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49 在中國東北到底發生了些什麼(9)

------新聞記者親歷記

于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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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6月23日訊】

奔向山海關
逃難的長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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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瀋陽到山海關,約八百華里的行程,我和韓清濤先生,過去沒有徒步走過這一條路,我們的計劃是沿著鐵路線走,但一出瀋陽的大南門,就看見了逃難者群,於是我們很自然的加入了逃亡者的行列。

在逃難者群中,大部份是傷兵和由匪方發給「路條」——〝共匪的通行證〝——的國軍俘虜。一路上的行人,像一條長龍,其中包括推獨輪車的,趕北方大車的,人群走得極為散亂。那一大批逃亡的行列,每個人都無精打采垂頭喪氣,傷兵中照樣穿著國軍的制服,另外的一大批人,都是逃難的公教人員。不過每個人都經過改裝,和老百姓一樣。

我和清濤約定,一路上裝作互不相識,如果有一個人被捕,另一個人,也不必等候,以免被匪兵對質。我們第一天,大約走了六十華里,那時候,還年輕力壯,走起路來,並不感到怎樣吃力,只是擔心被匪軍發現我們不是商人。我穿著露出棉花的破棉袍,繫了腰帶,另外背了一個包袱,裡面是一條破棉被。第一晚我們住在新民縣的一個鄉間小店,八九個人,睡在火坑上,韓清濤就睡在我的旁邊。

半夜匪軍的幹部,提了馬燈前來查店,我把在長春時領到的假身份證拿出給他們看,我的名字填的是于春財,兄弟欄內是春發、春福、春生一我排行第四,合乎「發福生財」四個俗氣的名字,職業欄內寫的是商。匪幹問我到什麼地方,我答以錦州。到錦州做什麼去?我答去看姨媽。接著問清濤,他也很土氣的答是到錦州去探親,第一晚沒有什麼麻煩,但夜裡被清濤推醒兩次,因為我在睡夢中囈語。

說來也奇怪,在平常時候,我躺在牀上有看書的習慣。如果睡前不看書。就會鬧失眠。逃難的第一個晚上,竟然能倒頭便睡,不過我很擔心我的那雙破鞋,因為鞋後跟中,藏了幾個銀元。

磨老繭、睡山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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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一早,我們背起行囊上路,路上的逃難者群,比第一天更多,走了不遠,共匪開始檢查,他們僅看看行人的面孔。就發出「命令」,要逃亡者站成兩排,有的被命令站在左邊的一排,有的被命令站在右邊的一排、第一次韓清濤就被分配到左邊的一排,我則被分配站到右邊的一排,我們不知道究竟那排要被扣留,那排被放行。

經過初步的盤查,站在右邊這一排的大部份沒有問題,站在左邊的要被扣留。清濤在他的行列中向我以目示意,暗示他可能被扣留了!我們這排每人被盤問三兩句,個個放行,但輪到我時,一個三十幾歲的匪幹則說:「我看你不像是個賣糧的商人,然後他要我伸手,檢查手指上,沒有老繭,於是他更唬嚇著說:他認定我是個「國特」,不然就是「情報官」,但我告訴他:我在瀋陽兩孔橋下賣雜糧,根本不要費力,我只看守我的攤子,自然沒有老繭。他似乎被我說服了,擺擺手放行。我眼巴巴的看了清濤一眼,不能說一聲再見。一個人,無精打采的上路。同時默默的為清濤祝福。不過從這一次檢查後,我學得乖巧了,一路上用小石頭在手指上和掌心中摩擦。因為說夢話,晚間也不敢再住小店。由於失去清濤,我真是少了依靠,只有一個人提心吊膽的隨著人群走,一路上沒有賣東西的,便隨著傷兵們討飯。所謂討飯,也就是作乞丐。

十一月的東北,已經飄雪,討來的剩飯是冷的,喝的水也是冷的,但吃下去竟是十分香甜,而且腸胃也能消化掉。晚間打開包袱,取出棉被,就睡在山腰裡,聽呼呼的風聲,但也居然能夠入睡,這時真正體會到古人所說的「餐風宿露」這句話的意義。人到了僅需要保住一條性命,而且不存什麼慾望時,凡事到可處之泰然。所以在山腰中睡了一晚,竟然毫無腰酸、背痛現象。第二天照常跑路,照常討飯充饑。

