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月3日讯】赵紫阳先生逝世的消息引起境内外震动。这位世纪老人度过长期幽禁生活、经历漫长的与世隔绝的岁月后，用他女儿的话说，“终于获得自由”。短短几个字，饱含无限辛酸、无尽屈辱。将近16年的日日夜夜，在围墙的圈堵中，在官方的监视下，任日月流逝，看雨雪变幻，无亲子之承欢，失友朋之笑谈，这是一种怎样的折磨，是一种怎样的摧残！一个党员，一个公民，竟然无端遭受无限期剥夺人身自由的刑罚，这种专政形式于理无凭，于法无据。在这种无情的事实面前，当局所有 “依法治国”的说教、“宪法至上”的鼓吹都黯然失色。当政者依靠的是首长意志，是决策者一言为定。当年幽禁赵紫阳是如此，不经任何法律程序逮捕鲍彤、密捕曹思源等等也是如此。直到现在，诱捕因上书要求为“六四”正名的蒋彦永依然如此，蒋医生现在还被幽禁家中失去自由而无任何法律依据。这已经形成一种传统。如果上溯，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无法无天”。（《毛选》4卷1074页）再上溯则是列宁所说：“专政的科学概念无非是不受任何限制的、绝对不受任何法律或规章约束而直接凭借暴力的政权。”（《列宁全集》中文1版31卷318页）这种概念一代代灌输下来，成为高层的思维定式和施政的体制规则，乃致张志新被逼疯后只因辽宁省革委副主任毛远新一句“杀了算了”而遭处决，煤炭工业部长张霖之只因毛泽东一句“张霖之就是走资派”而在斗争中被活活打死。所以，回顾赵紫阳16年的屈辱生活，不能不触及这些大权在握者的专制意识和专制体制。不铲除这些，蒙冤受屈者还会不断制造出来。
赵紫阳先生被罗织的罪名是：支持动乱分裂党。所谓“动乱”，即学生游行示威活动，在悼念胡耀邦逝世后即趋和缓。这时，高层对学生争民主、争自由活动持有不同看法。在讨论1986年学潮的书记处会议上，胡耀邦说：有点动乱不要紧，这是考验、锻炼我们领导才能的时候。赵紫阳说：不要怕动乱，我们要学会在中小动乱中管理国家。与这种开明思想相反，1989年4月25日邓小平对李鹏、杨尚昆说：“现在他们的那一套，都是‘文化大革命’造反派的那一套，唯恐天下不乱。”“这场动乱，有后台，有黑手”，因此要镇压，“不怕流血，不怕骂娘，不怕制裁”。由此才有将学运定性为“动乱”的“四二六社论”抛出，这篇社论激起 10万学生再次上街、百万市民夹道欢呼的又一高潮出现。赵紫阳的五四讲话和亚银理事会讲话，实际上曲折地否定了“动乱”定性而提出“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的理性对应方针，使民运再趋缓和。这一简短的历史叙述告诉我们：究竟是谁在激化矛盾，是谁将本可以通过和平方式、以民主理念为指导、循由法制途径、谋求政府与民间共识、启动社会良性转型的机遇堵塞，而以一场血腥屠杀、以一场暴力恐怖、以一场空前悲剧、以一场社会大分裂，将社会良性转型机遇推向遥远，它的罪魁祸首是谁？历史的是非本是清清楚楚的，但在掌权者手中却完全倒置：功臣成为罪人，罪人扮作君子。于是，“泪揩了，血消了；屠伯们逍遥复逍遥，用钢刀的，用软刀的。”至于“分裂党”的罪名，赵紫阳在十三届四中全会的自辩中有一申诉：“什么才是分裂党的行为？党的历史上是有案例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也有规定。我们党从来没有把在党内的会议上提出不同意见，甚至表示保留意见就叫做分裂党的。领导人之间的公开讲话中侧重点有时有些不同，口径不那样一致，人们中间有这样那样的议论，这是不断出现过的事，不能因此就叫分裂党。而李鹏同志报告中指摘我在亚行讲话中没有提到四月二十六日社论，又指摘我在已经出现动乱的情况下讲话中却说了‘中国不会出现大的动乱’，但是就在第二天，李鹏同志在亚行讲话中也没有提四月二十六日社论，而且说中国要努力‘避免动乱’。