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6月4日报导】中国大陆房市问题专题报导之一（中央社记者周慧盈北京特稿）穿过计程车窗玻璃，一处处兴建中的工地在眼前流转而过，一幢幢的摩登建筑拔地而起。“看呗，这就是北京城，搞得像个大工地似的，却没一个买得起。”计程车师傅已经唠叨至少十分钟，言谈间透露出对节节高涨的房价极度不满。
今年三月以来，中国政府接连祭出房市重大政策。三月十六日人民银行制定新的房贷措施；随后国务院下发“关于切实稳定住房价格的通知”（简称“国八条”）；五一劳动节长假后，中央七部委联手端出“关于做好稳定价格的意见通知”。大陆舆论称这一系列政策为“组合拳”。
中国政府打组合拳目的何在？多数人认为是要抑制房价，但是中国房地产协会秘书长顾云昌却一语道破其中真正意义，是为打击房市的虚假需求。
他接受中央社访问说：“除了打击可能造成房市泡沫化的虚假需求，政策还有稳定房价与保护有效需求的用意。”
实行共产主义的中国社会，产生房地产问题的背景让人好奇。一九四九年大陆“解放”后，中国原则上实施福利分房制，视各人工作单位与职务的不同来分配住房。
福利分房制的好处是只要花少少的钱，就可拥有自己的窝，弊病则是大陆虽为共产社会，走后门、讲关系的事却一点儿不比资本主义社会少，有办法的人可以拿到好几套房，形成不公与不均的问题。
负责人民住房重责大任的中国政府在福利住房制实施五十多年后，开始喘不过气；另一方面，福利制也导致大陆房屋市场一直无法真正开展。
一九九八年，中国终于启动住房制度改革，开展住房私有化。
顾云昌说：“看起来，住房改革显然很成功。”短短几年，民间蓄积的潜力完全迸发，房地产市场一片蓬勃，不但拉动数十个行业，也解决了相当的就业问题，对经济发展有一定贡献。
住房制度改革启动后，基本上，一九九八到二零零三年，大陆房市价格仍算稳定，全国平均住房价格增长率为百分之三点五，低于在百分之七到九之间排徊的ＧＤＰ增长率，也低于百分之九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
但从二零零四年起，房价开始失衡，特别是上海、杭州等长三角地区，房价涨势凌厉。事实上，杭州房价在最近三、四年早已翻了一番，远远快过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
官方统计，二零零四年，大陆平均住房价格涨幅达百分之十五点二，经济发达的东部沿海省市更达百分之十六点九。
面对一涨不可收拾的房价，中国大陆开始出现忧虑房地产泡沫化的声音，并引起从上到下的关切。
今年三月中国全国人大在北京开会时，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就曾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抑制生产资材料价格和住房价格的过快上涨”。
温家宝话声甫落，“国八条”等政策就相继出炉，其中“国八条”的第二条指出：将稳定房价提高到政治高度，建立政府负责制，省政府负总责，对住房价格上涨过快、控制不力，要追究有关责任人责任。
专家表示，中国政府对住房价格做出如此严厉而明确的规定，是中共建政以来前所未有，足以显示官方整顿房市的决心。
对此，顾云昌分析：“看到香港前两年因为房市泡沫化带来的经济与社会问题，中国政府想不整顿都不行。稳定房价过快上涨，属于宏观调控政策中非常重要的部分。”
分析特定地区房价飙涨主要是“需求太旺”，市场呈现供不应求的现象。但是以上海为例，实际上房屋供应量已经很大，“供不应求，是因为炒家在炒楼。”
就是这些俗称炒家的房市投资客或投机客，让大陆房地产浮现泡沫化的隐忧，所以防止房市泡沫，必须挤压炒楼需求，包括“国八条”、七部委“稳定价格的意见通知书”，都是这个用意。
谈到炒楼现象，专家表示，对投资客来说，那里有钱可赚，钱就往那里去，尤其在中国目前面临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下，“投资上海房地产既可以赌一把人民币升值的可能，又可以赌一把房市价格上涨的机会，所以热钱一直进入，造就了上海房市虚假的荣景。”
相对于上海，北京的炒楼情况不算严重。但是在外国人、还有外地有钱人不断涌入京城的前提下，房价也超过大部分居民的能力范围。
除了投资客炒房，大陆媒体曾经揭发地方政府与开发商互相勾结，炒高房地产价格。可以这么说，房价的快速上涨，开发商只是第二受益人，相关政府部门才是第一受益人。
因此，对于“国八条”的出炉，大陆媒体解读“是一道国务院下令各级政府从房价高地撤军的政府令，是一道下令政府从房地产商联军中发动兵变的政府令，是真正意义上的釜底抽薪。”
在北京城绕了好半天，计程车师傅终于累了，停止发牢骚。
在此之前，他夸张的抱怨：“北京的房价是全世界最贵的。”但他的人生目标，却是要在最贵的北京市有一幢自己的房子。他希望官方政策能有效稳定房价，否则“开一辈子计程车，也买不起自个儿想要的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