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21日訊】郭羅基先生把RIGH翻譯成”利權”，我想這大約是為譯成”權利”,易在語音上和”權力”(POWER)相混。不管這種翻譯是否合適，但其避免語音相混的努力卻是值得肯定的。因此，雖然本文仍用約定俗成的”權利”，但在標題上卻用了郭先生的”利權”。
當我看郭先生的文章時，我正在寫一篇短文《我的理念》。
文中說：”人權是人作為人的基本權利。人權原則也是把人當作人(而不是當作物)來對待的基本原則。它們是人類最普遍的共同準則，沒有國界、不分種族。而自由是人權的核心，是最基本的人權。把人權說成主要是生存權，就把人貶低為被保護動物。人類的最低目標是生存，最高目標是獲得最充分的自由。自由化，化得越徹底越好。反自由化就是反全人類，尤其是反對人類的未來。
自由，包括人類生活的一切方面。自由化的發展程度，對人類生活的一切方面都有決定作用。一個人，沒有自由、捆住手腳、封住嘴巴，那他什麼事情也做不成。如果再把他的鼻孔封住，沒有呼吸自由，他甚至活不了幾分鐘。因此，自由對於人，像空氣一樣重要。大陸改革開放，它的本質，就是人的解放，也就是自由。經濟上一有自由，立刻就改變了大陸人民失去經濟自由以後產生的經濟長期停滯狀態。
有學術自由、藝術自由、文化自由、思想自由、政治自由，才有學術、藝術、文化、思想、政治的發展。自由是人類一切生活的基礎。而民主，屬於政治及管理範疇，它比自由的範圍要窄。它是自由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自由也是民主的基礎，沒有自由，尤其是沒有政治自由，就沒有民主；沒有自由的民主，是假民主。因此，自由和人權，是民主的目的；而民主，是保護自由和人權的手段。
“民主，本質上是一種多數原則，即多數決定原則。它必須服從人權和自由原則，以及反映人權和自由的法制原則。其中包括保護少數的原則，即少數原則。民主，即多數原則，必須輔之以少數原則，使它不能成為多數人的暴政。”
上面這兩段文字，是我許多年來一再在許多文章中重複的常識。從這兩段文字中可以看到，人權，包括自由，是一種權利，人權運動，是一種爭權利的運動。而民主，屬於政治和管理，它恰恰屬於權力範疇，民主運動，恰恰是一種為人民，為多數人爭權力的運動。因此，郭先生在文章中說：”革命運動是奪取權力，民主運動是爭取利權”，這是何等的荒謬和混亂！
中國民主運動集人權運動(自由運動)和民主運動為一體。民主運動和人權運動密不可分，徹底的人權運動必定要求實現民主；而民主運動，又必須以爭取人權，尤其是爭取政治權利、民主權利為前提。但郭先生既然說的是民主運動，那麼，它的本質，只能如”民主”概念的本義所表示的那樣，是爭取人民的統治，多數人統治，也就是人民的權力，多數人的權力。並且這種權力不是一般的權力，而是強大的統治的權力。像拋開”革命”的本義一樣，拋開”民主”的本義，沒有根據地生造出自以為是的別的含義，把根本不同的概念混淆起來，這決不是嚴肅的科學的態度。
由於郭先生不懂人權、自由、民主、權利、權力及其它許多普通概念，因此不得不把大量東西攪得一團亂麻，為了解開這團亂麻，我們將不得不寫文章逐步解釋許多常識問題，今天是其中的一篇。
一九九八年六月二十四日
怎樣總結歷史教訓？──三評郭羅基先生的長文
歷史是向前發展的，可是，有一些人在總結歷史教訓時，卻總是習慣於這樣的格式：如果不向前走，就不會產生這樣的問題：如果步子走小一點，就不會產生這樣的問題；如果中途後退，就不會產生這樣的問題。他們的注意力，不是放在歷史的大局，而是斤斤計較於一些似是而非的小問題和細節上。他們把自己謹小慎微的怯懦行為，說成是”改良”，其實真正的改良，如中國民運改良派推崇的日本的改良，決不是這樣怯懦的行為。
對辛亥革命和六四教訓的總結，就是這樣的典型。他們把軍閥混戰及國共兩黨一黨專制的過錯，強加到辛亥革命頭上，說沒有辛亥革命，就不會有軍閥的混戰，不會有一黨專制。他們把中共大屠殺及其倒行逆施的責任，強加到八九民運頭上；如果沒有八九民運，改革開放就會順利進行，就不會有六四屠殺，就不會有趙紫陽下臺及六四後的大倒退。如果八九民運中途後退，”見好就收”，也就不會有流血犧牲，八九民運就取得勝利。
