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49 在中国东北到底发生了些什么(9)

------新闻记者亲历记

于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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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6月23日讯】

奔向山海关
逃难的长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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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沈阳到山海关,约八百华里的行程,我和韩清涛先生,过去没有徒步走过这一条路,我们的计划是沿着铁路线走,但一出沈阳的大南门,就看见了逃难者群,于是我们很自然的加入了逃亡者的行列。

在逃难者群中,大部分是伤兵和由匪方发给“路条”——〝共匪的通行证〝——的国军俘虏。一路上的行人,像一条长龙,其中包括推独轮车的,赶北方大车的,人群走得极为散乱。那一大批逃亡的行列,每个人都无精打采垂头丧气,伤兵中照样穿着国军的制服,另外的一大批人,都是逃难的公教人员。不过每个人都经过改装,和老百姓一样。

我和清涛约定,一路上装作互不相识,如果有一个人被捕,另一个人,也不必等候,以免被匪兵对质。我们第一天,大约走了六十华里,那时候,还年轻力壮,走起路来,并不感到怎样吃力,只是担心被匪军发现我们不是商人。我穿着露出棉花的破棉袍,系了腰带,另外背了一个包袱,里面是一条破棉被。第一晚我们住在新民县的一个乡间小店,八九个人,睡在火坑上,韩清涛就睡在我的旁边。

半夜匪军的干部,提了马灯前来查店,我把在长春时领到的假身份证拿出给他们看,我的名字填的是于春财,兄弟栏内是春发、春福、春生一我排行第四,合乎“发福生财”四个俗气的名字,职业栏内写的是商。匪干问我到什么地方,我答以锦州。到锦州做什么去?我答去看姨妈。接着问清涛,他也很土气的答是到锦州去探亲,第一晚没有什么麻烦,但夜里被清涛推醒两次,因为我在睡梦中呓语。

说来也奇怪,在平常时候,我躺在床上有看书的习惯。如果睡前不看书。就会闹失眠。逃难的第一个晚上,竟然能倒头便睡,不过我很担心我的那双破鞋,因为鞋后跟中,藏了几个银元。

磨老茧、睡山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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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一早,我们背起行囊上路,路上的逃难者群,比第一天更多,走了不远,共匪开始检查,他们仅看看行人的面孔。就发出“命令”,要逃亡者站成两排,有的被命令站在左边的一排,有的被命令站在右边的一排、第一次韩清涛就被分配到左边的一排,我则被分配站到右边的一排,我们不知道究竟那排要被扣留,那排被放行。

经过初步的盘查,站在右边这一排的大部分没有问题,站在左边的要被扣留。清涛在他的行列中向我以目示意,暗示他可能被扣留了!我们这排每人被盘问三两句,个个放行,但轮到我时,一个三十几岁的匪干则说:“我看你不像是个卖粮的商人,然后他要我伸手,检查手指上,没有老茧,于是他更唬吓着说:他认定我是个“国特”,不然就是“情报官”,但我告诉他:我在沈阳两孔桥下卖杂粮,根本不要费力,我只看守我的摊子,自然没有老茧。他似乎被我说服了,摆摆手放行。我眼巴巴的看了清涛一眼,不能说一声再见。一个人,无精打采的上路。同时默默的为清涛祝福。不过从这一次检查后,我学得乖巧了,一路上用小石头在手指上和掌心中摩擦。因为说梦话,晚间也不敢再住小店。由于失去清涛,我真是少了依靠,只有一个人提心吊胆的随着人群走,一路上没有卖东西的,便随着伤兵们讨饭。所谓讨饭,也就是作乞丐。

十一月的东北,已经飘雪,讨来的剩饭是冷的,喝的水也是冷的,但吃下去竟是十分香甜,而且肠胃也能消化掉。晚间打开包袱,取出棉被,就睡在山腰里,听呼呼的风声,但也居然能够入睡,这时真正体会到古人所说的“餐风宿露”这句话的意义。人到了仅需要保住一条性命,而且不存什么欲望时,凡事到可处之泰然。所以在山腰中睡了一晚,竟然毫无腰酸、背痛现象。第二天照常跑路,照常讨饭充饥。

