变了大陆人民失去经济自由以后产生的经济长期停滞状态。
有学术自由、艺术自由、文化自由、思想自由、政治自由，才有学术、艺术、文化、思想、政治的发展。自由是人类一切生活的基础。而民主，属于政治及管理范畴，它比自由的范围要窄。它是自由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自由也是民主的基础，没有自由，尤其是没有政治自由，就没有民主；没有自由的民主，是假民主。因此，自由和人权，是民主的目的；而民主，是保护自由和人权的手段。
“民主，本质上是一种多数原则，即多数决定原则。它必须服从人权和自由原则，以及反映人权和自由的法制原则。其中包括保护少数的原则，即少数原则。民主，即多数原则，必须辅之以少数原则，使它不能成为多数人的暴政。”
上面这两段文字，是我许多年来一再在许多文章中重复的常识。从这两段文字中可以看到，人权，包括自由，是一种权利，人权运动，是一种争权利的运动。而民主，属于政治和管理，它恰恰属于权力范畴，民主运动，恰恰是一种为人民，为多数人争权力的运动。因此，郭先生在文章中说：”革命运动是夺取权力，民主运动是争取利权”，这是何等的荒谬和混乱！
中国民主运动集人权运动(自由运动)和民主运动为一体。民主运动和人权运动密不可分，彻底的人权运动必定要求实现民主；而民主运动，又必须以争取人权，尤其是争取政治权利、民主权利为前提。但郭先生既然说的是民主运动，那么，它的本质，只能如”民主”概念的本义所表示的那样，是争取人民的统治，多数人统治，也就是人民的权力，多数人的权力。并且这种权力不是一般的权力，而是强大的统治的权力。像抛开”革命”的本义一样，抛开”民主”的本义，没有根据地生造出自以为是的别的含义，把根本不同的概念混淆起来，这决不是严肃的科学的态度。
由于郭先生不懂人权、自由、民主、权利、权力及其它许多普通概念，因此不得不把大量东西搅得一团乱麻，为了解开这团乱麻，我们将不得不写文章逐步解释许多常识问题，今天是其中的一篇。
一九九八年六月二十四日
怎样总结历史教训？──三评郭罗基先生的长文
历史是向前发展的，可是，有一些人在总结历史教训时，却总是习惯于这样的格式：如果不向前走，就不会产生这样的问题：如果步子走小一点，就不会产生这样的问题；如果中途后退，就不会产生这样的问题。他们的注意力，不是放在历史的大局，而是斤斤计较于一些似是而非的小问题和细节上。他们把自己谨小慎微的怯懦行为，说成是”改良”，其实真正的改良，如中国民运改良派推崇的日本的改良，决不是这样怯懦的行为。
对辛亥革命和六四教训的总结，就是这样的典型。他们把军阀混战及国共两党一党专制的过错，强加到辛亥革命头上，说没有辛亥革命，就不会有军阀的混战，不会有一党专制。他们把中共大屠杀及其倒行逆施的责任，强加到八九民运头上；如果没有八九民运，改革开放就会顺利进行，就不会有六四屠杀，就不会有赵紫阳下台及六四后的大倒退。如果八九民运中途后退，”见好就收”，也就不会有流血牺牲，八九民运就取得胜利。
他们对历史教训的总结，都是逆向的，与真正的历史教训相反的，把头脑中空想的东西，当成事实。实际上，没有各种革命及人民运动的压力，反动统治者决不会自动前进。老百姓中途后退，反对统治者也决不会良心发现，停止镇压。即使以改良派一再推崇的日本来说，日本的改良，恰恰是完全反对中国民运改良派理论的。
日本是用武力和战争来推动改良的。其间打过好几次仗，如果像中国民运改良派那样，反对一切暴力，反对夺取权力，那么，就根本不会有日本的改良。因此，日本的改良，其实远超过中国民运革命派主张的”革命”。日本的改良也确实被一些人称为革命。因此，改良派如果能仔细研究一下日本的历史，本应该比反对中国民运革命派更激烈地去反对日本的改良派。
可惜他们不去研究，更不去认真了解日本改良使用暴力和战争的历史，而是一见”改良”两字，就欣喜若狂，盲目赞扬。连称赞日本的改良，恰恰是否定他们自己理论这一点，也不知道。日本之所以取得进步的另一个重大原因，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世界盟军的武装力量，以暴力粉粹日本军国主义的专制统治，为日本带去了西方民主。日本的进步，是改良时的战争和二次大战的战争两种战争共同作用的结果。