他們對歷史教訓的總結，都是逆向的，與真正的歷史教訓相反的，把頭腦中空想的東西，當成事實。實際上，沒有各種革命及人民運動的壓力，反動統治者決不會自動前進。老百姓中途後退，反對統治者也決不會良心發現，停止鎮壓。即使以改良派一再推崇的日本來說，日本的改良，恰恰是完全反對中國民運改良派理論的。
日本是用武力和戰爭來推動改良的。其間打過好幾次仗，如果像中國民運改良派那樣，反對一切暴力，反對奪取權力，那麼，就根本不會有日本的改良。因此，日本的改良，其實遠超過中國民運革命派主張的”革命”。日本的改良也確實被一些人稱為革命。因此，改良派如果能仔細研究一下日本的歷史，本應該比反對中國民運革命派更激烈地去反對日本的改良派。
可惜他們不去研究，更不去認真瞭解日本改良使用暴力和戰爭的歷史，而是一見”改良”兩字，就欣喜若狂，盲目讚揚。連稱讚日本的改良，恰恰是否定他們自己理論這一點，也不知道。日本之所以取得進步的另一個重大原因，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世界盟軍的武裝力量，以暴力粉粹日本軍國主義的專制統治，為日本帶去了西方民主。日本的進步，是改良時的戰爭和二次大戰的戰爭兩種戰爭共同作用的結果。
再回到辛亥革命和六四，它們真正的，主要的教訓是什麽呢？辛亥革命的教訓，恰恰是被改良派大加讚揚的換劇本，不換演員。在這種思想指導下，當時辛亥革命的一些重要人物，盲目地認為，只要換了劇本，改了法律，制度，演員(老的官僚)不換也不緊。因此，他們拱手將權力讓給了袁世凱，結果造成了袁世凱竊國和長期的軍閥混戰。
當時，孫中山先生有所警惕，並不願意妥協，但他到南京夫子廟演說，是戰是和，聽取民眾意見，而南京民風懦弱，台下異口同聲地喊”和”，孫中山先生只好遵從民意。結果這個怯弱的”和”，讓中國人民在以後的年月，大吃苦頭。那些以為有了民國約法，大功告成，天真地主張換劇本，不換演員的改良派及具有改良思想的革命黨人，對孫中山先生施加壓力，要他將政權交給袁世凱，最後的結果，這些人，除了像改良派頭子康有為那樣，對袁世凱奉承拍馬，支持袁世凱當皇帝的幾個敗類外，當然都是大吃袁世凱的苦頭。準備在議會民主中大顯身手的宋教仁等被袁世凱暗殺，章太炎等被袁世凱關押，等等。
本來，革命軍打下南京，孫中山接任臨時大總統，雖然軍隊人數不及滿清皇朝，但士氣高漲，思想及戰術先進，戰鬥力頗強，軍事形勢並不差，再加全國老百姓支持，按世界上革命軍以民主推翻專制時越戰越強的規律，勝利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因此，辛亥革命事實上是被妥協和改良思想葬送的。為了避免一次打仗，換來的卻是辛亥革命的失敗，和接連不斷的長期混戰。至於國民黨和共產黨的一黨專制，那是以俄為師，搬來蘇聯一黨專制的政治制度造成的，與辛亥革命無關。
此外，辛亥革命還有一大教訓，這就是改良派的頑固人物，可能成為統治者的鷹犬。辛亥革命中，一些改良派人物，向清政府告密，帶清軍抓革命黨人。以及改良派頭子康有為成為袁世凱稱帝的爪牙，都是例子。歷史很可能會重演。
講到六四，我當時在監獄，看到八九民運不僅沒有反對中共一黨專制，而是打出擁護共產黨領導，擁護四項基本原則的標語，更沒有推翻共產黨，結束一党專制，建立民主政治的目標，(相反地，對方，中共，鄧小平和李鵬等卻是毫不妥協，)就知道八九民運必敗無疑。
因此，當我妻子五月初探監時，轉告北京朋友傳給我的話，說中共準備鎮壓，要我在獄中千萬小心。我就把我的這個結論告訴她，要她轉告外面朋友。許多在監獄外面的老民運朋友，之所以不得不與八九民運保持適當距離，原因也正是看到了八九民運這種幼稚性，軟弱性，及它們必然會導致失敗這種結果。而一些老民運朋友，如湖南張京生等幾個朋友，看到了這種結果，仍然勇敢地介入。他們是為了利用當時有利形勢，盡最大努力推進中國民主運動，但他們的意見不為當時的學生所接受。
後來，湖南幾個朋友在天安門塗汙毛澤東象，在北京被學生扭送公安機關，判長刑。因此，八九民運如果有什麽教訓的話，首先也就在於它的這種幼稚性。其次，是當時的趙紫陽先生及部分知識”精英”的軟弱怯懦。沒有這種軟弱怯懦，六四的結局也不會是這個樣子。例如趙紫陽像葉利欽一樣，挺身而出，跑到街上擋坦克，宣佈李鵬戒嚴為非法，號召全國軍隊和人民聽從自己的命令，那麽，情況就會是另一個樣子。這是中蘇之間的鮮明對照，改良派卻從來不敢對比一下，因為這一來就會暴露他們的怯弱及真正的原因之所在。事實上，葉利欽在當時的蘇聯，並不具有傳統合法性，而趙紫陽卻具有傳統上的幾乎完全的合法性。講究合法性的改良派卻根本不敢真正利用合法性。