那时候共匪干部们,正在各处搜查第九兵团的司令官廖耀湘将军,有的大乡镇的土墙上贴着“捉拿廖耀湘”的告白,为的要项是:廖耀湘,五十多岁,花白头发,操湖南口音,中等身材,是个胖子。那正像旧小说中描绘的“画影涂形”。

讨饭吃雪、长夜漫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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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因为仅仅二十几岁,而且自六岁由山东蓬莱下关东后,能说一口纯正的东北话,而且手上磨出了老茧,所以前四天到也未遭遇到较多的麻烦,于是胆子也就壮了起来,但自己却没有把握一定能顺利过关。

随着伤兵讨饭,看见匪兵就喊声“队长”,再加上一脸风尘之色,真像是一个北方老粗。我觉得在逃亡最初的四天中,我学了很多,但每天都要找一个背风的山腰,披被坐着睡觉,醒来后看看天上的星辰,渴了时,就在附近抓一把雪吞下去,然而却一直没有生病。

随着逃亡的行列,“晓行夜住”,除了怕被捕以外,心如止水,所以一路上脑子想的只有一件事,如何应付匪干,如何至死也不暴露我是“新闻记者”这个身份外,一切都是空洞的。从沈阳到新民,经黑山、北镇,度过大凌河,那时河水已经结冰,从冰上步行渡过大凌河时,心中生出无限感慨,回想过去两度出关,一次撤回,坐的是飞机,大凌河在机翼下,只是一条白带。而今逃亡了,却真是“急急如丧家之犬,忙忙似漏网之鱼”,现在没有属于自己的政治力量来庇护,一条小生命,真像一只蚂蚁。再看大凌河竟是那样宽,水也结得那么厚,自然的一切,都没有改变,而个人却是无家可归,真的体会到“国破家亡”的这份感情,不禁悲从中来,但竟不能放声大哭一场,也不敢放声大哭一场,那该是人生的最大痛苦。

前路迢迢,自己走了多少路程,没有计算,也不便向人问路,走呀走的,渐渐的走得两腿发酸,再加上一路上讨饭过活,缺乏营养,渐感体力不支。不过自大凌河到锦州间,已经有北方大车,可以乘坐,但要每人化七块银元,并且讲好,如果在路上被匪兵留难,缴付的银元,不能退回,而且晚上车老板要住在什么地方,车上的人,也要住什么地方,但短程行旅,一天的日程,则要一块银元,我决定做短途乘客,因为晚上我不能和别人共同住店,怕说梦话,露出马脚。就这样我开始坐上大车。

凶狠的共匪儿童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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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逃难进入第五天的行程中,在黄昏时候抵达了一个小村庄,这次来检查的不是匪干,而是共匪的儿童团,他们把红缨矛—像似戏剧中张飞使用的矛——一举,拦住了大车,对每一个行人,包括伤兵,检查得十分细密,他们也许并不识字,但都要看每一个人的路条或身份证。

这些儿童团,虽然小小年纪,却都具有共匪的一付凶狠像,据说这批小东西,都是经过匪干训练不久,由匪干在后面撑腰,于是这批本来性善的第二代,却变成性恶的小匪干。我看到这些孩子,心中十分难过,因为在不久之前,他们还是农村的好孩子,而经过共匪短期训练,竟然走火入魔,装模作样的要管教起大人来。

在冬天的黄昏,在太阳将落的时候,看见那群孩子,唱看共匪的“军歌”,扛着红缨矛,耀武扬威的样子,心中有着一种极其沉重的感觉。

渡过大凌河后,沿途看到的防空洞很多,那些防空洞,仅能容纳一个人,而且小洞就挖在公路两旁的土崖上,共匪挖掘的防空洞,有些地方,一洞接着一洞,以防国军飞机的低空扫射,并投掷炸弹。

