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品超:没有文化的统一就没有民族的统一

蒋品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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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5月20日讯】最近一段时间在中国上演着一场国共亲握手互动的历史剧,吸引了关注中国社会现实人们的眼睛,有人鼓掌有人欢呼,中华民族似乎在走向统一的路上的确跨出了前所未有的实质步伐,但从另外的眼光望过去,看到的,却是在中共执政下当今中华民族四分五裂的悲哀现实。

一,文化的存在是一个民族存在的前提

(一),美利坚民族的形成

美利坚民族的形成即是十八世纪中叶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域的人们在北美优越的自然条件下随着统一市场的形成各殖民地之间不同文化的交流日益频繁作为文化的最主要的要素语言—-英语成为人们共同的文化媒介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

(二),中华民族延续源于华夏文化存在

历史上尽管有过被汉人视为外族的蒙古族建立的元朝、女真族建立的清朝等朝代,但中华民族之所以至今仍屹立在世界,就因为它有着以儒家精髓为主体的华夏文化。

二,中国共产党的存在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的分裂史

(一),撇开儒家“仁政” 思想,以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挑动阶级仇恨

共产党兴起初期,对其外以挑拨人类人群关系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取代中华民族儒家传统的以“仁”为基点的“中庸”精神、讲求仁义以德服人的“仁政”“王道”思想,摧毁中华民族农业社会所形成的人群关系与社会结构,直至利用国民政府在抗日问题上的错误决策“攘外必先安内”借国人的民族情结趁机提出“抗日救国”蛊惑人心,最后摧毁因刚刚建立国人还并不了解其伟大创举的孙中山以三民主义为基础的新的国家政权:中华民国,将为当时各政党甚至军阀都认可的唯一合法政府:国民政府赶往台湾,致使中华民族的分裂外化为明显的政权与政权之间地域版图的分割

在人类社会供求关系是经济发展的动力,它决定着商品的产销与价格。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奉行劳动价值至上,认为资本积累即利润是剥削,进而使其追随者将引进外资也演化成欺诈行为。这一违背人类经济规律的理论被共产党人政治化,上升为其在政治上离间人群分裂人类的法宝“阶级斗争”思想理论的基石,以作为其政治行为的工具,用来对不懂经济规律不解人类关系的中国下层人民进行愚弄,极具煽动性,空前绝后挑拨了人群之间的劳资关系,几近彻底的瓦解以致摧毁了中华民族农业社会所形成的人群关系与社会结构。“打土豪、分田地” ,这一中共兴起初期掠夺富人的口号实质即为其政策,是这一理论最典型的政策体现。而后是延续“打土豪、分田地”恶劣政策的所谓“土地改革” 、和建制之后连穷人也统统掠夺的“人民公社化” 、以及为剥夺人群而完全违背经济规律一意孤行所推行的 “计划经济” 怪胎。这些恶劣的政治经济手段都是因此而生。