那時候共匪幹部們,正在各處搜查第九兵團的司令官廖耀湘將軍,有的大鄉鎮的土牆上貼著「捉拿廖耀湘」的告白,為的要項是:廖耀湘,五十多歲,花白頭髮,操湖南口音,中等身材,是個胖子。那正像舊小說中描繪的「畫影塗形」。

討飯吃雪、長夜漫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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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因為僅僅二十幾歲,而且自六歲由山東蓬萊下關東後,能說一口純正的東北話,而且手上磨出了老繭,所以前四天到也未遭遇到較多的麻煩,於是膽子也就壯了起來,但自己卻沒有把握一定能順利過關。

隨著傷兵討飯,看見匪兵就喊聲「隊長」,再加上一臉風塵之色,真像是一個北方老粗。我覺得在逃亡最初的四天中,我學了很多,但每天都要找一個背風的山腰,披被坐著睡覺,醒來後看看天上的星辰,渴了時,就在附近抓一把雪吞下去,然而卻一直沒有生病。

隨著逃亡的行列,「曉行夜住」,除了怕被捕以外,心如止水,所以一路上腦子想的只有一件事,如何應付匪幹,如何至死也不暴露我是「新聞記者」這個身份外,一切都是空洞的。從瀋陽到新民,經黑山、北鎮,度過大凌河,那時河水已經結冰,從冰上步行渡過大凌河時,心中生出無限感慨,回想過去兩度出關,一次撤回,坐的是飛機,大凌河在機翼下,只是一條白帶。而今逃亡了,卻真是「急急如喪家之犬,忙忙似漏網之魚」,現在沒有屬於自己的政治力量來庇護,一條小生命,真像一隻螞蟻。再看大凌河竟是那樣寬,水也結得那麼厚,自然的一切,都沒有改變,而個人卻是無家可歸,真的體會到「國破家亡」的這份感情,不禁悲從中來,但竟不能放聲大哭一場,也不敢放聲大哭一場,那該是人生的最大痛苦。

前路迢迢,自己走了多少路程,沒有計算,也不便向人問路,走呀走的,漸漸的走得兩腿發酸,再加上一路上討飯過活,缺乏營養,漸感體力不支。不過自大凌河到錦州間,已經有北方大車,可以乘坐,但要每人化七塊銀元,並且講好,如果在路上被匪兵留難,繳付的銀元,不能退回,而且晚上車老板要住在什麼地方,車上的人,也要住什麼地方,但短程行旅,一天的日程,則要一塊銀元,我決定做短途乘客,因為晚上我不能和別人共同住店,怕說夢話,露出馬腳。就這樣我開始坐上大車。

兇狠的共匪兒童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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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逃難進入第五天的行程中,在黃昏時候抵達了一個小村莊,這次來檢查的不是匪幹,而是共匪的兒童團,他們把紅纓矛—像似戲劇中張飛使用的矛——一舉,攔住了大車,對每一個行人,包括傷兵,檢查得十分細密,他們也許並不識字,但都要看每一個人的路條或身份證。

這些兒童團,雖然小小年紀,卻都具有共匪的一付兇狠像,據說這批小東西,都是經過匪幹訓練不久,由匪幹在後面撐腰,於是這批本來性善的第二代,卻變成性惡的小匪幹。我看到這些孩子,心中十分難過,因為在不久之前,他們還是農村的好孩子,而經過共匪短期訓練,竟然走火入魔,裝模作樣的要管教起大人來。

在冬天的黃昏,在太陽將落的時候,看見那群孩子,唱看共匪的「軍歌」,扛著紅纓矛,耀武揚威的樣子,心中有著一種極其沉重的感覺。

渡過大凌河後,沿途看到的防空洞很多,那些防空洞,僅能容納一個人,而且小洞就挖在公路兩旁的土崖上,共匪挖掘的防空洞,有些地方,一洞接著一洞,以防國軍飛機的低空掃射,並投擲炸彈。