第五天晚上,也就是被儿童团检查的那个晚上,我就睡在“一人防空洞”中,以后的行程,每晚都如比,因为路的两旁,都有防空洞,所以可以寻找背风的洞中睡觉。

逃亡的第六天,没有再化钱坐车,但走累了就休息,逢到村庄就讨些剩饭吃,东北的民风朴厚,对乞丐向来乐予施舍,所以讨饭并不是件困难的事。而且有些人对于伤兵特别同情。除了给些高梁米饭,还加给咸菜。有些村庄,也住了匪兵,有些匪兵,并且和逃难的人聊天,但在路上,我们没有遇到匪军的大部队。偶尔有国军的战斗机飞临上空时,他们就进入民家。

在逃亡的第七天,在一个不知名的村庄中,忽然又遇到了韩清涛,原来他被匪干拘留了一天,经过盘查后,认为没有什么嫌疑而放行,坐了大车赶来。过了那个村庄,我们又走在一起,两人这次相遇,不禁热泪盈眶,恍如隔世。清涛说:因为他的年龄正是四十多岁,匪干曾怀疑他是什么“接收大员”,后来见他讲些粗话,甚至连“坦白”两字,都装做不懂,所以拘留了一天,也就把他放了!

一只手表,过了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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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清涛在路上告诉我,对付共匪,就是要装得“傻里傻气”,尽量讲东北土话,至死也不要“坦白”,我也告诉他,我一路上在手掌上磨老茧的故事,清涛也开始用石头磨他的手指和手掌,同时我们再度重申,无论何人被捕,另一个人,要表现得毫不在乎,自己赶路。第七天的晚上,清涛也陪我住防空洞。我们两个防空洞相距有十步远近,不过第二天清晨,清涛告诉我说:他仍然听到我说了梦话,并且在梦中喊叫,但我本人竟然毫无所知。

第八天我们又各化了一块银元,坐上大军,黄昏时候,别人住进小店,只有我们两个新闻记者,继续前进。找郊外的防空洞休息,清涛并预料,前途大概“吉多凶少”,可以一道入关了,但第九天的中午,在一个大检查哨,列队搜查时,清涛被放行,我却被留住了!被留难的逃亡者,大约有七千多人,被拘留在一个大院落中,从中午到黄昏,没有匪干来审询,不过晚间却吃到了一顿热的高梁米饭白菜汤,那是九天来第一次吃到新出锅的饭,但由于心理的不安,吃饭时并不觉得香甜。入晚有匪干七八名,分别来审询,审问的内容,仍就是既然是商人,为什么忽忽忙忙的赶着去锦州,这次我的答复是姨妈病重,必须及时赶到锦州去探望,他问住在那一条街,我告诉他是大南门外。那一晚大家都坐在大院落中的火坑上。大家坐着打瞌睡,但没有人互相交谈。

第十天的清晨,一个匪干拿出一支毛笔,要每个人写出自己的名字,那是他要试验被拘留的人的教育程度,轮到我时,我用舌头先舐舐毛笔,然后歪着头,用四支手指,紧握毛笔,姆指向上,用手写下“于春财”三字,写的歪歪扭扭,那匪干接着问我念过几年书,我说:私塾一年,然后注意到我的手表,问我小商人怎能带手表,我说做生意人,人人都有手表,然后他带我到一间耳房,似乎要单独审问,我想这下子真的是要被留下了,但结果却大出意外,他问我这只手表他想买,要多少钱,我说:队长喜欢,我奉送就是了!他说:“人民的军队,怎可拿老百姓的东西”?我说:没有关系,是我“心甘情愿”,于是我从腕上取下手表,交给他,他就放在他的衣袋中,然后告诉我,可以走了!我走了不久,又有十多个人,被放出来。另一些人的下落如何?似乎没有人关心,也没有人互相探询,大家都默默的走路,每个人都在设法保护自己,而且似乎都十分警觉。

