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月5日讯】正在海内外沉痛悼念赵紫阳的时候，新任台湾“立法委员”李敖在那边厢疯疯癫癫地叫嚷，说要在他的逞究室里“挂满美女图”以调剂心情。这个为六四大屠杀辩护的流氓文人，大陆刽子手的台湾帮腔和帮闲，此时，更令我们感到厌恶透顶。
厌恶之余，不免要问：这样一个丧失基本人性良知的人，怎么会被台湾人选上“立法委员”，堂而皇之地入驻立法院？
在民主程度较高的北欧国家，一个人只要在关于人类屠杀的问题上，发表支持刽子手的言论，他的政治生命就完蛋了。前不久，瑞典左派党（其前身是瑞典共产党）的党魁，仅仅说了他仍然是“共产党人”这样一句话，就不得不面对一场铺天盖地的社会大批判，本党党员纷纷站出来和他划清界限。由于担心这位党魁的言论影响缺少历史知识的年轻人，瑞典人重新公布了大量共产党国家侵犯人权的证据，以清算共产主义的罪恶。
然而，台湾的李敖，不但不因为他的那些赞扬暴力的纳粹式言论而受到惩罚，相反，还出人意外地被选为议员。这种奇怪的现象说明：台湾的一些选民缺乏基本的人文素质，比较庸俗浅薄。比较起北欧国家，台湾的民主还不很成熟。
是什么样的选民支持这样一个文痞流氓呢？由于李敖持一种大中国主义的立场，并恬不知耻地谄媚中共强权，因此，投票给他的人既不可能是坚定的“独派”，也不可能是正经的“统派”，而很可能是比较中间的选民，以及一些不够理性的“深蓝”选民。但是，为什么这些选民会对李敖这种人有兴趣？
按照李敖好友陈文茜的说法，李敖是一个“不说谎话的人”，是“诚实勇敢”的人。因此我们可以推测，被人视为“讲真话的人”，大概是李敖吸引一部分选票的魅力所在。“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古往今来，面对执政者直言不讳的人，都是深受人民敬佩的。在国民党威权统治下勇敢抗争的李敖，确实曾给人留下敢言的印象。
但是，在台湾有了政治自由的今天，尽管对权力发言仍然是民主社会的必需，但李敖的个人角色却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除了媚共的反动政治立场之外，他还不断地骂人炫耀，从一个勇士变成媚俗政治的一个象征，给正在走向成熟和理性的台湾民主造成危害。为什么同样一个李敖，在威权时代被人视为英雄，却在民主时代却被笔者视为祸害呢？
这是因为，在威权时代，一个人在权势者的高压之下，竭力说出自己要说的话，不管正确与否，都有争取言论自由的意义；到了民主时代，人们已经享有了言论自由，“坦率敢言”这种品质，就必须配之以知识、教养和良好的道德。否则，一味口无遮拦、言不及义，这种“敢言”虽然也是基本人权之一，但它的负面意义就在此彰显出来了。
法国哲学家福柯在探讨民主制度和说真话二者之间的关系时，就曾指出：“某些特定的人对民主制度颇具危害性。”他列举的这种人的特征，李敖全都符合，例如，“嘴如泉涌，傲慢，厚颜无耻，虚张声势”。在表面上看来，这种人好像是“说真话的人”，但实际上是伪劣冒牌货。缺乏道德和理性的他们，发出的只是毫无节制的噪音。
在福柯看来，这种聒噪者的危害之大，甚至有导致民主制度毁灭的可能。因为，当整个社会都听从这些无知、厚颜、非理性却大张旗鼓的“噪音”时，群体的社会生活便会陷入绝境。由于李敖善于卖弄学问、自吹自擂，哗众取宠，不少文化程度较低的台湾人很容易被他唬住，他们因此丧失了自己的判断力，不知不觉地跟随李敖，麻木了自己的良知——少有台湾人对李敖恶毒的六四言论提出抗议，即是一例。
从李敖在当选议员前后的一系列滑稽表演，便可看出，他存心把严肃的立法机构，变成一个杂耍打闹的场所。早在李敖当选之前，陈文茜便表示，她之所以陪同好友李敖登记参选“立委”，是因为台湾处在非常时期，需要“上道的大流氓”才能制衡，而李敖是“更会讲脏话、耍流氓的人”。
而李敖本人则坦承：“这一次选举的情况对我说起来算是游戏人间，废物利用的一个试验。”在2月1日台湾立法院的新任立法委员就职宣誓仪式上，李敖拒绝向孙中山国父遗像宣誓，而是戴着墨镜，自恋式的对着自己的相片宣誓就职，一时又制造了轰动媒体的搞笑新闻。既无为社会服务的理想，也无问政能力和经验，李敖将成为干扰立法院工作的一个活宝。
这样无厘头的搞笑搞多了，就会对台湾民主构成很大的威胁：真正有价值的言论，很可能被李敖一类似是而非的聒噪所掩盖，以致失去它应有的影响力；真正正直而有才华的人才，有可能被李敖一类呼风唤雨的人所排挤，以致丧失他们的位置。在当今台湾政坛，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已经是一种现实存在了。
正在走向深化的台湾民主需要保卫，要避免李敖一类的厚颜聒噪者的危害，台湾选民需要提高集体的人文素质，需要足够的智慧，分清李敖的诡辩和真知灼见之间的区别。曾经有人说：“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同样，有了高素质的选民，李敖这样的堕落狂妄之徒，才没有他在立法院耍流氓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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