我认为象这样一些在不同场合不同时间出现的讲话侧重点的不同，甚至口径上不太一致，有些是不合适的甚至是错误的，但都不能上纲为‘分裂党’，更不能因为我请病假不能出席五月十九日会议算作‘分裂党’的行动。”其实，辩也罢，不辩也罢，在一个极权主义团体内，哪怕是位高为总书记，也只能听凭最高决策者摆布，在关键环节并没有自主的余地。赵紫阳在1989年只是主张与民间互动而不取敌视、镇压态度，一项置之于死地的罪名立刻掼下□□“分裂党”，而且不容分辩。在这项罪名下，还包括一项指责，即赵与戈尔巴乔夫会见时公开了十三届一中全会一项秘密决定：邓小平虽然退出常委，只是一名普通党员，但主要决策者地位未变。这种垂帘听政制度是暗箱操作，是只能做不能说的。可以想见，把这种见不得人的权力结构公之于世，邓该是如何恼怒。正如胡耀邦发牢骚说“儿皇帝不好当啊”，被小人汇报到邓处，引起邓极大警觉一样，赵紫阳把这项秘密决定公布，邓的反击力度是不会小的。无限期软禁就显示其力度，让你不生不死。这就是赵紫阳将专制制度的一角突然曝光所得到的惩罚！
人们深知赵紫阳的冤屈，呼吁为其摘除莫须有的罪名，首先是恢复其人身自由。 2002年10月31日一封写给中共十六大全体代表的公开信称：“如今，当年那些被通缉的要人，他们或出国或留在国内，都已经获得了完全的人身自由，同他们相比，赵紫阳更应当是我们的同志，更应当享有人身自由，为什么他却不能象正常的老人一样有自己的人身自由呢？”2004年鲍彤、丁子霖等66人呼吁立即恢复赵紫阳公民权。他们质问胡温：继续囚赵，“请问二位于情何堪，于心何忍？”然而，这些动之以情的呼声得不到任何回应。连最低的要求都唤不醒决策者们恻隐之心，何况那桩“支持动乱分裂党”的重罪更是洗雪无日了。如果说邓氏一代积习已深，不容易从那场孽债中解脱，那么，有江一代总该清醒一点，稍为宽松吧？然而，不！赵出于至诚，向中共十五大上书，呼吁平反“六四”，说这个问题“早解决比晚解决好，主动解决比被动解决好，形势稳定时解决比出现某种麻烦时解决好。”情深意切，动人心弦。然而，江核心的回答是：此后禁止赵任何会客。一棒子打回去！最高决策者为什么如此无情无义呢？无它，专制制度使然也。专制就是在重大政治决策时一个人说了算，一言堂。这里的“一个人”，必须具有统慑他人、首先是统慑左右的绝对权威，必须具有令下级绝对服从的威慑力。周佛海和柯庆施都鼓吹“相信领袖要到迷信程度，服从领袖要到盲从程度”。这是专制制度得以确立的社会思想基础。只有具备这样的思想根基，能够呼之即来、挥之则去，“一言堂”才能建成，专制者才能随意挥洒，任由所之。《河殇》播映时，王震在书记处会上抵毁此片是“扬赵抑邓”，说是“与邓小平争天下”，扬言：谁反对邓小平，我就要他的狗头！试想，没有王震这样的人，怎能保证一呼百应呢？当然，迷信与盲从是有报酬的，这就是权力的分配。王震凭借迷信与盲从升任国家副主席的荣誉地位就是报酬。如果你不听话，或者他觉得你不听话，验之再三，那么，只要他点头、示意，什么罪名都可按在你头上，“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叛徒、内奸、工贼”可以加诸刘少奇头上，“支持动乱分裂党”何尝不可加诸赵紫阳头上？而且，保证批判会开得人人慷慨激昂，有理有据，做出的政治结论则是人证、物证俱全，无懈可击。至于将来平反，那是未来的事，只要眼下能够众口一词、舆论一律，保证将政敌打倒即可。党内重大权力搏斗大体都是这么轰起来的。这就是储安平君在《中国的政局》中所说：“共产党最可怕的一点是统制思想”，由统制思想衍生出“要捧一个人，集体地捧他起来，要攻击一个人，集体地把他打了下去”，思之信然。由迷信、盲从构成的思想统制，积年累月形成集体的思维定式，是极不易化解的。因这种思维定式形成的决策很难获得重新审视的意愿，面对新情况、新形势也很难突破这种思维定佗择符合实际的新策略，一切均在已经僵化的模式中运行，因此，迟钝、固执、自大、停顿构成施政的显着特点。这就是老朽的象征，老朽到连前两代最高决策者做出的悖理、违法、大失民心的剥夺赵紫阳人身自由的决策也装作没看见、不知道，或者明知其存在却不予理会，任其无限期实行，即使民众呼吁连天也充耳不闻。反应的冷漠，说明哪怕只把赵紫阳看作一位可怜的老人，表现出一点儿最普通的人道情怀、怜悯之心，也做不到。冷漠到对人事毫无兴致，这样的老朽距离其生命终结已为期不远，难道不是吗？