烟斗带来的灾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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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逃难的第十天行程中,中午时分,又在一个共匪的检查哨被留下来,这次的被扣,是因为检查时,匪干注意到我的烟斗,我在逃亡时,买了半斤高丽烟叶,放在卢伯母给我做的一只烟荷包中,高丽烟叶,是东北俗称的旱烟,用旱烟袋吸食,当时我的烟瘾很大,所以荷包中装满了旱烟叶,一路上使用烟斗吸烟。

那个匪干要扣留我的主要原因,是使用烟斗,一定是国民党的高级份子,问我在那买的,我告诉他路上抽旱烟袋不够方便,我在沈阳做小生意时就使用烟斗,他翻了我的烟荷包,看看抽的并非烟丝,而是旱烟:对于我的话,似乎是将信将疑。

然后我就装满了烟,当着他点着火柴,大口大口吸烟,表现得一副老粗的模样,这下子他又开始看我的手掌,一路上摩的老茧,这回可有用了。他说。看样子到是个劳动阶级,我再问他什么叫劳动阶级,这时那个匪干笑了:“劳动阶级,就是做苦工的”!

然后他继续讯问许多人,却没有说放我通过那个卡哨,于是我就坐在地上等。直到日落时分,那个讯问过我的人说:你可以走了,前边就有村庄。我走了大约半里路远,怕那支烟斗,继续给我带来灾祸,就把它抛得远远的,同时在路上检了一张共匪的废报纸,把它放在烟荷包中,以后烟瘾发做时,就用报纸卷着烟叶猛吸。有时也分给伤兵们一支。

那天夜里,自然也和平常一样,住在防空洞中,越往西行,天气越暖和,也觉得逃出匪区的希望越大。

果然以后的五天行程中,没有再受到留难,而且在第十一天的逃亡行列中,又遇到了清涛,原来他也又被匪干留难过一次。自然我又将两次被拘留的情形,告诉了他,他也把他再被留难的情形告诉了我。他说:但愿上天保祐,以后再没有被留难的情形发生。我们能携手入关。

大车上的怒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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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后的行程中,我和清涛坐大车的机会越多,但却是每天化一块银元,坐短途大车,而且我们分坐两辆不同的车。

在大车上因为我打扮得过于土气,而且有一副傻像,所以同车的人,都欺负我这个“老粗”,一辆大车要坐上十几个人,但是车上的人,全是逃亡者,我估计几乎全是化装逃亡的公教人员,他们坐车时,常常因为我伸了脚或者由于车身动摇,碰到别人,于是有人打我一拳,我不还手,忍耐下去,因为怕在争吵时,暴露了身份,由于第一个打我一拳的人,我未抵抗,也没有怒目而视,表示心里上的反抗,所以接二连三的连吃老拳,你一拳他一拳的,这个说我坐的位置太多,那个说我一副蠢像,于是我变成了大家的出气筒。

我终于忍耐不住了,那是在一个人又打了我一拳的时候,我开腔了,而且声音很大,我几乎是怒吼了:我说:“大家都在逃难,那个是真正的老百姓,为什么在逃难中,还有人欺负人,一旦拆穿了,一个人也跑不了,大家一道作俘虏,同归于尽”。这几句话,立即产生了效果,其中一个人出来打圆场说:“老弟说得对”,于是我身边的人,每人收缩了身子和腿,给我让出的地方,足可以躺下睡觉,但我却十分后悔。

从那以后,车上的人,对我十分客气,因为我的估计没有错误,全车的人全和我一样,都是要被共匪追捕的人。直到后来逃到“三不管”地带——没有国军,也没有匪军的真空地区——前所,大家表明身份时,才发现用拳打我的人,有的是县长,有的是警察分局长,有的是中学校长,那时候,我和清涛,也都表明身份,我们是新闻记者。

那是大动乱中的一项小插曲,当然我的怒吼,可能遭来横祸,被共匪拘留,但当时年轻气盛,而且化装得太土气,而致遭人欺负,事隔二十多年,现在回忆起来,车中怒吼的事和一天跑了四次机场,抢登飞机未成的事,在脑里的烙印最深。