(二),撇开马克思 “平等、民主” 理念,以儒家“大一统”观念建立并推行极权统治

[这里有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马克思“共产国际”所进行的斗争其背景是西方的工业革命时代,其依赖的对象是工人群众,马克思“共产国际”本身就是一个工人组织。马克思甚至极端鄙视愚昧的农民。关于这一点在1848年欧洲革命后路易.波拿巴恢复帝制为寻求其统治的合法性利用法国农村人口优势主张全民投票并最终赢得胜利,马克思在其《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一篇宣言》中曾表露无遗:“国际的法国各个支部的真正罪过究竟何在呢?就在于它们曾经公开而断然地告诉法国人民:参加全民投票,就等于投票赞成对内专制和对外战争。的确,由于它们的努力,在法国所有的大城市,所有的工业中心,工人阶级都一致起来反对了全民投票。不幸的是,农村地区的极端愚昧无知占了上风。欧洲各国的交易所、政府、统治阶级和报刊都欢庆全民投票的成功,认为是法国皇帝对法国工人阶级的辉煌胜利;实际上,全民投票并不是要杀害某一个人,而是要杀害几国人民的信号。”在此可以看出,马克思是把全民投票视为一种对几国人民希望的屠杀,而根源在于“农村地区(即农民)的极端愚昧无知占了上风” 。而共产党产生的背景则是遭受内懮外患的中国封建落后的农业社会,“以农村包围城市”是共产党取胜的“法宝”,其主要依赖的对象是农民,其组织构成的绝大多数是农民。共产党组织是一个庞大的农民组织,而不是工人组织。在人类历史上,农民组织革命的最后结果总是封建专制的极权体制,其原因在于农民孤独散漫关系松散的习性让他们内心常常倾向一个绝对的统治。而工人组织则相反,密切分工协作的人群关系让他们懂得珍重各自在社会生活中的价值,生性有着一种民主、平等的潜质,因此由工人组织革命出现的最终结果其社会体制具有“民主、平等”的色彩,这也是人类社会发展至今不断趋向“民主、平等”的原因。这一点已为人类社会发展史所证实。19世纪对地球人类具有深远影响的欧洲革命,马克思的共产国际站在工人阶级一边与农业社会遗留下来的封建帝制决斗,其努力的精神实质是为追求“民主、平等” ,而不是为建立封建帝制 ,这是欧洲人类之所以能先行进入西方现代社会的重要原因之一。而中国20世纪,共产党的出现则刚好相反,它跟路易.波拿巴恢复帝制是一回事。所不同的是,路易.波拿巴是封建皇帝拿破仑的后裔,是帝制的正统,而共产党所最后建立的封建帝制则是由不具皇族血统而骨子里流着封建帝制血液的野统变成为正统。正因为其组织不具备皇族血统因此让历史更具有了欺骗性,蒙蔽了愚昧的大多数人。]

在其统治内部,则撇开马克思为之奋斗的“平等、民主”的理念将中国封建社会儒家思想中“大一统”观念:“集权主义”演化成极端专制主义作为其文化精髓(儒家思想精髓以“仁政”“王道”始,以“大一统”终。即“仁政”“王道”的归宿是“大一统”),不断以所谓“阶级斗争” 、“路线斗争”为策略分裂、摧毁同类,剥夺、镇压不同性质的文化(此作为接近中国古代与“王道”作为绝然相反的“霸道”作为 ,而又与“霸道”有别。“霸道”以“力” ,却心怀侠义,如西楚霸王项羽。而“阶级斗争” 、“路线斗争”策略是与侠义绝然对立的“奸” 。尤其国民政府领导的抗战胜利果实却被弱小的共产党摘取,共产党摘取胜利果实并非以“力”)。

1,分裂、摧毁同类

“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这一共产党的铁律即是共产党专制主义文化精髓对内实行极权统治最具体最典型的表现。为实施共产党这一专制的组织观念,实现极个别个人与小集团的高度极权的目的,“阶级斗争” 、“路线斗争”成为了整肃对手摧垮同类的主要政治斗争手段,中共党史上著名人士如陈独秀、瞿秋白、罗章龙、王明、张国焘、李立三、高岗、饶涑石、彭德怀以及刘少奇、林彪、江青、赵紫阳等大大小小许多人物成为了以“阶级斗争” 、“路线斗争” 为手段的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2,剥夺、镇压不同性质的文化

(1),对民族文化的镇压与摧毁

最典型的是对藏文化为代表的对民族文化的镇压与摧毁。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军事手段进驻西藏,血洗藏民,致使以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为代表的政府至今流亡海外。以派遣和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实行对少数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的控制。

(2) ,对宗教文化的镇压摧毁

宣扬“无神论” ,以“唯物主义”迫害镇压“唯心主义” ,将宗教指斥为迷信。毛泽东执政时期,实行“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政策,其中最典型的是毁灭“一贯道” 。江泽民时期,将“法轮功” 、“中功”指为“邪教” ,并形成法律,实行全国范围镇压。

(3),在狭义的文化领域,不同的执政者采取不同的文化政策在其统治区和全国范围镇压、摧毁不同性质的文化:

A,中共建制前,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毛泽东提出“双为”即“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政治服务” ,成为当时中共的文化政策。主张文艺作品应表现“人性”的著名知识分子王实味被以“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暗藏的国民党探子、特务”、“反党五人集团头头”三大罪状推进偏僻的茅坑为节约子弹而用斧头砍头。建制后,1953年前后,毛泽东“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出炉,著名诗人、文艺理论家胡风被以“胡风反党集团”的头目推进监牢,直至1979年才平反出狱;这“引蛇出洞”的方针 ,让大批的善良知识分子被引出洞,而后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狰狞政策指导下被打成“右派反革命份子” ;最后也用以对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讨论的引导,成为所谓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诱饵,斗死、整垮了当时以毛泽东为首的一派政治势力的对手刘少奇、邓小平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