第五天晚上,也就是被兒童團檢查的那個晚上,我就睡在「一人防空洞」中,以後的行程,每晚都如比,因為路的兩旁,都有防空洞,所以可以尋找背風的洞中睡覺。

逃亡的第六天,沒有再化錢坐車,但走累了就休息,逢到村莊就討些剩飯吃,東北的民風樸厚,對乞丐向來樂予施捨,所以討飯並不是件困難的事。而且有些人對於傷兵特別同情。除了給些高梁米飯,還加給鹹菜。有些村莊,也住了匪兵,有些匪兵,並且和逃難的人聊天,但在路上,我們沒有遇到匪軍的大部隊。偶爾有國軍的戰鬥機飛臨上空時,他們就進入民家。

在逃亡的第七天,在一個不知名的村莊中,忽然又遇到了韓清濤,原來他被匪幹拘留了一天,經過盤查後,認為沒有什麼嫌疑而放行,坐了大車趕來。過了那個村莊,我們又走在一起,兩人這次相遇,不禁熱淚盈眶,恍如隔世。清濤說:因為他的年齡正是四十多歲,匪幹曾懷疑他是什麼「接收大員」,後來見他講些粗話,甚至連「坦白」兩字,都裝做不懂,所以拘留了一天,也就把他放了!

一隻手錶,過了一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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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清濤在路上告訴我,對付共匪,就是要裝得「傻裡傻氣」,儘量講東北土話,至死也不要「坦白」,我也告訴他,我一路上在手掌上磨老繭的故事,清濤也開始用石頭磨他的手指和手掌,同時我們再度重申,無論何人被捕,另一個人,要表現得毫不在乎,自己趕路。第七天的晚上,清濤也陪我住防空洞。我們兩個防空洞相距有十步遠近,不過第二天清晨,清濤告訴我說:他仍然聽到我說了夢話,並且在夢中喊叫,但我本人竟然毫無所知。

第八天我們又各化了一塊銀元,坐上大軍,黃昏時候,別人住進小店,只有我們兩個新聞記者,繼續前進。找郊外的防空洞休息,清濤並預料,前途大概「吉多凶少」,可以一道入關了,但第九天的中午,在一個大檢查哨,列隊搜查時,清濤被放行,我卻被留住了!被留難的逃亡者,大約有七千多人,被拘留在一個大院落中,從中午到黃昏,沒有匪幹來審詢,不過晚間卻吃到了一頓熱的高梁米飯白菜湯,那是九天來第一次吃到新出鍋的飯,但由於心理的不安,吃飯時並不覺得香甜。入晚有匪幹七八名,分別來審詢,審問的內容,仍就是既然是商人,為什麼忽忽忙忙的趕著去錦州,這次我的答覆是姨媽病重,必須及時趕到錦州去探望,他問住在那一條街,我告訴他是大南門外。那一晚大家都坐在大院落中的火坑上。大家坐著打瞌睡,但沒有人互相交談。

第十天的清晨,一個匪幹拿出一支毛筆,要每個人寫出自己的名字,那是他要試驗被拘留的人的教育程度,輪到我時,我用舌頭先舐舐毛筆,然後歪著頭,用四支手指,緊握毛筆,姆指向上,用手寫下「于春財」三字,寫的歪歪扭扭,那匪幹接著問我念過幾年書,我說:私塾一年,然後注意到我的手錶,問我小商人怎能帶手錶,我說做生意人,人人都有手錶,然後他帶我到一間耳房,似乎要單獨審問,我想這下子真的是要被留下了,但結果卻大出意外,他問我這隻手錶他想買,要多少錢,我說:隊長喜歡,我奉送就是了!他說:「人民的軍隊,怎可拿老百姓的東西」?我說:沒有關係,是我「心甘情願」,於是我從腕上取下手錶,交給他,他就放在他的衣袋中,然後告訴我,可以走了!我走了不久,又有十多個人,被放出來。另一些人的下落如何?似乎沒有人關心,也沒有人互相探詢,大家都默默的走路,每個人都在設法保護自己,而且似乎都十分警覺。