再回到辛亥革命和六四，它们真正的，主要的教训是什么呢？辛亥革命的教训，恰恰是被改良派大加赞扬的换剧本，不换演员。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当时辛亥革命的一些重要人物，盲目地认为，只要换了剧本，改了法律，制度，演员(老的官僚)不换也不紧。因此，他们拱手将权力让给了袁世凯，结果造成了袁世凯窃国和长期的军阀混战。
当时，孙中山先生有所警惕，并不愿意妥协，但他到南京夫子庙演说，是战是和，听取民众意见，而南京民风懦弱，台下异口同声地喊”和”，孙中山先生只好遵从民意。结果这个怯弱的”和”，让中国人民在以后的年月，大吃苦头。那些以为有了民国约法，大功告成，天真地主张换剧本，不换演员的改良派及具有改良思想的革命党人，对孙中山先生施加压力，要他将政权交给袁世凯，最后的结果，这些人，除了像改良派头子康有为那样，对袁世凯奉承拍马，支持袁世凯当皇帝的几个败类外，当然都是大吃袁世凯的苦头。准备在议会民主中大显身手的宋教仁等被袁世凯暗杀，章太炎等被袁世凯关押，等等。
本来，革命军打下南京，孙中山接任临时大总统，虽然军队人数不及满清皇朝，但士气高涨，思想及战术先进，战斗力颇强，军事形势并不差，再加全国老百姓支持，按世界上革命军以民主推翻专制时越战越强的规律，胜利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因此，辛亥革命事实上是被妥协和改良思想葬送的。为了避免一次打仗，换来的却是辛亥革命的失败，和接连不断的长期混战。至于国民党和共产党的一党专制，那是以俄为师，搬来苏联一党专制的政治制度造成的，与辛亥革命无关。
此外，辛亥革命还有一大教训，这就是改良派的顽固人物，可能成为统治者的鹰犬。辛亥革命中，一些改良派人物，向清政府告密，带清军抓革命党人。以及改良派头子康有为成为袁世凯称帝的爪牙，都是例子。历史很可能会重演。
讲到六四，我当时在监狱，看到八九民运不仅没有反对中共一党专制，而是打出拥护共产党领导，拥护四项基本原则的标语，更没有推翻共产党，结束一党专制，建立民主政治的目标，(相反地，对方，中共，邓小平和李鹏等却是毫不妥协，)就知道八九民运必败无疑。
因此，当我妻子五月初探监时，转告北京朋友传给我的话，说中共准备镇压，要我在狱中千万小心。我就把我的这个结论告诉她，要她转告外面朋友。许多在监狱外面的老民运朋友，之所以不得不与八九民运保持适当距离，原因也正是看到了八九民运这种幼稚性，软弱性，及它们必然会导致失败这种结果。而一些老民运朋友，如湖南张京生等几个朋友，看到了这种结果，仍然勇敢地介入。他们是为了利用当时有利形势，尽最大努力推进中国民主运动，但他们的意见不为当时的学生所接受。
后来，湖南几个朋友在天安门涂污毛泽东象，在北京被学生扭送公安机关，判长刑。因此，八九民运如果有什么教训的话，首先也就在于它的这种幼稚性。其次，是当时的赵紫阳先生及部分知识”精英”的软弱怯懦。没有这种软弱怯懦，六四的结局也不会是这个样子。例如赵紫阳像叶利钦一样，挺身而出，跑到街上挡坦克，宣布李鹏戒严为非法，号召全国军队和人民听从自己的命令，那麽，情况就会是另一个样子。这是中苏之间的鲜明对照，改良派却从来不敢对比一下，因为这一来就会暴露他们的怯弱及真正的原因之所在。事实上，叶利钦在当时的苏联，并不具有传统合法性，而赵紫阳却具有传统上的几乎完全的合法性。讲究合法性的改良派却根本不敢真正利用合法性。
八九民运的第一个象征行动是跪，跪着请求李鹏接见。改良派反对一切站起来的努力，把这说成是教训。按他们的”教训”，中国民运只能成为永远跪着的软骨头。我们并不反对改良，但改良也要堂堂正正站起来，像日本的改良那样；也要根据实际情况，切实可行，而不是像中国民运的改良派那样，纯粹是自己头脑中的幻想。
一九九八年七月八日
两个公式──四评郭罗基先生的长文
改良派有两个公式：
一，革命＝夺权＝改朝换代＝暴力或战争＝专制。
