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1月5日讯】荣毅仁先生前不久在北京逝世，对于那些从五十年代起就熟悉这个名字的中国人来说，他的去世标志着他们所经历的那个时代又失去了一个象征性的人物。
对于荣毅仁和中共政权之间的关系，人们已经知道得很多了。荣家对中共政权可以说在历史关头作出过两大贡献。
第一是在四十年代末，当多数民族资本家害怕被共产而逃离大陆时，荣家选择了留下来，从而成为中共革命是”民族主义“的并受到“爱国工商业者”拥护的一个证明。在五十年代初和五十年代中期，当中共对民族资本主义实行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时，上海的荣家在荣毅仁的主持下选择了和共产党合作，把家产拿来出来接受公私合营，从而赢得了党的器重。荣毅仁被任命为上海市副市长，后来又奉调进京，担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和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顾问。
荣毅仁对中共的第二大贡献是在毛泽东死后，邓小平复出决定实行经济改革的时候。邓小平要利用荣毅仁的经验和海外关系，由国家出资让他组织一个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作为对外经济开放的窗口。这个公司后来一直是中共对外经济合作和投资和重要机构，也是很多中共大老子女发迹和发财的地方。
但是很多中国人不一定知道的是，中共所宣传的以荣毅仁为代表的民族资本家和它的合作也曾经在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中产生过影响。
东欧多数国家，尤其是东德、匈牙利、波兰和罗马尼亚等等，历史上和西方关系密切，经济比十月革命前的俄国要发达，因此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是在革命后如何对待资本家。因为这些国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由于苏联占领而建立起共产党政权的，所以十月革命后的苏俄模式是最直接的借鉴。这个模式就是用国家暴力全面迅速地没收私营工商业主，包括外国资产，在此基础上建立共产党国营经济。对于共产党政权来说，这个模式方便又省事，但对经济的破坏比较大。
就在这个时候，一些头脑比较灵活、独立性比较强的东欧国家共产党领导人对中共的“利用限制改造”民族工商业的政策产生了兴趣。在他们看来这是一条比较稳健、经济代价比较小的道路。于是在1953年斯大林死后，一些东欧国家利用苏联政策有所解冻的机会，在报纸上宣传中国经验，说苏联已经完全建立了社会主义，而和东欧国家类似的是中国，它们都是处于向社会主义过渡、而不是直接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时期，因此他们应该从中国而不是苏联学到更多的东西。在这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东德。东德共产党在1955年十二月通过一项决议，采用中共国有化即公私合营的模式，向前业主提供报酬，高达其产权的百分之五十，而且允许他们在国有化以后继续参加管理，利用他们的经验。1956年东德党报发表了一些文章介绍中国经验，其中有一篇是从英文的《人民中国》上翻译过来的，作者是中华全国工商联主席，题目是“为什么我们资本家欢迎社会主义”。
东德党报说翻译这篇文章就是为了回答很多东德私营工商业者提出的问题。1956年九月份东德党的理论刊物发表一篇文章，题目是“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新阶段”。在发表这篇文章的同时，东德党的领导人乌布利希向东德党汇报了应邀参加那年九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共八大的见闻，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在中共和民族资本家之间的所谓“联盟”关系。
今天我们都知道，这是误解了中共的政策。当时在东欧共产党人中有一种倾向，认为中共比苏共更开明，中共对他们的借鉴作用超过了苏联。这种一厢情愿的误解还反映在匈牙利共产党改革派领导人纳吉身上。纳吉天真地要把中共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应用到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从而为匈牙利走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道路创造条件，把苏联干预的大门堵死。但他没有想到的是，当赫鲁晓夫还在犹豫是否要武力干预匈牙利事件的时候，正是中共领导人、尤其是总书记邓小平强烈要求苏联出兵。
和纳吉误解了中共的所谓“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一样，东德共产党人误解了中共对民族工商业的和平改造政策。他们听信了官方的宣传，把它想像成真是很和平很友爱温情脉脉受到广大工商业者拥护充满了民族主义热情的一个“共产”的过程。实际上，除了极少数象荣毅仁这样被树起来作样板并从中获得极高的政治荣誉的人之外，对于绝大多数工商业者，这种所谓“和平改造”不过是向国家暴力和群众压力表示屈服的委婉的说法而已。在中共和民族资本家之间只有剥夺和利用，而绝对没有什么 “联盟关系”。
至于荣毅仁对中共的第二个贡献，即创办中信公司，则是把第一个贡献倒了过来。如果说五十年代他对中共用国家暴力剥夺私人财产表示了充分合作，那么在八十年代他又帮助了中共用国家权力把公共财产拿来为中共高层和他们的子女服务。荣毅仁的家族在公私合营中丧失的财产也通过这个途径流了回来，成为中国大陆屈指可数的富豪。在这个意义上，荣毅仁本人对中共政权的贡献不但远远超过了所谓“红顶商人”，他本人对于家族的贡献也远远不是他艰苦创业的父辈所能比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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