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9月25日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申华采访报导)广东大兴煤矿矿难发生后，中国政府下令，投资入股煤矿的国家工作人员、国有企业负责人必须在9月22号之前撤出投资。现在这一期限已过，官方的英文《中国日报》报导说，大部分人拒绝从煤矿撤资。目前，中国各地纪检监察机关正在调查这方面的情况，调查工作将于10月中旬结束。国家安监局局长李毅中说，逾期不主动撤资、申报，一经查实，就地免职，依法从严惩办。这又是一个地方政府不执行中央政策的典型事例。中央权威到哪去了？下面请听旅居加拿大的中国学者任不寐和在大连的矿工安全网站网主李健的分析评论。
记者：政府下令，但是主动撤资的人很少，李健先生，您对这个结果感到吃惊吗？
李健：也可以说感到吃惊吧！令我忧郁的是再一次证明中央政府的权威，已经非常衰弱了。
记者：任不寐先生呢？您看呢？
任不寐：我想这个事情应该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实际上在内蒙我们看到六部委联合发出的关于这个煤矿国企投资入股退出的这个通知啊，也没有等到执行，所以是全局性的问题。
记者：您怎么特别提到内蒙？
任不寐：因为这个内蒙消息最早报导出来的，我们看到内蒙古自治区纪委、监察厅国资委等六个部门联合发出的关于清理纠正国家机关的人员、国有企业负责人投资入股煤矿问题的紧急通知，那么期限最后到了的话，没有一名工职人员主动从煤矿撤出来。
记者：这是什么时候？
任不寐：这个应该是前天的消息，无论这个通知从那里来的，当时官员都不会执行的。
记者：任先生您觉得为什么呢？为什么这些官员这么大胆？
任不寐：我想是这里面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我们看到他们谈到了官煤勾结，我觉得官煤勾结背后的本质是官商勾结，实际上在中国这个现有的体制之下呢，官就是商，商就是官，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中国的体制呢，政府控制了国家主要的资源，那么在改革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呢，官员来经商嘛，利用权利来谋取利益，实际上就是改革的另外一个方面，是改革本身的其中之一，那么在这种背景之下的话，如何让官员不参与经商，我觉得在这个格局之下完全做不到的，那么在中央这个部委也在经商的这种背景之下，如何要求地方有关官员，不参与这样的经商活动呢？这是不可能的。
记者：李健先生您同意刚才任先生的说法吗？
李健：这是一个全面的问题，不仅仅是发生在煤矿行业，即使名义上他们都退了股，难道煤矿的安全就一定能抓上去吗？即使他表面上退了股，他们暗地里可以把他的股转给他的亲人，就是透过这种方式并不能割断他们这种利益上的关系。
记者：也就是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李健：这是我觉得这个危机行不通的一个方面。
记者：那您觉得怎么样才能斩断这个官煤勾结呢？您同意刚才任不寐先生的说法吗？就是说在现在的体制下官商是不分的，不可能把两个分开的。
李健：我觉得这个首先第一个就是说，中央政府要加大这个执法的力度，有关的部门玩忽职守、贪污腐败所导致的这种泛滥，那要在刑事上加大追究他们的力度，然后还要加大他们个人经济上追究的力度，就是一个呢，要罚得他们倾家荡产；第二，要他们在监狱待好多年，就是加大他们的犯罪成本。另外我觉得煤矿安全问题现在实际上是多方面综合表现的一个问题，他需要做很多工作，如果其他工作做不上的话，即使官员做到了克尽职守，也未必能避免矿难。
记者：其他方面您是指什么？
李健：煤矿工人的培训、煤矿技术力量的充实、煤矿安全的投资，还有矿工自治工会的成立。
记者：那么任不寐先生，似乎李健先生好像比您乐观一点。
任不寐：我想中国媒矿问题的解决，可能至少需要三个方面制度性的安排。那么第一点，我想就是把官煤之间的这种关系树立开来，但现在确实是非常难的，只要煤矿的审析权和监督权归于政府，那么官商勾结就没有办法解决。第二这方面就是矿主本身，他现在怎样能够把保护矿工的利益放在前面，而把自身的利益也做一个平衡，这是很难做到的。第三个方面刚才李先生也谈到的，就是必需赋予矿工一个合法的组织工会，悍卫自己权利的这样的一个权利。我们知道在美国历史上，曾经一度这个矿工死亡率也是比较高的，那么为什么后来它会减少呢？就是因为它这三方面都做了工作。
记者：李健先生刚才您谈到了，很少有官员主动从煤矿里面退出来，就是说现在中央的命令下面都难以去执行了。那么您觉得现在中央的权威为什么削弱了呢？
李健：我们国家和这个社会首先政绩不足，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上梁不正才会下梁歪，中央政府在许多应该做为的事情上都是麻木无做为的，这样反而也纵容他们不仅仅是在煤矿这一方面，其他许多方面都在这么做。
记者：任不寐先生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任不寐：我们知道中国的中央权威本身就是有问题的，我们知道官商勾结的前提是什么，就是官员、政府有权利去管商业，所以中央权威也好、政府的权威也好，是造成官煤勾结的一个根本的原因，不解决这个问题，所有问题都是假的。
(据自由亚洲电台录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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