中共组织以其严密性而著称。不用说秘密状态下的不传父母、妻儿的神秘色彩，就是在公开状态下党的生活也与群众隔绝，这增加了普通党员的神圣感。这种神圣感就是权力的最初级形态。整个组织结构就是权力结构，最高领袖就是掌握最大权力的最高决策者，以下各级依次握有逐渐缩小的权力，直到普通党员的自我神圣感。各级权力层次依严格的组织原则而上下左右链接起来，构成统一的力量。基本的组织原则是：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这3条保证集权制得以全面、彻底贯彻，使极权主义在全党畅通无阻。当然，形式民主也是有的，全国的、各级的党代会的召开，各级党委会的议事规范等等，似乎都在保证党内民主的实施。但是，这只是做出“民主”的样子，连高层人士也不相信这是真实的民主。赵紫阳的体会是值得重视的，他说：“在最高层领导的人事上，我们前台的人没有发言权，只是（向我们）征求一下意见，真正有发言权的就是两位老人（邓、陈）。只要两位老人达成一致意见，就能定下来。邓小平认为这个人不错，就调上来，认为不行，就让下来。还有他的话你必须听。这是东方政治也是中国政治的特点。”不多几句话就把专制机制说得绘形绘色。所以，毫不奇怪，正是这种专制制度，使邓小平放胆主持炮制《四二六社论》，放胆调动军队进京，放胆下令开枪屠杀□□在这个问题上，专制的特点体现得十分鲜明。在邓身边，有八位老人扶佐，下面有李鹏、陈希同等人应和，军队中有杨尚昆、聂荣臻等人帮腔，组成一个暴力镇压集团，血洗京城。尽管后来悄悄将“反革命暴乱”、“动乱”改为“风波”，但邓小平接见戒严部队代表的讲话还在，他在讲话中指责这一事件的“动乱”和“反革命暴乱”的性质并未撤销。中共几代领导从未声言改变原有定性。邓小平当然不会改变原有定性，江、胡权力来源于邓，自然不会触犯邓的利益而改变原有定性。即使高层出现为改善党的形像而企图改变原有定性的力量，只要这种力量不能超过江、胡，就不会达其所愿，而且风险性相当大。中共作为专制集团，拥有相当数量崇尚专制主义的成员，他们的代言人即极左派正伺机而动，寻找任何民主取向而决斗，成为企图改变原有定性的掣肘者。总的看，这些势力对于改变原有定性，反对者居多数，不相关者亦有相当力量，相关者居少数。这些动机不一的有势之士，在一个强调以上制下的组织框架内活动，要取得一致是很困难的，只能按照力量对比相机而动。决策机制不易启动，久拖不决必然丧失摆脱困境的机遇，而且显示组织内一片拖沓、因循的颓靡之气。每年“六四”一来，慌手慌脚忙乱一阵，过后依然故我。这一程式已经僵化，目前尚无新路可循。相应地，赵紫阳的“支持动乱分裂党”定性也就无从解决，依然是拖下去。但是，历史欠债总是要还的，拖欠越久所付代价越大。不过，现在高层要员耍权的耍权，贪财的贪财，有谁还能听懂“欠债要还”的衷言呢？
赵紫阳先生病危，海内外一致呼吁中共领导前往看望。就是民坊有人病了，众邻居还要问候一声，何况一起工作的同志，年逾八旬，生命垂危，怎么就连“看望一下”的人情世故也不讲了？“看望一下”只会让庶民觉得共产党还有点儿人性，否则，老百姓会怎么看？这么点儿事竟然让高层迟疑不决，久久不见下文，应变能力如此之低，那“伟大”的自诩不知跑到哪里去了，“伟大”自动显示为“渺小”。据说，曾庆红曾在赵弥留之际探望。不过，这是相隔两个世界的会面。赵先生终于保持了自身的洁净，未被污染，曾先生则保持了自己的阶级立场，未曾投降。阿门！
（2004年1月19日）
──转自《争鸣》杂志2005年2月号(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