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月3日訊】趙紫陽先生逝世的消息引起境內外震動。這位世紀老人度過長期幽禁生活、經歷漫長的與世隔絕的歲月後，用他女兒的話說，“終於獲得自由”。短短幾個字，飽含無限辛酸、無盡屈辱。將近16年的日日夜夜，在圍牆的圈堵中，在官方的監視下，任日月流逝，看雨雪變幻，無親子之承歡，失友朋之笑談，這是一種怎樣的折磨，是一種怎樣的摧殘！一個黨員，一個公民，竟然無端遭受無限期剝奪人身自由的刑罰，這種專政形式於理無憑，於法無據。在這種無情的事實面前，當局所有 “依法治國”的說教、“憲法至上”的鼓吹都黯然失色。當政者依靠的是首長意志，是決策者一言為定。當年幽禁趙紫陽是如此，不經任何法律程序逮捕鮑彤、密捕曹思源等等也是如此。直到現在，誘捕因上書要求為“六四”正名的蔣彥永依然如此，蔣醫生現在還被幽禁家中失去自由而無任何法律依據。這已經形成一種傳統。如果上溯，這就是毛澤東所說的“無法無天”。（《毛選》4卷1074頁）再上溯則是列寧所說：“專政的科學概念無非是不受任何限制的、絕對不受任何法律或規章約束而直接憑借暴力的政權。”（《列寧全集》中文1版31卷318頁）這種概念一代代灌輸下來，成為高層的思維定式和施政的體制規則，乃致張志新被逼瘋後只因遼寧省革委副主任毛遠新一句“殺了算了”而遭處決，煤炭工業部長張霖之只因毛澤東一句“張霖之就是走資派”而在鬥爭中被活活打死。所以，回顧趙紫陽16年的屈辱生活，不能不觸及這些大權在握者的專制意識和專制體制。不鏟除這些，蒙冤受屈者還會不斷製造出來。
趙紫陽先生被羅織的罪名是：支持動亂分裂黨。所謂“動亂”，即學生遊行示威活動，在悼念胡耀邦逝世後即趨和緩。這時，高層對學生爭民主、爭自由活動持有不同看法。在討論1986年學潮的書記處會議上，胡耀邦說：有點動亂不要緊，這是考驗、鍛煉我們領導才能的時候。趙紫陽說：不要怕動亂，我們要學會在中小動亂中管理國家。與這種開明思想相反，1989年4月25日鄧小平對李鵬、楊尚昆說：“現在他們的那一套，都是‘文化大革命’造反派的那一套，唯恐天下不亂。”“這場動亂，有後台，有黑手”，因此要鎮壓，“不怕流血，不怕罵娘，不怕制裁”。由此才有將學運定性為“動亂”的“四二六社論”拋出，這篇社論激起 10萬學生再次上街、百萬市民夾道歡呼的又一高潮出現。趙紫陽的五四講話和亞銀理事會講話，實際上曲折地否定了“動亂”定性而提出“在民主與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的理性對應方針，使民運再趨緩和。這一簡短的歷史敘述告訴我們：究竟是誰在激化矛盾，是誰將本可以通過和平方式、以民主理念為指導、循由法制途徑、謀求政府與民間共識、啟動社會良性轉型的機遇堵塞，而以一場血腥屠殺、以一場暴力恐怖、以一場空前悲劇、以一場社會大分裂，將社會良性轉型機遇推向遙遠，它的罪魁禍首是誰？歷史的是非本是清清楚楚的，但在掌權者手中卻完全倒置：功臣成為罪人，罪人扮作君子。於是，“淚揩了，血消了；屠伯們逍遙復逍遙，用鋼刀的，用軟刀的。”至於“分裂黨”的罪名，趙紫陽在十三屆四中全會的自辯中有一申訴：“什麼才是分裂黨的行為？黨的歷史上是有案例的。《關於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中也有規定。我們黨從來沒有把在黨內的會議上提出不同意見，甚至表示保留意見就叫做分裂黨的。領導人之間的公開講話中側重點有時有些不同，口徑不那樣一致，人們中間有這樣那樣的議論，這是不斷出現過的事，不能因此就叫分裂黨。而李鵬同志報告中指摘我在亞行講話中沒有提到四月二十六日社論，又指摘我在已經出現動亂的情況下講話中卻說了‘中國不會出現大的動亂’，但是就在第二天，李鵬同志在亞行講話中也沒有提四月二十六日社論，而且說中國要努力‘避免動亂’。