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月5日讯】继胡耀邦之后，赵紫阳升任党的总书记。邓小平和几位元老把他推上了这个烟火缭绕的烤炉。我以为，邓这样做，主要是防止急转弯，免得从人民民主一下转到全面专政，也因为赵是耀邦多年来的副帅，可以暂时安抚一下上上下下拥护新政的强大势力。何况赵紫阳从来都强调经济建设，在这方面同邓的“跛脚改革”还比较适合。可是，赵毕竟是推行新政的一位老将。他和耀邦不仅在总的思想路线方面很一致，而且已经取得了可喜的合作成果。他俩之间，虽然也存在某些分歧，但在几年的共同战斗中结下的同盟情谊，还是最主要的。只是紫阳在政治上不像耀邦那样锋芒尖锐，同邓的正面冲突不是那样硬碰硬，所以邓还能够容纳他。
赵同邓毕竟不是战略伙伴。在邓等一帮人心目中，赵早就被认为是“分道扬镳”的人物。他们认为，赵所推行的无非是“没有胡耀邦的胡耀邦路线”，只把赵作为过渡一段的同路人。各自心思不同，走向不同，不是志同道合的伙伴。
解决农村改革为人称道
我在耀邦主政以前（一九八四年初）就辞职离开了人民日报总编辑这个比较接近中央核心的岗位，对以后的政局，特别是紫阳主政的情况了解的很少，我同紫阳也很少有个人间的交往，所以对紫阳时期了解的情况不多，对赵紫阳，仅就我所感到特别深刻的印象，有以下几点：
第一，在“文革”结束以后，紫阳在主持我的家乡四川省工作的时候，社会上流传着一句话：“要吃米，找万里；要吃粮，找紫阳。”说明赵和万里在解决农村改革方面，颇为人称道。
一九八二年，紫阳已经调到中央，我在这年年底去四川采访，省委介绍我到成都的郊县崇庆和大邑去看看，说这里曾经是紫阳搞经济改革的试点地区，很有成效。这次试点的基本思想，赵强调“简政、放权、松绑”的总方针。我去看了以后，果然令人振奋。这两个县不仅农业比较发达，还普遍推广了沼气，大大改善了农民生柿料的大问题，环境卫生也改善了。更可喜的是这里趁农村改革的大好形势，因地制宜地开始注意了城市经济的改革。
参观以后，我为人民日报组织了几篇报导，推广四川城乡改革的经验。所以我对紫阳调到中央，十分高兴。到北京以后，他在推行新政方面也很出色。因此在华国锋辞去国务院总理时，耀邦等很多人都推荐紫阳继任。人们把这几年称为“胡赵新政时期”，是很有道理的。
防止极左倾向误国路线
第二，赵在继任总书记以后，在邓小平的指导思想下，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逐渐进入困境，紫阳试图继续推行的“新政”，阻挠重重。
为了从根本上扼制建设中那种盲目冒进的极左倾向，经济学界多年来就提出社会主义建设的阶段问题，肯定在我国国情决定下，社会主义建设只能说是初级阶段，只能放慢步伐，脚踏实地地干一些切实可行的经济改革，反对急于搞社会主义的极左倾向，赵紫阳“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可以防止那些说大话空话的人误国。”赵紫阳和他的智囊团很同意这种理论观点，在起草十三大政治报告的时候，正式写上了这一点。
十三大是赵主政后第一个党代表大会，他以总书记的名义所作的《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政治报告中，着重指出：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个阶段包括两层含义：第一，我国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道路。第二，我国的社会主义还处在初级阶段。我们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而不能超越这个阶段。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特别指明我国在生产力落后、商业经济不发达的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过的特定阶段。
十三大这个观点，在起草报告时，赵特别请示了邓，得到邓同意以后才写上的。这比较合乎邓小平的看法，而且把“坚持社会主义”放在前面，又为邓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作了说明。因而，一般人都以为这是赵发挥邓的观点，其实，这也是赵继承胡耀邦的观点，因为在十二大时已经明确提出了这个观点。在一九八二年制订《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由于一些左倾人物的反对，也由于于光远同志的坚持，只写上了：