二，改良＝不夺权＝渐进＝非暴力或和平＝民主。
事实上，这两上公式中的每一个等号，都是不等号。非政治的革命，这些公式不成立，这是人人都清楚的事。只有改良派，甚至不知道存在非政治的革命，如科学革命、技术革命、思想革命、资讯革命、产业革命、工业革命、文学革命等等。除了政治革命，他们不知道非政治的革命，否则，他们也不会有述公式。因为这是除改良派外，人人都容易懂的事；而改良派只要不是偏见迷住眼睛，动一动生銹的头脑，也不难理解。所以这里主要讲政治革命。
即使以政治领域来说，以改良而言，日本的改良，就有夺权，就有暴力，就有战争。同时，也有一定的突变过程。日本的改良、就是以暴力和战争来推动的，其间打过仗。而最后建立的，仍然不是民主，而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法西斯专制统治。日本民主制度的建立，还要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全世界盟军的武装力量，消灭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专制统治，才为日本带来西方的民主。改良派极力推崇日本的改良，事实上，日本的改良，恰恰给中国民运改良派的理论打一记又一记的耳光。例如改良派反对一切突变，一切暴力，一切战争，而日本的改良，这恰恰是重要因素，或者是决定性的因素。日本的改良，也没有建立民主制度，等等。
德国的希特勒，靠非暴力的和平改良上台，最终实现的却是国家社会主义的法西斯专制。菲律宾的马科斯，甚至还靠民主选举上台，上台后逐步实行专制统治。中国的袁世凯，也不是由革命推上台，而是由改良思想指导下的妥协和选举上台的。
人类历史上，产生过许多次改良，其中大多数改良，并不以民主为目的，当然也不会建立民主制度。只有以民主为目的，无论是改良还是革命，才有可能建立民主制度。而革命，主要指的是社会的突变状态，是社会或社会某一方面的全面更新。因此，革命既可能是暴力的，也可能是非暴力的。苏联和东欧的变化，是革命的变化，菲律宾马科斯下台，是人民革命，但这些，大多是非暴力的。并且建立的都是民主制度。而美国、英国等等，也都以流血的或不流血的革命，建立起民主制度(英国的光荣革命，是不流血的暴力革命)。因此，上述两个公式，是完全错误的。
革命和改良的主要区别，不在于其使用的具体手段包括暴力还是非暴力等等，而在于它的总体道路，和变革的彻底性、全面性。具体说来：
一，革命是全面更新，改良是局部更新(改良派说改良的目标是彻底的，革命的目标是模糊的不彻底的，违背历史的基本事实和常识，人人知道的常识他们不知道，很奇怪)。
二，改良、是总体上的渐进道路，但可能包含局部的突变。革命，是总体上的突变道路，但必然包含许多局部的渐变。革命必然包含改良，也决不排斥改良，只有改良派才坚决反对革命。
三，此外，就政治革命说来(其他革命无此持点)，改良，主要是统治者的权利，往往得到最高权力的认可，往往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而革命，却主要是人民的权利，往往得不到最高权力及官方的认可，往往采取自下而上的方式。像中国民运改良派那样，官方无意改良时，却侈谈自己坚持改良，这是很可笑的。因为他们根本没有这个权利和权力，这恰恰只是他们的对立面中共当局的权利。他们连自己处于什么地位，有没有这种权利也不知道，却自以为是，自以为拥有统治者的权力和权利。整个民运的力量很弱小，他们的力量更弱小，却自大狂地把自己和统治者等同起来，自以为可以像统治者一样控制全局，实行改良，这是很荒唐的。
事实上，革命的权利，也主要是全体人民的权利，由全体人民来决定，民运只拥有其中一小部分权利。因此，改良由统治者由中共决定，革命由人民决定。中国究竟走什么道路，由两者共同决定。我们民运，只能根据中国实际情况，因势利导。而决不能像改良派一样，自以为可以自大狂地以空想来决定中国的命运。
一九九八年七月十日(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