八九民運的第一個象徵行動是跪，跪著請求李鵬接見。改良派反對一切站起來的努力，把這說成是教訓。按他們的”教訓”，中國民運只能成為永遠跪著的軟骨頭。我們並不反對改良，但改良也要堂堂正正站起來，像日本的改良那樣；也要根據實際情況，切實可行，而不是像中國民運的改良派那樣，純粹是自己頭腦中的幻想。
一九九八年七月八日
兩個公式──四評郭羅基先生的長文
改良派有兩個公式：
一，革命＝奪權＝改朝換代＝暴力或戰爭＝專制。
二，改良＝不奪權＝漸進＝非暴力或和平＝民主。
事實上，這兩上公式中的每一個等號，都是不等號。非政治的革命，這些公式不成立，這是人人都清楚的事。只有改良派，甚至不知道存在非政治的革命，如科學革命、技術革命、思想革命、資訊革命、產業革命、工業革命、文學革命等等。除了政治革命，他們不知道非政治的革命，否則，他們也不會有述公式。因為這是除改良派外，人人都容易懂的事；而改良派只要不是偏見迷住眼睛，動一動生銹的頭腦，也不難理解。所以這裏主要講政治革命。
即使以政治領域來說，以改良而言，日本的改良，就有奪權，就有暴力，就有戰爭。同時，也有一定的突變過程。日本的改良、就是以暴力和戰爭來推動的，其間打過仗。而最後建立的，仍然不是民主，而是日本軍國主義的法西斯專制統治。日本民主制度的建立，還要等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全世界盟軍的武裝力量，消滅了日本軍國主義的專制統治，才為日本帶來西方的民主。改良派極力推崇日本的改良，事實上，日本的改良，恰恰給中國民運改良派的理論打一記又一記的耳光。例如改良派反對一切突變，一切暴力，一切戰爭，而日本的改良，這恰恰是重要因素，或者是決定性的因素。日本的改良，也沒有建立民主制度，等等。
德國的希特勒，靠非暴力的和平改良上臺，最終實現的卻是國家社會主義的法西斯專制。菲律賓的馬科斯，甚至還靠民主選舉上臺，上臺後逐步實行專制統治。中國的袁世凱，也不是由革命推上臺，而是由改良思想指導下的妥協和選舉上臺的。
人類歷史上，產生過許多次改良，其中大多數改良，並不以民主為目的，當然也不會建立民主制度。只有以民主為目的，無論是改良還是革命，才有可能建立民主制度。而革命，主要指的是社會的突變狀態，是社會或社會某一方面的全面更新。因此，革命既可能是暴力的，也可能是非暴力的。蘇聯和東歐的變化，是革命的變化，菲律賓馬科斯下臺，是人民革命，但這些，大多是非暴力的。並且建立的都是民主制度。而美國、英國等等，也都以流血的或不流血的革命，建立起民主制度(英國的光榮革命，是不流血的暴力革命)。因此，上述兩個公式，是完全錯誤的。
革命和改良的主要區別，不在於其使用的具體手段包括暴力還是非暴力等等，而在於它的總體道路，和變革的徹底性、全面性。具體說來：
一，革命是全面更新，改良是局部更新(改良派說改良的目標是徹底的，革命的目標是模糊的不徹底的，違背歷史的基本事實和常識，人人知道的常識他們不知道，很奇怪)。
二，改良、是總體上的漸進道路，但可能包含局部的突變。革命，是總體上的突變道路，但必然包含許多局部的漸變。革命必然包含改良，也決不排斥改良，只有改良派才堅決反對革命。
三，此外，就政治革命說來(其他革命無此持點)，改良，主要是統治者的權利，往往得到最高權力的認可，往往採取自上而下的方式，而革命，卻主要是人民的權利，往往得不到最高權力及官方的認可，往往採取自下而上的方式。像中國民運改良派那樣，官方無意改良時，卻侈談自己堅持改良，這是很可笑的。因為他們根本沒有這個權利和權力，這恰恰只是他們的對立面中共當局的權利。他們連自己處於什麽地位，有沒有這種權利也不知道，卻自以為是，自以為擁有統治者的權力和權利。整個民運的力量很弱小，他們的力量更弱小，卻自大狂地把自己和統治者等同起來，自以為可以像統治者一樣控制全局，實行改良，這是很荒唐的。
事實上，革命的權利，也主要是全體人民的權利，由全體人民來決定，民運只擁有其中一小部分權利。因此，改良由統治者由中共決定，革命由人民決定。中國究竟走什麽道路，由兩者共同決定。我們民運，只能根據中國實際情況，因勢利導。而決不能像改良派一樣，自以為可以自大狂地以空想來決定中國的命運。
一九九八年七月十日(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