菸斗帶來的災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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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逃難的第十天行程中,中午時分,又在一個共匪的檢查哨被留下來,這次的被扣,是因為檢查時,匪幹注意到我的菸斗,我在逃亡時,買了半斤高麗菸葉,放在盧伯母給我做的一隻菸荷包中,高麗菸葉,是東北俗稱的旱菸,用旱菸袋吸食,當時我的烟癮很大,所以荷包中裝滿了旱菸葉,一路上使用菸斗吸菸。

那個匪幹要扣留我的主要原因,是使用菸斗,一定是國民黨的高級份子,問我在那買的,我告訴他路上抽旱菸袋不夠方便,我在瀋陽做小生意時就使用菸斗,他翻了我的菸荷包,看看抽的並非菸絲,而是旱菸:對於我的話,似乎是將信將疑。

然後我就裝滿了菸,當著他點著火柴,大口大口吸菸,表現得一副老粗的模樣,這下子他又開始看我的手掌,一路上摩的老繭,這回可有用了。他說。看樣子到是個勞動階級,我再問他什麼叫勞動階級,這時那個匪幹笑了:「勞動階級,就是做苦工的」!

然後他繼續訊問許多人,卻沒有說放我通過那個卡哨,於是我就坐在地上等。直到日落時分,那個訊問過我的人說:你可以走了,前邊就有村莊。我走了大約半里路遠,怕那支菸斗,繼續給我帶來災禍,就把它拋得遠遠的,同時在路上檢了一張共匪的廢報紙,把它放在菸荷包中,以後菸癮發做時,就用報紙捲著菸葉猛吸。有時也分給傷兵們一支。

那天夜裡,自然也和平常一樣,住在防空洞中,越往西行,天氣越暖和,也覺得逃出匪區的希望越大。

果然以後的五天行程中,沒有再受到留難,而且在第十一天的逃亡行列中,又遇到了清濤,原來他也又被匪幹留難過一次。自然我又將兩次被拘留的情形,告訴了他,他也把他再被留難的情形告訴了我。他說:但願上天保祐,以後再沒有被留難的情形發生。我們能攜手入關。

大車上的怒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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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後的行程中,我和清濤坐大車的機會越多,但卻是每天化一塊銀元,坐短途大車,而且我們分坐兩輛不同的車。

在大車上因為我打扮得過於土氣,而且有一副傻像,所以同車的人,都欺負我這個「老粗」,一輛大車要坐上十幾個人,但是車上的人,全是逃亡者,我估計幾乎全是化裝逃亡的公教人員,他們坐車時,常常因為我伸了腳或者由於車身動搖,碰到別人,於是有人打我一拳,我不還手,忍耐下去,因為怕在爭吵時,暴露了身份,由於第一個打我一拳的人,我未抵抗,也沒有怒目而視,表示心裡上的反抗,所以接二連三的連吃老拳,你一拳他一拳的,這個說我坐的位置太多,那個說我一副蠢像,於是我變成了大家的出氣筒。

我終於忍耐不住了,那是在一個人又打了我一拳的時候,我開腔了,而且聲音很大,我幾乎是怒吼了:我說:「大家都在逃難,那個是真正的老百姓,為什麼在逃難中,還有人欺負人,一旦拆穿了,一個人也跑不了,大家一道作俘虜,同歸於盡」。這幾句話,立即產生了效果,其中一個人出來打圓場說:「老弟說得對」,於是我身邊的人,每人收縮了身子和腿,給我讓出的地方,足可以躺下睡覺,但我卻十分後悔。

從那以後,車上的人,對我十分客氣,因為我的估計沒有錯誤,全車的人全和我一樣,都是要被共匪追捕的人。直到後來逃到「三不管」地帶——沒有國軍,也沒有匪軍的真空地區——前所,大家表明身份時,才發現用拳打我的人,有的是縣長,有的是警察分局長,有的是中學校長,那時候,我和清濤,也都表明身份,我們是新聞記者。

那是大動亂中的一項小插曲,當然我的怒吼,可能遭來橫禍,被共匪拘留,但當時年輕氣盛,而且化裝得太土氣,而致遭人欺負,事隔二十多年,現在回憶起來,車中怒吼的事和一天跑了四次機場,搶登飛機未成的事,在腦裡的烙印最深。