国军飞机的扫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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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子过了义县,沿途看到的共匪所挖的一人防空洞越多,几乎像似蜂巢,公路两旁的土崖,不到五步远,就有一个防空洞,过了义县,就是锦州,是范汉杰将军司令部的所在地。

屈指算,已经走了十二天,心里想,过了锦州,还有锦西、兴城、绥中、前卫几个大地方,共匪的检查,可能更严,但却也有了一种希望,那是逃出匪区的可能性很大。

当我和清涛抵达锦州时,战火已经过了一个月,但城内外却依然残破不堪,共匪围攻锦州所掘的地道,仍未填平,断壁颓垣,使人惨不忍睹,那座古城,完全给共匪的炮火毁了,毁得面目全非。

前文说过,在俄军占领长春期间,我曾随吉林省府的接收人员搭军机自长春撤退到锦州,然后搭车到北平,那是三十五年春间的事,所以我对这个城市,有一种特别的感情,三年后我再重临旧地,几乎认不出那就是山海关外的重镇锦州。

当时我也想到在锦州攻防战时,没有一个记者留在锦州,写一篇现地报导,所以范汉杰将军,打的那次硬仗,在报上的新闻也不多,但从全城房屋毁了三分之二的情形看,可以想见当时战事的惨烈,范汉杰将军和他的官兵,总算替国家、民族,尽了最大的努力。较诸那些“不战而降”的将军,在风格上,要高得多了!

过了锦州,在女儿河附近,有两架国军飞机低空扫射,当飞机扫射时,距离我和清涛,仅有两千米左右,我们迅速伏在地面上,因为当时我们正在步行。当飞机扫射时,清涛低声在说:如果不死于敌人的追捕之下,而死在自己飞机的弹下,那才惨哩!不过那两架飞机,仅扫一次,即行飞走,有一辆大车被击毁,两名逃难者受伤,我们急于赶路,不敢多管闲事,对那两名伤者,如何处理,也就未再加理会。

前所之夜、百官现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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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逃难,进入第十四天行程,经过兴城、绥中,在黄昏时到了前所,再一站就是国军驻守的山海关。

前所是共匪和国军的缓冲区,敌我双方都没有军队驻守,也没有行政机构,在前所的前一站前卫,是共匪的防线,当时我们预料,那一定是很难过的“关口”,但出乎意料之外,匪军竟没有查验,即全部放行。到达前所后,清涛和我手牵着手,高兴得流出眼泪。互庆“死里逃生”。那种心境,是难以形容的,也是半个月来,最快乐的一天。

前所是一个山海关外的小镇,由于我方与匪力均无兵驻守,所以当地人称为“三不管”地区。不过敌我双方都有便衣谍报人员在活动。市面反而较其他地方繁荣,因为那地方可以使用三种货币,第一是银元,第二是政府的金圆券,第三是匪军的纸币,当然那些货币,都有一个兑换率,是以纸币所能购买的东西,作为兑换率的标准。

在前所的那一晚上,我和清涛,住在一家小店中,我们买了高梁酒、猪蹄,吃了逃亡以来,最丰盛的一次晚餐,那一晚我们也逛了前所的夜市,由于前所没有电灯,夜市中摆着马灯,各种东西都有。

那一晚我们也睡了火坑,而且有了羊毛毡铺在坑上,入晚之后,许多逃难的人,都兴奋 得睡不着,大家相互微笑着打招呼。

那些化装逃难者,百分之百是政府的公务员以及军官,文官最高的是县长,武官中官阶最高的是军长。

其中有人“纵酒”高歌,有人痛哭流涕,有人长吁短叹,有人大骂共匪,但有一个共同点是大家都得庆更生,能逃出匪区。前所之夜,像是不同阶层的人,不同等级的官,在那里开了一个自然的晚会。

