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月4日讯】(大纪元记者辛菲采访报导) 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遗体告别仪式1月29日上午在北京八宝山公墓举行，新华社简要报导了赵紫阳的生平，只字未提赵曾担任国务院总理、党总书记、以及他在改革开放中的重大贡献，却特别指出赵在89年“犯了严重错误”。大纪元记者辛菲北京时间2月3日采访了现居北京的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
茅于轼先生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现任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能源研究会副理事长、亚洲开发银行注册顾问、太平洋经济合作委员会能源组国际顾问组成员、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能源工作组中方专家、LEAD国际培训项目中国国家理事会成员、西北大学等五所大学的兼职教授以及几家杂志的顾问编辑。
茅于轼的父亲茅以新是铁路机械工程师，伯父茅以升是桥梁专家。茅于轼的作品《给你所爱的人以自由》出版一年之后，去年7月被当局列入禁书。中共中央宣传部去年11月发出文件，把北大新闻学院副教授焦国标、毛泽东前秘书李锐、茅于轼、年轻作家余杰、王怡和维权人士姚立法六人列入黑名单，禁止媒体报道他们的消息和转载他们的文章。
记者﹕茅先生﹐您好﹐赵紫阳的事情﹐海内外非常关注﹐我们大纪元做了一系列专访。不知您是否可以谈谈您的想法呢﹖
茅于轼先生﹕赵紫阳这件事情是很特殊的事﹐因为他是“六四”下台的﹐所以这件事就关系到对“六四”的评价问题。这个事在国内﹑国外都是非常关心的﹐但是在国内这件事是不准讲的。你是赞成“六四”开枪也好﹐你是反对“六四”开枪也好﹐你是不能讲这件事的。在中国﹐这是一个大的问题。一个社会有一些重大的问题不能公开讨论﹐这个社会就是一个很不健全的社会。这种不健全性有很高的代价﹐在许许多多方面﹐正义不能得到伸张。
在我看来﹐赵紫阳去世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因为哪怕共产党现在的领导人﹐他们也不会说开枪打死大学生是对的﹐他们自己知道这个是不对的。但是过去是这么过来的﹐因此要重新来个说法﹐确实有困难。事实上有各种力量的较量。但是在我看来﹐他们比较聪明的做法﹐就是不提赵紫阳是否有错误﹐不要提它。但是这个政权在这个地方就不够聪明﹐还要加一句话说他犯有严重错误。这样一个很好的机会没有利用上。
而且它言下之意等于说现任领导人是赞成这个做法的。这就是丢掉了一个下台阶的机会。这件事情总要下台阶的﹐找机会下嘛。我觉得现政权在这些方面没有很好的想通。
记者﹕现任领导人存在什么困难﹖
茅于轼先生﹕我猜想现在国内社会矛盾很多﹐也就是说有很多不稳定的因素﹐任何一个火星就可能变成一个导火索﹐变成一个很大的事情。他们表示跟过去有所不同的看法﹐主要的担心还是怕国内政治上的不稳定﹐因为国内社会矛盾挺多的。
记者﹕很多人也说其实这样更引起老百姓的不满﹐成为一个隐患﹐加重了不稳定的因素。
茅于轼先生﹕我猜想共产党领导人希望这个事情慢慢拖下去﹐但是我觉得不是一个最好的策略。一个社会有这么一个重要的事情﹐不能公开讨论﹐对这个社会是一个不健全的社会。所以在各个方面付出的代价是很高的。可能你看不见这个代价﹐其实这个代价是存在的。一个健康的社会应该是很自由﹑很开放﹐各种意见能够得到表达﹐政治上不会出现大的错误﹐这是一个正常的社会。现在如果有一些东西不能谈﹐政策上就可能出大错误﹐这就是很危险的。毛泽东的时候为什么饿死人呢﹖那就是不能说真话嘛。大家明明知道不对头﹐但是谁都不敢说﹐那最后就闹出大事来了。我觉得问题在这儿。
记者﹕看现在这个形势﹐实现自由民主﹑开放式的讨论﹐可能性大吗﹖
茅于轼先生﹕我看迟早要走这条路。这不是某个人想怎么样就能怎么样的﹐这是全世界的大势所趋。
记者﹕您觉得为什么赵紫阳先生的事情这么受关注﹖
茅于轼先生﹕国外的情况我不是很清楚﹐但是国内有一定的变化。这次共产党采取了很多措施﹐紧急部署了很多警察﹐这个说明有一定的影响。
记者﹕您觉得赵紫阳先生为什么这么受人敬重﹖
茅于轼先生﹕他是有民主思想的人﹐这在共产党领导中间是很突出的。我是非常尊重他的﹐我觉得他是能够坚持自己的观点。虽然跟大多数人的意见不同﹐但是他能够有自己的信仰﹐很不简单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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