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6月2日讯】(大纪元记者舒耘费城报导) 在海内外民众纪念“六四”民主运动十六周年之际﹐许多人都想知道﹐经历过那场血雨腥风的 “六四”学子目前在哪里﹖这些年他们是怎么渡过的﹖此时此刻﹐他们在想什么﹖带着这些问题﹐大纪元采访了现居住在宾州的“六四”学生领袖﹑清华大学学生李恒青先生。
已近不惑之年的李先生目前在新泽西一家公司任财务总监﹐全家定居宾州费城。以下内容根据李先生的采访对答整理而成(有删节) 。
记者﹕“六四”那天﹐ 您在哪里﹖ 您印象最深的记忆是什么﹖
李恒青﹕那天﹐ 我本来在清华校医院打点滴(因长时间在天安门广场﹐体力消耗大)﹐ 清华的同学把我叫回天安门广场﹐说六月三日下午已经扔催泪弹了﹐ 军队可能要进来了。听完后﹐我立刻赶到天安门广场﹐看到广场还有很多各地的学生﹐搭的帐篷﹐ 我就跟其他几位学生代表(如周封锁)等商量﹐觉得如果军队来了﹐ 大不了我们就被他们抬着走(当时思想很天真﹐没想到他们会开枪)。 这样我们就进账篷睡觉﹐ 养精蓄锐﹐等着他们(军队)来。后来天就黑了﹐我们开始陆陆续续听到枪响﹐ 出来看时﹐ 看到天上嗖嗖的子弹﹐ 比“流星雨”还密集﹐ 整个天都红了(后来才知道每十发子弹里面都加了一颗“夜光弹”)﹐ 然后就看到负伤和死亡的学生和市民…
我赶到西边的六部口﹐ 东边的东长安街﹐南边的前门看情况﹐ 人们把死亡的学生抬到广场﹐ 当时没有救护车﹐ 全是登三轮车的市民和私人的出租车帮着往医院里拉人。 我记得印象最深的是﹐一位同学哭着请求一个大夫把另一名中弹的同学抬上出租车拉到医院抢救﹐那个大夫坚决的说﹐“不行” 因为那个同学已经死了﹐没救了﹐ 医院没有地方了…
后来部队就推进了﹐ 后半夜﹐坦克开进来﹐ 从历史博物馆附近冲进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和晓波(刘晓波)在中外记者面前﹐砸了一只枪﹐ 就在纪念碑的花岗岩的栏杆上﹐ 我们两个人一起砸的(这支枪)。 为什么﹖我们就是要告诉所有人﹕我们不抵抗﹐ 我们没有想用武力对抗政府﹐ 我们希望政府停止这场镇压﹐ 不要再进行这场屠杀﹐在这个过程当中﹐ 大家都清楚的知道﹐ 哪儿有暴徒﹐ 到底谁才是暴徒﹐ 只有中共政府(才是暴徒)﹗
记者﹕当看到死伤的学生和市民时﹐ 您的感受是什么﹖
李恒青﹕当然很震惊﹐因为当时谁也没有想到政府会派几十万人用真枪实弹对付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 当时我们在广场表决﹐ 我们清华在纪念碑下开常委会﹐在决定是否撤离广场时﹐ 我非常明确地告诉大家﹐必须撤﹐当时我记得纠察队的两个同学哭着跟我喊﹐ “你记不记得XX和XX 两个同学死在这里﹖” 我说﹐“我当然记得﹐ 我们大家都可以死在这里﹐ 我李恒青也可以死在这里﹐ 但是我们有责任把学生们带出去﹐ 他们是我们中国未来民主的希望﹐ 他们经历了这场血与火的考验﹐ 他们应该活着出去﹐他们是中国民主的种子﹐我们不能再流更多的血﹐后来各校都决定撤﹐ 刚做完决定﹐ 戒严部队就冲上来了﹐全副武装的士兵就从纪念碑各个方向冒出来了…记得当时我和(周)封锁﹑邵江﹑梁二把最后剩下的学生和市民拉成人墙﹐我拿着话筒﹐ 指挥学生和市民撤出广场﹐我们的身后就是黑压压的坦克﹐ 我从来都没见过这么多的坦克﹐ 我们撤一步﹐坦克就跟进一步…
记者﹕“六四”屠杀后您又经历了什么﹖