“我国至少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样一句话。过了三个月，到了一九八二年九月，在胡耀邦代表党中央作十二大报告《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中，终于肯定了这个观点。报告说：“社会的改造，社会制度的进步，最终将表现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现在处在初级阶段，物质文明还很不发达。”这最后的两句，是耀邦同意光远的意见加上去的。
又过了四年，到了一九八六年九月，在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精神文明指导方针时，又一次写上：“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但必须实行按劳分配，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和竞争。……”这都是为了批驳毛泽东那种“按劳分配是资产阶级法权”，“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经济”等等的观点和作法。
紫阳在十三大报告中再次肯定了这个观点，对于那些高唱共产主义的、超越这个阶段的左倾人物，仍然是一个警告。何况这个报告又肯定我国当前“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过的特定阶段”，这点还是很重要的。
推行政治改革障碍重重
第三，对于政治体制改革。赵根据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在十三大报告中还是强调了这个问题。报告指出：我们长期目标是建立高度民主、法制完备、富有效率、增强活力和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的领导体制。又指出：“改革的关键首先是党政分开，同时又进一步下放权力，改革政府机构，改革干部人事制度，建立社会协商制度，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若干制度，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
这当然也是很好的，如果真正能够首先“党政分开”，那也是好事。但是，早在一九八 ○年，邓小平自己所作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报告中，也强调先要“党政分开”。由于邓也是惯于言行悖反的人，说了话自己也不坚持，也不执行，因而这次赵紫阳在十三大报告中虽然再次强调“政治体制改革”，首先要“党政分开”，终于也是纸上谈兵，给人以空欢喜。
事实证明，我们还是太理想主义了。在邓小平的“跛脚改革”的限制下，越来越变成只搞经济改革，不搞政治改革的“独脚改革”，紫阳想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障碍重重，在经济改革方面的进展也有限。
紫阳同他的智囊们更加感到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密切配合，经济改革也很难顺利发展，于是他专门向邓提出“以深化改革来解决改革中的问题”，打算以赵为首，组成一个“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准备在“一党专政”和“党政分开”为前提下，开始新一轮的政治改革。紫阳在改革研讨小组上，一再强调“不搞政治改革，经济改革也很难深入。”他甚至很激动地说：“政治改革比经济改革更艰难。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表明他推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决心和壮志。可终因上上下下的各种阻力而难于开展，结果仍然是无疾而终。
支持新闻改革制订新闻法