我認為象這樣一些在不同場合不同時間出現的講話側重點的不同，甚至口徑上不太一致，有些是不合適的甚至是錯誤的，但都不能上綱為‘分裂黨’，更不能因為我請病假不能出席五月十九日會議算作‘分裂黨’的行動。”其實，辯也罷，不辯也罷，在一個極權主義團體內，哪怕是位高為總書記，也只能聽憑最高決策者擺布，在關鍵環節並沒有自主的餘地。趙紫陽在1989年只是主張與民間互動而不取敵視、鎮壓態度，一項置之於死地的罪名立刻摜下□□“分裂黨”，而且不容分辯。在這項罪名下，還包括一項指責，即趙與戈爾巴喬夫會見時公開了十三屆一中全會一項秘密決定：鄧小平雖然退出常委，只是一名普通黨員，但主要決策者地位未變。這種垂簾聽政制度是暗箱操作，是只能做不能說的。可以想見，把這種見不得人的權力結構公之於世，鄧該是如何惱怒。正如胡耀邦發牢騷說“兒皇帝不好當啊”，被小人匯報到鄧處，引起鄧極大警覺一樣，趙紫陽把這項秘密決定公布，鄧的反擊力度是不會小的。無限期軟禁就顯示其力度，讓你不生不死。這就是趙紫陽將專制制度的一角突然曝光所得到的懲罰！
人們深知趙紫陽的冤屈，呼籲為其摘除莫須有的罪名，首先是恢復其人身自由。 2002年10月31日一封寫給中共十六大全體代表的公開信稱：“如今，當年那些被通緝的要人，他們或出國或留在國內，都已經獲得了完全的人身自由，同他們相比，趙紫陽更應當是我們的同志，更應當享有人身自由，為什麼他卻不能象正常的老人一樣有自己的人身自由呢？”2004年鮑彤、丁子霖等66人呼籲立即恢復趙紫陽公民權。他們質問胡溫：繼續囚趙，“請問二位於情何堪，於心何忍？”然而，這些動之以情的呼聲得不到任何回應。連最低的要求都喚不醒決策者們惻隱之心，何況那樁“支持動亂分裂黨”的重罪更是洗雪無日了。如果說鄧氏一代積習已深，不容易從那場孽債中解脫，那麼，有江一代總該清醒一點，稍為寬鬆吧？然而，不！趙出於至誠，向中共十五大上書，呼籲平反“六四”，說這個問題“早解決比晚解決好，主動解決比被動解決好，形勢穩定時解決比出現某種麻煩時解決好。”情深意切，動人心弦。然而，江核心的回答是：此後禁止趙任何會客。一棒子打回去！最高決策者為什麼如此無情無義呢？無它，專制制度使然也。專制就是在重大政治決策時一個人說了算，一言堂。這裡的“一個人”，必須具有統懾他人、首先是統懾左右的絕對權威，必須具有令下級絕對服從的威懾力。周佛海和柯慶施都鼓吹“相信領袖要到迷信程度，服從領袖要到盲從程度”。這是專制制度得以確立的社會思想基礎。只有具備這樣的思想根基，能夠呼之即來、揮之則去，“一言堂”才能建成，專制者才能隨意揮洒，任由所之。《河殤》播映時，王震在書記處會上抵毀此片是“揚趙抑鄧”，說是“與鄧小平爭天下”，揚言：誰反對鄧小平，我就要他的狗頭！試想，沒有王震這樣的人，怎能保證一呼百應呢？當然，迷信與盲從是有報酬的，這就是權力的分配。王震憑借迷信與盲從升任國家副主席的榮譽地位就是報酬。如果你不聽話，或者他覺得你不聽話，驗之再三，那麼，只要他點頭、示意，什麼罪名都可按在你頭上，“欲加之罪，何患無詞”。“叛徒、內奸、工賊”可以加諸劉少奇頭上，“支持動亂分裂黨”何嘗不可加諸趙紫陽頭上？而且，保證批判會開得人人慷慨激昂，有理有據，做出的政治結論則是人證、物證俱全，無懈可擊。至於將來平反，那是未來的事，只要眼下能夠眾口一詞、輿論一律，保證將政敵打倒即可。黨內重大權力搏鬥大體都是這麼轟起來的。這就是儲安平君在《中國的政局》中所說：“共產黨最可怕的一點是統制思想”，由統制思想衍生出“要捧一個人，集體地捧他起來，要攻擊一個人，集體地把他打了下去”，思之信然。由迷信、盲從構成的思想統制，積年累月形成集體的思維定式，是極不易化解的。因這種思維定式形成的決策很難獲得重新審視的意願，面對新情況、新形勢也很難突破這種思維定佗擇符合實際的新策略，一切均在已經僵化的模式中運行，因此，遲鈍、固執、自大、停頓構成施政的顯著特點。這就是老朽的象徵，老朽到連前兩代最高決策者做出的悖理、違法、大失民心的剝奪趙紫陽人身自由的決策也裝作沒看見、不知道，或者明知其存在卻不予理會，任其無限期實行，即使民眾呼籲連天也充耳不聞。反應的冷漠，說明哪怕只把趙紫陽看作一位可憐的老人，表現出一點兒最普通的人道情懷、憐憫之心，也做不到。冷漠到對人事毫無興致，這樣的老朽距離其生命終結已為期不遠，難道不是嗎？