李恒青﹕“六四”以后﹐ 我被秘密通辑﹐曾经在东北流亡了一个多月﹐ 后来回到北京﹐当时还抱有幻想﹐想回到学校继续完成学业。回到学校后﹐ 清华成立了专案组﹐ 进行校内清查﹐ 因为我“不投降”﹐ 就被送到保卫部十四处﹐ 后来被辑押到昌平看守所呆了一个月﹐ 最后转到秦城监狱﹐ 关了一年。
其实我还是挺适合坐监狱的﹐ 因为没有心理压力﹐ 没有精神负担﹐因为我有思想准备﹐ 从抓我那天起﹐ 我就准备了做十年的牢。 如果一个人没有奢望﹐ 没有幻想﹐ 就没有负担。就象中国佛道思想中的所说的 “无欲则刚﹐ 有容乃大﹔物我两忘﹔天人合一。”
进监狱的时候我正好23岁﹐ 我想﹐ 等做完十年的牢﹐出来的时候就33岁了﹐ 十年后﹐ 还是一条好汉。我就给自己定了一个“十年学习计划”﹐ 每天按照学习计划﹐看书(那时在秦城监狱可以看书﹐ 家人也给我送很多书)﹐什么书都有。当时还能看到严家其的书。因为监狱里没有日历﹐ 自己就用手画日历﹐ 过一天﹐ 就在日历上打个勾﹐在秦城监狱的一年时间里﹐我看了两麻袋的书。 现在回想起来﹐ 在秦城的日子还是很HAPPY(快乐)的﹐ 我没觉得自己受了什么苦﹐个人吃的这点苦有什么好说的﹐ 看你跟谁比了﹐ 跟死去的那些同学比﹐ 比如我们清华化工系的小段﹐ 就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了— 他们把自己的生命留在了天安门广场。我们留下的人应该完成他们未竟的事业﹐ 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精神寄托﹐
记者﹕您18岁在高中时就入了党﹐并在清华附中担任过校团委书记的工作﹐经历了“六四”﹐您的心路历程是怎样的﹖
李恒青﹕ 我在1985年念高三时加入中共﹐ 从不信到信﹐ 从信到不信﹐ 最后站到共产的对立面﹐ 我想今后应该是共产党的埋葬者﹐ 经历了非常复杂的一个过程。
从不信到信
在清华附中上高中时﹐ 正好是1982年﹐ 当时整个社会都是处于激昂﹑亢奋的状态﹐ 记得当时的口号是“实现四个现代化”。那时的我也在追求信仰和理想﹐ 在清华附中党委和老师的影响下﹐ 我看了“马恩列斯”选集﹐ 觉得共产主义所宣扬的“人类大同”是一个非常美好的理想﹐ 所以就虔诚的相信了共产主义﹐上高三时就加入了共产党﹐那时我18岁。记得入党宣誓时﹐ 我是发自内心地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
从信到不信
上大学后﹐ 我的思想开始转变﹐ 因为发现这个社会并不象以前想的那么单纯﹐那时社会也出现了腐败。我从那个时候开始反思﹐86年的学潮对我的影响很大﹐ 就是在那段时间认识到﹐人还有人的价值﹐就是个人有价值﹐这是过去我的思想中所没有的。过去的思想是“我是党的人﹐ 我要为党的事业奋斗终生﹐ 党要我干什么﹐ 我就干什么﹐ 党要我的胳膊﹐ 我就把胳膊砍下来(给党)﹐ 当时真是那么想的”。 当时我看了很多有关西方近代民主的书﹐ 还有 王军涛的“青年论坛”﹑ 胡平的“再论言论自由”﹑ 孟德斯鸠﹑卢梭的书﹐ 才发现原来人的基本权力在我们这儿(中共统治下的社会)都没有实现﹐ 而且都被剥夺了﹐ 于是产生了对“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的怀疑﹐ 自己逐渐变成了“逍遥派”﹐ 不愿意关心政治﹐并开始读了好多佛教的书。
从“改良派” 到 “中共的掘墓人”