第四，紫阳同志仍不灰心，同他的智囊们继续谋求突破困境、重振旗鼓的方案。这时，他特请耀邦时期的改革功臣之一的杜润生同志（时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邀请“文革”后协助耀邦开创改革新局面的二三十位同志，悄悄地召开了两次座谈会，欢迎大家畅所欲言，献计献策。紫阳在听取杜润生的汇报以后，又就一些专题专们邀请了一些老同志进行单独谈话。我参加了杜召开的两次座谈会。一九八九年一月，紫阳单独邀请我到他的办公室，专门商谈了关于新闻改革和制订新闻法的问题。他把自己的座椅搬到我坐的沙发前面，面对面促膝谈心，谈了一个下午。谈话中间。他除了提出一些问题以外，自己说话很少，主要是听取我的意见。我把关于新闻自由的主要观点和十年来主持制订新闻法的情况，向他作了简单明了的汇报，特别把我们同胡乔木之间的主要分歧作了简要的概述。关于新闻改革的问题谈得差不多了，我问他关于其他方面的问题，可不可以再谈一点，他笑着说，当然欢迎。我又对政治体制改革提了些意见，他连连点头称是。
在赵和我进行谈话以后，胡乔木要解散新闻法研究室的老纠纷 ──从一九八六年一月起反复“打官司”解决不了的纠纷，忽然一下解决了。一九八○年初，根据中宣部的决定和人大委员长彭真的指示，我负责主持起草新闻法的工作，当时教科文卫委员会同社科院新闻研究所共同组成了“新闻法研究室”，承担起草工作的主力都是新闻所的研究员。我们修改起草的第三稿，遭到乔木的严厉指责，而我又不遵从他的指挥棒，他就想出一个釜底抽薪的办法──解散新闻法研究室，以便终止我们的起草工作。这一纠纷从一九八五年底开始，胡乔木命令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口头通知社科院新闻研究所退出新闻法研究室，不再参加新闻法的起草工作。为这事，教科文卫委员会和新闻研究所同社科院进行了几次反复交涉，我自己还同乔木进行过交谈，都无结果。一直拖到一九八九年一月我同紫阳谈话以后，社科院就不再催促新闻研究所退出新闻法研究室了，教科文卫的那位主要领导人也不再说新闻法研究室只作研究工作、不负责起草工作了。经过了解，才知道这是紫阳亲自过问的结果。这样，我所主持的新闻法研究室继续负责起草新闻法的工作，一直继续到一九九○年三月，因我支持“八九民运”而获罪，撤销了我的人大?`委职务，人民日报社党委要开除我的党籍！我又一次被打翻在地。这时，新闻法的起草工作才被迫停止。
中央高层两派分歧较量
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胡耀邦突然逝世，广大人民怀念耀邦，十几万大学生聚集天安门广场要求瞻仰耀邦遗容和派代表参加追悼会，受到当局的拒绝，激发了“八九民运”，最终酿成“六四惨案”。
从这时开始，围绕着如何对待新的人民民主运动，赵紫阳同邓小平之间产生了原则性的分歧和反复的较量。
这次长达五十天的民主运动，早已有很多报导和一些专著，我不再多说，只就赵同邓之间分歧的几个具体环节加以简述，表明赵紫阳决心掀起新一轮的民主改革浪潮的又一次失败。
第一，从学生要求悼念耀邦的活动开始，在党中央最高领导层就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原则分歧。以邓小平为首的专制势力主张压制，而以赵紫阳为首的民主势力则主张疏导。但是，邓小平这位毛泽东一手培养出来的接班人，趁赵紫阳出国访问朝鲜离开北京的时机，耍出了他的老谋深算的阴险手段。
四月二十三日，赵刚刚踏上朝鲜的国土，邓就同几位元老人物进行了一番策划，李鹏主持政治局常委会传达了邓的旨意。李鹏根据邓的讲话，领导起草和发表了臭名昭著的“四二六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这篇社论引用了邓的原话，指责聚集在天安门请愿的青年学生为“暴乱”。
这篇杀气腾腾的社论对学潮火上加油，促使天安门运动激化。全国上百万青年学生汇集天安门，安营扎寨，准备同这种压制人民民主运动的专制势力进行坚决的抗争。
四月三十日赵紫阳回到北京后，明确提出：“四二六社论”是错误的。他肯定当前学生运动是又一场“自发的爱国民主运动”，他主张再写一篇社论来进行补救。但“四二六社论”的基调是邓小平定的，“定性”的那几句话是邓的原话，李鹏等人坚持不能改动。
第二，赵的主张在中央高层达不到一致的意见。看来，这就不能不把这两种原则分歧公诸于众。在五月三日召开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大会时，中央决定由赵紫阳出面讲话，在讨论讲话稿时，一些元老和李鹏等人都提出要写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内容，李鹏还亲自进行了修改，特别加上这一内容。可是，赵在大会讲话时，却偏偏一个字也没有讲，而且突出地强调：对待这次学生运动，要“清醒、理智、坚毅、沉着、实事求是”。