中共組織以其嚴密性而著稱。不用說秘密狀態下的不傳父母、妻兒的神秘色彩，就是在公開狀態下黨的生活也與群眾隔絕，這增加了普通黨員的神聖感。這種神聖感就是權力的最初級形態。整個組織結構就是權力結構，最高領袖就是掌握最大權力的最高決策者，以下各級依次握有逐漸縮小的權力，直到普通黨員的自我神聖感。各級權力層次依嚴格的組織原則而上下左右鏈接起來，構成統一的力量。基本的組織原則是：個人服從組織，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這3條保證集權制得以全面、徹底貫徹，使極權主義在全黨暢通無阻。當然，形式民主也是有的，全國的、各級的黨代會的召開，各級黨委會的議事規範等等，似乎都在保證黨內民主的實施。但是，這只是做出“民主”的樣子，連高層人士也不相信這是真實的民主。趙紫陽的體會是值得重視的，他說：“在最高層領導的人事上，我們前台的人沒有發言權，只是（向我們）徵求一下意見，真正有發言權的就是兩位老人（鄧、陳）。只要兩位老人達成一致意見，就能定下來。鄧小平認為這個人不錯，就調上來，認為不行，就讓下來。還有他的話你必須聽。這是東方政治也是中國政治的特點。”不多幾句話就把專制機制說得繪形繪色。所以，毫不奇怪，正是這種專制制度，使鄧小平放膽主持炮製《四二六社論》，放膽調動軍隊進京，放膽下令開槍屠殺□□在這個問題上，專制的特點體現得十分鮮明。在鄧身邊，有八位老人扶佐，下面有李鵬、陳希同等人應和，軍隊中有楊尚昆、聶榮臻等人幫腔，組成一個暴力鎮壓集團，血洗京城。盡管後來悄悄將“反革命暴亂”、“動亂”改為“風波”，但鄧小平接見戒嚴部隊代表的講話還在，他在講話中指責這一事件的“動亂”和“反革命暴亂”的性質並未撤銷。中共幾代領導從未聲言改變原有定性。鄧小平當然不會改變原有定性，江、胡權力來源於鄧，自然不會觸犯鄧的利益而改變原有定性。即使高層出現為改善黨的形像而企圖改變原有定性的力量，只要這種力量不能超過江、胡，就不會達其所願，而且風險性相當大。中共作為專制集團，擁有相當數量崇尚專制主義的成員，他們的代言人即極左派正伺機而動，尋找任何民主取向而決鬥，成為企圖改變原有定性的掣肘者。總的看，這些勢力對於改變原有定性，反對者居多數，不相關者亦有相當力量，相關者居少數。這些動機不一的有勢之士，在一個強調以上制下的組織框架內活動，要取得一致是很困難的，只能按照力量對比相機而動。決策機制不易啟動，久拖不決必然喪失擺脫困境的機遇，而且顯示組織內一片拖沓、因循的頹靡之氣。每年“六四”一來，慌手慌腳忙亂一陣，過後依然故我。這一程式已經僵化，目前尚無新路可循。相應地，趙紫陽的“支持動亂分裂黨”定性也就無從解決，依然是拖下去。但是，歷史欠債總是要還的，拖欠越久所付代價越大。不過，現在高層要員耍權的耍權，貪財的貪財，有誰還能聽懂“欠債要還”的衷言呢？
趙紫陽先生病危，海內外一致呼籲中共領導前往看望。就是民坊有人病了，眾鄰居還要問候一聲，何況一起工作的同志，年逾八旬，生命垂危，怎麼就連“看望一下”的人情世故也不講了？“看望一下”只會讓庶民覺得共產黨還有點兒人性，否則，老百姓會怎麼看？這麼點兒事竟然讓高層遲疑不決，久久不見下文，應變能力如此之低，那“偉大”的自詡不知跑到哪裡去了，“偉大”自動顯示為“渺小”。據說，曾慶紅曾在趙彌留之際探望。不過，這是相隔兩個世界的會面。趙先生終於保持了自身的潔淨，未被污染，曾先生則保持了自己的階級立場，未曾投降。阿門！
（2004年1月19日）
──轉自《爭鳴》雜誌2005年2月號(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