89年学潮﹐是我思想上的另一个转折。 我是从“422跪交请愿书”后才开始真正参与“六四”的。 当时我是清华化学系学生会主席﹐ 同学从广场回来说要罢课﹐ 我问为什么﹐ 同学说﹐“学生都跪交请愿书了﹐ 政府不出来对话”。我一听﹐ 就说“罢”﹐ 于是“清华化学系学生会要求全系罢课”的通知就在学校贴出来了﹐党委马上给我打电话问我为什么要罢课﹐我说﹐“要争得我们最基本的民主权利﹗都跪交请愿书了﹐ 还不出来对话﹐ 还有什么课好上的﹖ 一张安静的书桌都摆不下了﹗”
当时﹐ 我还是属于“改良派”﹐ 希望中共能够改良﹐ 但六四开枪后﹐在震惊﹑迷茫过后﹐ 我彻底转变了﹐对中共的“改良梦”再也不用做了。六四的枪声结束了两个神话﹕第一个神话﹕共产党是人们的政党﹔ 第二个神话﹕人民解放军是人民的子弟兵。
从监狱出来后﹐ 我的思想理清了﹐ (对中共)那就不再是“改良”了﹐ 而是“革命”﹐ 革中共的命。十多年来﹐ 这个认识越来越深刻﹐ 那就是只有结束中共﹐ 中国才有希望。
记者﹕您来到美国后﹐对中共的反思﹖
李恒青﹕在美国的民主社会里面﹐ 感觉到政治是“老百姓的政治”﹐ 政治就是“柴米油盐”。比如美国国会现在关心的是什么呢﹖ 是油价﹑报税﹑健康保险等民生问题。民主就是﹕我选举你去替我办事﹐ 我是老板﹐ 总统是老百姓选出来的﹐要为人民服务。 而中共正好相反﹕ 它(中共)说它们是人民的公仆﹐ 其实它是奴役13亿中国人﹐ 这才是中国人权的现状。
它(中共)已经没有存在的合法性了﹐ 所以变着法的搞手段﹐为自己找生存的借口。如“保先” “三个代表” 为什么自己说自己先进﹐ 就是因为它不先进。 如果你有“先进性”﹐ 不用去证明﹐ 老百姓自然就会承认你。 正因为你不好﹐ 才要去证明自己﹐ 才要为自己的存在找合法性﹐ 特别是这几年﹐ 随着共产主义在前苏联和东欧解体﹐ 中共自己也感到了越来越严重的的危机﹐因为它知道自己的存在没有合法性﹐ 这个政权是靠武装夺取的政权﹐ 靠武装维持的政权﹐ 如果没有警察﹐没有军队维持着﹐ 它(中共)一天存在的可能性都没有﹐因为它的存在根本不具备任何合法性。所谓合法性﹐就是人民拿票投出来的﹐人民一票一票投出来的。中共不是﹐它不敢﹐如果它(中共)今天解除党禁﹐敢投票的话﹐ 明天选举﹐共产党就不是执政党了﹐共产党就不存在了﹐ 所以它不敢。民主自由是世界的大势所趋﹐ 在这个大的潮流中﹐ 中共倒行逆施﹐ 开历史的倒车﹐ 不可能﹐ 它(中共)自己也意识到了。
记者﹕随着时间的流逝﹐很多人似乎淡忘了六四。
李恒青﹕ 记得我被抓起来的时候﹐ 一个警察审我﹐ 问我为什么参加“反革命运动”。我跟他说﹐香港市民声援北京学生绝食的游行队伍里有一张相片﹕相片上一个小女孩手里拿着一条横幅﹐ 上面写着“难道民主还要我们这一代为它而努力吗﹖”我跟这个警察说﹐ 我参与“六四”﹐就是不要让他们(这个小女孩) 这代人为民主而努力﹐ 不要让我的女儿像她的父辈一样去为民主而流血﹐去死在独裁政权的坦克下。
我希望每一个中国人﹐都能去关心我们的未来﹐ 我们的子孙后代的未来﹐ 都能记住这段历史。 只有记住历史﹐ 历史才不会重演。我相信﹐中共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的这一天很快会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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