國軍飛機的掃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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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子過了義縣,沿途看到的共匪所挖的一人防空洞越多,幾乎像似蜂巢,公路兩旁的土崖,不到五步遠,就有一個防空洞,過了義縣,就是錦州,是范漢傑將軍司令部的所在地。

屈指算,已經走了十二天,心裡想,過了錦州,還有錦西、興城、綏中、前衛幾個大地方,共匪的檢查,可能更嚴,但卻也有了一種希望,那是逃出匪區的可能性很大。

當我和清濤抵達錦州時,戰火已經過了一個月,但城內外卻依然殘破不堪,共匪圍攻錦州所掘的地道,仍未填平,斷壁頹垣,使人慘不忍睹,那座古城,完全給共匪的炮火毀了,毀得面目全非。

前文說過,在俄軍佔領長春期間,我曾隨吉林省府的接收人員搭軍機自長春撤退到錦州,然後搭車到北平,那是三十五年春間的事,所以我對這個城市,有一種特別的感情,三年後我再重臨舊地,幾乎認不出那就是山海關外的重鎮錦州。

當時我也想到在錦州攻防戰時,沒有一個記者留在錦州,寫一篇現地報導,所以范漢傑將軍,打的那次硬仗,在報上的新聞也不多,但從全城房屋毀了三分之二的情形看,可以想見當時戰事的慘烈,范漢傑將軍和他的官兵,總算替國家、民族,盡了最大的努力。較諸那些「不戰而降」的將軍,在風格上,要高得多了!

過了錦州,在女兒河附近,有兩架國軍飛機低空掃射,當飛機掃射時,距離我和清濤,僅有兩千米左右,我們迅速伏在地面上,因為當時我們正在步行。當飛機掃射時,清濤低聲在說:如果不死於敵人的追捕之下,而死在自己飛機的彈下,那才慘哩!不過那兩架飛機,僅掃一次,即行飛走,有一輛大車被擊毀,兩名逃難者受傷,我們急於趕路,不敢多管閒事,對那兩名傷者,如何處理,也就未再加理會。

前所之夜、百官現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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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逃難,進入第十四天行程,經過興城、綏中,在黃昏時到了前所,再一站就是國軍駐守的山海關。

前所是共匪和國軍的緩衝區,敵我雙方都沒有軍隊駐守,也沒有行政機構,在前所的前一站前衛,是共匪的防線,當時我們預料,那一定是很難過的「關口」,但出乎意料之外,匪軍竟沒有查驗,即全部放行。到達前所後,清濤和我手牽著手,高興得流出眼淚。互慶「死裡逃生」。那種心境,是難以形容的,也是半個月來,最快樂的一天。

前所是一個山海關外的小鎮,由於我方與匪力均無兵駐守,所以當地人稱為「三不管」地區。不過敵我雙方都有便衣諜報人員在活動。市面反而較其他地方繁榮,因為那地方可以使用三種貨幣,第一是銀元,第二是政府的金圓券,第三是匪軍的紙幣,當然那些貨幣,都有一個兌換率,是以紙幣所能購買的東西,作為兌換率的標準。

在前所的那一晚上,我和清濤,住在一家小店中,我們買了高梁酒、豬蹄,吃了逃亡以來,最豐盛的一次晚餐,那一晚我們也逛了前所的夜市,由於前所沒有電燈,夜市中擺著馬燈,各種東西都有。

那一晚我們也睡了火坑,而且有了羊毛氈舖在坑上,入晚之後,許多逃難的人,都興奮 得睡不著,大家相互微笑著打招呼。

那些化裝逃難者,百分之百是政府的公務員以及軍官,文官最高的是縣長,武官中官階最高的是軍長。

其中有人「縱酒」高歌,有人痛哭流涕,有人長吁短嘆,有人大罵共匪,但有一個共同點是大家都得慶更生,能逃出匪區。前所之夜,像是不同階層的人,不同等級的官,在那裡開了一個自然的晚會。