在烛影摇摇中,有人唱起“红烛将残,瓶酒已干……”抗战时期的老歌,有人高吟:“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畔、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漫山遍野的大豆高梁。九一八、九一八……”,我和清涛、静静的听、静静的感受,清涛忽然说:“我们路上所遭受的罪,都是日本人带给我们的,因为没有九一八事变,就不会有西安事变,没有西安事变,共匪老早就被消灭掉,没有共匪,中国在战后,将是个强大统一的中国……清涛祖籍河北,他的祖先已迁东北七代,是不折不扣的东北人,他说:这些血债,总有一天,要追回来的。

山海关外、黄昏灯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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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逃难行程的第十五天中,我们抵达山海关外,那是黄昏时候。山海关内,灯光通明,关外则一片漆黑,关门之外,有一大批黑鸦鸦的人群,大家高呼,我们是来投奔祖国的,我们是冒者生命危险,向关内逃亡的,但城楼上,却没有反应。城门也不开放,大家席地而坐,我突然想起童年时看小说中:“罗成叫关”的故事。

我们一边望着城内的灯火,一旁听着远处的炮声,惟一的希望是有人出面开关,放我们进城,进了山海关,那才是我们自己的地区,那里有我们的政府,我们的军队,那里的一切,才真是属于我们的。当时我们并深深的体会到。惟有失去政治保障的人,才知道自己的政府,更为可爱。惟有失去自由的人,才会感到自由的可贵。惟有失去国家庇护的人,才知道国家的重要。

大约是晚间九点多钟,关上的城门开了,走出的是督察处的巡逻队,他告诉那些等候巡城的人,写下自己的名字,职业,来自何处,山海关城内,有没有认识的人。那时我一个熟人也没有,韩清涛到想起他的一个朋友高澜波,现职是十一行政区督察专员,可能在山海关内。

十点钟,清涛带进去的纸条,发生了效用,城门开了,十一行政区的督察专员高澜波亲自出迎,高专员一手拉着清涛,一手拉着我,缓步入关,关门又关上了,那一晚仿佛就允准我们两人入关。

进了山海关后,我们立即乘了专员公署的车子到了高澜波办公的地力,高先生要勤务兵替我们打水洗脸,并要我们更衣,是两套棉军装。然后他陪我们一道吃绿豆稀饭,细问路上情形,原来他和清涛是十几年的老友,在胜利之后并和清涛同乘一架飞机,自重庆返沪。那一晚我们才算真正的重获自由,下榻在专员公署的宿舍中。清涛躺下不久,就鼾声大作。

榆关一夜、今昔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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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二十日清晨我们一觉醒来,高澜波先生,己在外面的房中等候,陪我们吃了早餐,然后拿了两张招商局的船票送给我们,他并且说:在离乱的岁月中,在军旅中,他末能善尽地主之谊,山海关能守多久,他也不知道,那两张船票,是他送给我们的。我们除了感激得流出眼泪以外,连声谢谢,也没有说,现在清涛己身陷匪区,他是在自北平再度逃亡时,逃到山东德州,又被匪干截回去,不知道高澜波先生是否已来到台湾?廿多年来,我一直感念高先生的情谊,到处打听,总是没有他的消息。

高澜波专员在廿日早餐后,又陪我们看了一下城防,山海关驻满了军队,秩序也十分良好,在我们看城防时,我想到第一次自关外撤回北平时,我陪吉林省教育厅长胡体干先生,住在杜聿明将军的招待所内,第二天一早,看到了阳光照进房内,紫藤花刚刚发芽,那是多么闲适的意境,第二次在山海关内过夜,却是一个刁斗森严的晚上。抚今追昔,徒增无限感慨。

二十日上午十点多钟,高澜波先生亲自送我们到秦皇岛,登上海宇轮,不久船开了我们驶向塘沽。船在大海中,航行得很稳,当天我们就抵达塘沽,换乘火车,转赴天津。在黄昏时分,抵达天津车站时,清涛的夫人,已经在车站上等侯我们,原来高澜波在送我们上船之后,发了一封电报给韩清涛夫人,在兵荒马乱中,难得他想得那样周到。(http://www.dajiyua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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