赵紫阳在这次讲话中，还特别对七十年前的“五四运动”作了肯定的评价，强调党不要忘记六十多年来“所犯过的大大小小的各种错误”，一定要记取教训。他再次肯定，这次学生运动是人民群众和广大学生希望推进民主政治、要求惩治腐败、发展教育科学，这也是党的主张。他说“中国共产党之心同人民之心、青年之心是连在一起的。”
赵派邓派斗争愈演愈烈
第三，在五月四日接见亚洲银行行长会议的代表时，赵向各国外宾对学生运动又有进一步的阐明，更明确地表明了他的政治主张。
赵在分析学生们为什么意见这么大的原因时，指出：“两条原因，一是由于法制不健全，缺乏民主监督，以致确实存在腐败现象，不能及时地得到举报和处理。二是公开化不够，透明度不够，有些传言，或是张冠李戴，或是无限扩大，或是无中生有。……当然，腐败问题是一定要解决的，但这个问题只能同完善法制、民主监督、扩大透明度等措施结合进行……。”
对于平息这次学潮的政策措施，赵强调“现在需要广泛地进行协商对话，同学生对话，同工人对话，同知识分子对话，同各党派和各界人士对话。”
赵再次重申“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在理智和秩序的气氛中交换意见，增进理解，共同解决大家关心的问题”。“现在最需要的是冷静、理智、克制、秩序，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
赵紫阳的这番讲话，虽然尽量照顾邓的面子，仍然强调中国共产党曾经许诺的民主革命的纲领，这种向世界宣布自己同邓显然不同的施政纲领，得到国内外的好评。当然，邓大人和李鹏等人坚决反对。李鹏立即召集首都主要的大专院校领导人会议，明确表示：赵紫阳同志的讲话，只能代表他个人。中央的方针仍然遵循小平同志的讲话，这就是“四二六社论”的精神。这就说明赵邓之间的矛盾实际上已经公开摊牌了。
第四，在这以后的一个月中，一个全民性的民主运动已在全国掀起，牵动了整个政局的神经，赞成赵的势力同赞成邓的势力之间的斗争也愈演愈烈。五月十六日赵接见戈尔巴乔夫，当戈说：“中苏两党总书记的这次会晤，说明了我们两党的关系的正常化。”赵马上说：“今天上午你同小平同志的会见，才是两党最高级的会晤。七八年以来，邓小平是国内外、我们党公认的领袖。”赵进一步解释说：“我告诉你一个秘密，在前年召开的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根据邓小平同志本人的意愿，他从党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常委的岗位上退了下来。但是，全党仍然需要邓小平同志，需要他的智慧和经验，这对我们党是至关重要的。十三届一中全会我们党通过了一个决定，在最重要的问题上，仍然需要邓小平同志掌舵。因此，十三大以来，我们在处理最重大问题时，总是向邓小平通报，向他请教；……”这样，赵就向兄弟党吐露了真情：邓仍然是太上皇，他自己是儿皇帝，党和国家最重大的问题，并不是由赵决定的。
事后我才知道，李鹏等人认为赵向戈公开这个秘密是挑拨，是分裂中央，是把责任推给邓小平。
我以为，赵是压不住满肚子的闷气，发发牢骚而矣。看来，这时赵还没有完全丧失信心。他在接见戈尔巴乔夫以后的次日早晨，还特别发表了一个代表五个常委的正式申明，宣布党中央的鲜明态度。十七日早晨中央广播电台广播了这个“书面谈话”的全文，全国各大报都在显着地位公开刊登出来，这就使天空密布的阴云透出一线曙光。
一份珍贵的历史文件
我先把这个珍贵的历史文件，按党中央机关报的版面，刊载在下面，让全国人民永远铭记这一重要文件。因为以后当局企图一笔抹煞这一铁的历史事实。党中央总书记代表五位常委的正式谈话，连以后由中共党中央党史研究室正式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也公然可以不刊载，他们想在历史上一笔勾销，这是多么可耻的啊！
代表中央政治局常委
赵紫阳发表书面谈话
肯定广大学生爱国热情绝不“秋后算账”
希望保重身体停止绝食尽快恢复健康
新华社北京五月十七日电赵紫阳同志代表中央政治局常委发表书面谈话（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七日凌晨）同学们：
现在，我代表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鹏、乔石、胡启立、姚依林同志，向同学们讲几句话。
同学们要求民主和法制、反对腐败、推进改革的爱国热情是非常可贵的，党中央和国务院是肯定的，同时也希望同学们保持冷静、理智、克制、秩序，顾全大局，维护安定团结的局面。
请同学们放心，党和政府绝不会“秋后算账”。
我还要告诉同学们，中央对大家提出的合理意见和要求非常重视。我们将进一步研究同学们和社会各界的意见和要求，提出和采取加强民主和法制建设，反对腐败，推进廉政建设，增加透明度等实际措施。