B ,1980年十二月,邓小平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在这一方针下,以诗人北岛为代表的以象征、隐喻等手法创作的“朦胧诗”因其强烈控诉着毛泽东前朝政府有力地协助了新上台的邓小平政权稳固了自己的统治而使中国文人受到中共政治前所未有的宠爱,而以写实手法深刻体现了五四文化批判传统的诗人叶文福则因评说了新上台的邓小平执政势力集团腐败的一诗《将军,你不能这样做》而成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首当其冲的批判对象。1984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方针演变为中国文化领域“清除精神污染”运动,1986年,“资产阶级自由化”代表人物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遭到点名批判。1989年,在中国天安门广场出现一场惨无人道的“六四”大屠杀。

C ,1990年代,“稳定压倒一切”成为江泽民政权执政的主轴。这一没落政策致使中国文化陷入前所未有的蛮荒。中国诗坛将海子推向几近崇拜的地步实质反映的是中国文人在六四被镇压之后陷入虚无、逃避现实、偏安自我精神惨状;而“后现代主义”则是对人类过去以良知、人性建立起来的传统文化的反动;尤其“下半身”盛行更是使淫秽、甚至可以说流氓意识一度泛滥完全是由于无能的所谓“稳定压倒一切”方针遏止了人类属于普世价值的文化在中国生存,却不可能有具体切实的良性文化政策来对社会文化作引导所致。

三,当今中共治下中华文化的分裂现实

(一),落后的专制文化与新型民主文化的对立

中共治下形成落后的专制文化与新型民主文化的对立,使新型民主文化要么被驱逐在海外,代表人物如:前期西单民主墙时代的魏京生,“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时期受禁的方励之、刘宾雁,“六四”被镇压后大批怀着民主理念的流亡者;要么被关押牢中,如:杨建利、王炳章、秦永敏等大批思想犯与良心犯;要么深深压在中国民间黑暗的底层,“六四” 镇压造成一代人理想的幻灭,他们心中的委屈与愤懑象地火在深渊燃烧,关于这一点只要人们留心中国网络就会发现。

(二),落后的专制文化与逐渐复兴的宗教文化的对立

“法轮功” 、“中功”等准宗教文化继承和发展了被中共曾一度毁灭的中国传统的“佛教”文化,“基督教” 、“天主教”等外来宗教慢慢在中国国内生根繁衍。这些宗教文化被中共推向自己的对立面,至今仍遭受无情摧残。

(三),落后的专制文化与民族文化的对立

新疆女首富、政治异议人士热比娅.卡德尔流亡海外,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流亡政府仍四处颠沛流离。所谓“藏独” 、“疆独” ,其实质反映的即是少数民族文化在中共统治下难以为继,为争取自身特有的文化特性与中共专制文化的抗争。

结束语
文化主要由分世俗文化与精神文化两部分构成。世俗文化表现为对现实世界的关注,精神文化则是对精神世界的关注。这两者在中共治下其内部的两面都产生着尖锐的对立,显示着不可调和的分裂。民族文化由于不同的自然环境与历史传统有着各自独特的特性,在中共治下他们难以生存无可避免地表现出激烈的抗争与对立。国家的统一、民族的融合必以文化的融合为前提,不同性质、不同种类的文化四分五裂、抗争连连,这是奢谈为中华民族建立统一伟业的人们务必看清的事实。

在民族分裂之后共产党要想实现真正意义的民族统一,其政治作为就应该与其建立极权统治的作法刚好相反,即撇开如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为实现人类“平等、民主”理想,马克思在其学说中对人类经济规律狭隘分析所具有的对人类人群关系的挑拨性,以中华文化传统中儒家以“仁”为基点的“中庸”精神善待不同文化,放弃儒家“大一统”的集权思想,以马克思倾尽毕生经历为之奋斗的“平等、民主”的精神,对待统一大业,中华民族才可能出现众心所向的民族统一。而果真如此,新型的民主文化将成为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http://www.dajiyua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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