在燭影搖搖中,有人唱起「紅燭將殘,瓶酒已乾……」抗戰時期的老歌,有人高吟:「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畔、那裡有森林煤礦,還有那漫山遍野的大豆高梁。九一八、九一八……」,我和清濤、靜靜的聽、靜靜的感受,清濤忽然說:「我們路上所遭受的罪,都是日本人帶給我們的,因為沒有九一八事變,就不會有西安事變,沒有西安事變,共匪老早就被消滅掉,沒有共匪,中國在戰後,將是個強大統一的中國……清濤祖籍河北,他的祖先已遷東北七代,是不折不扣的東北人,他說:這些血債,總有一天,要追回來的。

山海關外、黃昏燈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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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逃難行程的第十五天中,我們抵達山海關外,那是黃昏時候。山海關內,燈光通明,關外則一片漆黑,關門之外,有一大批黑鴉鴉的人群,大家高呼,我們是來投奔祖國的,我們是冒者生命危險,向關內逃亡的,但城樓上,卻沒有反應。城門也不開放,大家席地而坐,我突然想起童年時看小說中:「羅成叫關」的故事。

我們一邊望著城內的燈火,一旁聽著遠處的炮聲,惟一的希望是有人出面開關,放我們進城,進了山海關,那才是我們自己的地區,那裡有我們的政府,我們的軍隊,那裡的一切,才真是屬於我們的。當時我們並深深的體會到。惟有失去政治保障的人,才知道自己的政府,更為可愛。惟有失去自由的人,才會感到自由的可貴。惟有失去國家庇護的人,才知道國家的重要。

大約是晚間九點多鐘,關上的城門開了,走出的是督察處的巡邏隊,他告訴那些等候巡城的人,寫下自己的名字,職業,來自何處,山海關城內,有沒有認識的人。那時我一個熟人也沒有,韓清濤到想起他的一個朋友高瀾波,現職是十一行政區督察專員,可能在山海關內。

十點鐘,清濤帶進去的紙條,發生了效用,城門開了,十一行政區的督察專員高瀾波親自出迎,高專員一手拉著清濤,一手拉著我,緩步入關,關門又關上了,那一晚彷彿就允准我們兩人入關。

進了山海關後,我們立即乘了專員公署的車子到了高瀾波辦公的地力,高先生要勤務兵替我們打水洗臉,並要我們更衣,是兩套棉軍裝。然後他陪我們一道吃綠豆稀飯,細問路上情形,原來他和清濤是十幾年的老友,在勝利之後並和清濤同乘一架飛機,自重慶返滬。那一晚我們才算真正的重獲自由,下榻在專員公署的宿舍中。清濤躺下不久,就鼾聲大作。

榆關一夜、今昔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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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二十日清晨我們一覺醒來,高瀾波先生,己在外面的房中等候,陪我們吃了早餐,然後拿了兩張招商局的船票送給我們,他並且說:在離亂的歲月中,在軍旅中,他末能善盡地主之誼,山海關能守多久,他也不知道,那兩張船票,是他送給我們的。我們除了感激得流出眼淚以外,連聲謝謝,也沒有說,現在清濤己身陷匪區,他是在自北平再度逃亡時,逃到山東德州,又被匪幹截回去,不知道高瀾波先生是否已來到臺灣?廿多年來,我一直感念高先生的情誼,到處打聽,總是沒有他的消息。

高瀾波專員在廿日早餐後,又陪我們看了一下城防,山海關駐滿了軍隊,秩序也十分良好,在我們看城防時,我想到第一次自關外撤回北平時,我陪吉林省教育廳長胡體乾先生,住在杜聿明將軍的招待所內,第二天一早,看到了陽光照進房內,紫藤花剛剛發芽,那是多麼閒適的意境,第二次在山海關內過夜,卻是一個刁斗森嚴的晚上。撫今追昔,徒增無限感慨。

二十日上午十點多鐘,高瀾波先生親自送我們到秦皇島,登上海宇輪,不久船開了我們駛向塘沽。船在大海中,航行得很穩,當天我們就抵達塘沽,換乘火車,轉赴天津。在黃昏時分,抵達天津車站時,清濤的夫人,已經在車站上等侯我們,原來高瀾波在送我們上船之後,發了一封電報給韓清濤夫人,在兵荒馬亂中,難得他想得那樣週到。(http://www.dajiyua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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