同学们，建设四化、振兴中华的担子最终要落在青年一代身上。你们为国家和民族做贡献的时间还很长。中央希望同学们保重身体，停止绝食，尽快恢复健康。这样，中央就放心了，你们的父母、教师和广大群众也就放心了。同学们回去以后，中央和国务院的同志还会继续听取同学们的意见，同各方面多层次多渠道的座谈对话都将深入进行下去。
我再次呼吁同学们，停止绝食。祝愿同学们尽快恢复健康。
这个申明一开头就表明，这不是赵个人的意见，而是五个常委的集体意见。这是很不平常的政治举措，这在历史上是彰明昭著的。
邓小平断然镇压显军威
就在十七日上午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据说，赵还坚持对学生采取疏导，他甚至有一点气愤地说：不能因为一个人对学潮的定性，大家就不敢改动。学生的主流是好的，是要推动改革和开放，打倒“官倒”。
时局终于急转直下。会后赵要求单独见邓小平。当天深夜，邓把赵召到他家中，赵到场时才发现，主要常委和李先念、杨尚昆也在场。邓问赵的意见，赵说，目前只有三种办法：一是软办法，就是承认学生是爱国的；二是空办法，就是发表“四二六”那样的东西，禁止学生上街；三是硬办法，就是戒严、军管。赵说，我以为第二种办法，事实证明无效；而第三种办法，可能使国家陷入动汤不安之中。显然，赵是主张软办法的，但他没有明说。李鹏、姚依林坚决反对软办法。
结果，在这个非正式的政治局会议上，五个常委进行表决，两票（姚和李）赞成戒严，两票（赵和乔石）反对，一票（胡启立）弃权。按会议规则，应该重新讨论，再次表决，才能决断。但邓却断然肯定说，我赞成大多数的意见，通过戒严的决议。
赵最后说，这个方针我执行不了，我身体不好……辞职！
可悲啊！赵紫阳，又一个胡耀邦，又一个“辞职”。
这样，邓小平这位党的军委主席，在实际上又罢免了一位党的总书记。邓又一次胜利了，可以随心所欲地调集国防军，宣布军事戒严。
这一天，我从承德赶回北京，晚上参加了党政军干部大会，听取政治局关于军事戒严决定的传达。会上，李鹏说，他代表中央常委，要求大家紧急行动起来，采取坚决有力的措施，旗帜鲜明地制止动乱，恢复社会秩序。最后，杨尚昆通报了调集军队的简单情况。整个会议鸦雀无声，气氛十分凝重。
我注意到，赵紫阳没有出席这次会议，以后据说是他因病请假。
我还注意到，我们人大的万里委员长也没有出席会议。他出访加拿大还没有回来。据《人民日报》报导，万里在加拿大发表讲话，认为“学生要求民主，反对腐败，是爱国运动。”
动员会以后，第二天（二十日），李鹏发布了北京地区的军事戒严令。
这就激起广场上几十万学生的愤慨，掀起了新一轮的抗议示威，出现了错综复杂的局面。一方面是几十万部队日夜兼程的向北京集中；一方面是各地群众自发自动地进行各种形式的劝阻。
一方面是李鹏指挥北京市发布各种戒严措施，若干个“禁止”试图束缚着人民群众的手脚；一方面是首都各机关、团体、学校、企事业单位的干部自动组织起来，参加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同时，纷纷向天安门广场的学生们以各种物质支援。
一方面是几位党国元老围在邓小平身边，鼓励和赞成军事戒严，警告千万不能“退让”，有的还说，一退，我们的社会主义就要变成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就要复辟；一方面是七位离休老将军（张爱萍、肖克、叶飞、李聚奎、杨得志、陈再道和宋时轮七位上将）联名上书中央，反对用军事行动来解决当前面临的问题。有的将军还说，人民的军队绝对不能把枪瞄准人民群众。
一方面是各界人民热烈欢迎万里委员长回国，行使最高权力机关的职能，和平解决最重大的国内问题；一方面是中央命令把万里软禁在上海，阻止他立即返回首都。
一方面是首都的武装镇压形势日益严峻；一方面是全国大中城市群众用各种方法反对武装镇压。
国内外的神经都紧张起来，世界舆论纷纷谴责中国当局的倒行逆施。
但是，这一切都动摇不了邓小平这位社会主义军事独裁者的狠心。他的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头已经高高举起，“六四”血腥镇压就是他显示军威的结局。
赵紫阳的“没有胡耀邦的胡耀邦路线”，终于被太上皇的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头锤碎了！
（二○○四年五月，这是我写的关于“六四”的回忆录中的一章）
──转自《争鸣》杂志2005年2月号(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