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国三退集会上控诉中共迫害知识分子
凌黎集会上为她的家人诉苦求安（大纪元记者李茹岚摄影）
【大纪元11月1日讯】(大纪元记者李茹岚吉隆坡报道 )10月29日，马来西亚退党服务中心和吉隆坡民众在敦依斯迈尔公园声援一千五百万三退，并于集会现场举行声讨中共集会。来自中国和马来西亚的民众齐声控诉中共暴行。与中共决裂，并在马来西亚避难的凌黎在集会上控诉中共对她一家的迫害，倾吐她家族几代人所受的冤屈，为她家族中被中共整死和迫害的家人诉苦求安。
以下为凌黎根据集会上发言重新整理之文稿：
知识份子精英有何罪过？
一提起中共的政治迫害，我总是会长时间陷入悲伤的回忆和对父亲的思念对母亲的担忧挂牵。共产党长期迫害知识份子的恶行罄竹难书。正是因为家庭和个人的遭遇，驱使我思考，寻求答案。随着知识的增长，越来越认识到毛和中共的那些歪理邪说的欺骗性，从而比较早就认清了中共的邪恶本质。我的家庭所遭受的迫害和苦难，正是大陆知识份子长期受到中共迫害的缩影。
两代人迫害致死
我家可以说是世代书香门第，父亲是一所理工大学的教授，父母亲的家庭大多也都受过大学教育。外公是当时纺织学院的中文教授，祖父是当地一所历史悠久的著名中学的校长，在家乡也有一部分田地。因此那时家境都比较好。
然而，这样的家庭背景在中共统治下变成了罪过。自49年中共掌权以后，家庭几乎没有安宁过。中共一掌权，便进行土地改革运动，对百姓进行阶级划分，祖父划成地主，变成了剥削阶级，人民的“敌人”。不仅祖辈留下的田地、房产被强占瓜分，当地中共乡府更派人到处搜捕他，最终没能逃脱中共魔掌，在押解返乡途中被过分惊吓和虐待毒打致死。然而文革之后的一份调查证实，祖父曾经积极支持中共北山抗日，并在他的推荐安排下送去一些青年到延安。共产党恩将仇报。
这样的家庭背景成了压在父亲和我们全家的沉重大山，成了我们学习、工作、生活中长期挥之不去的阴影。中共掌权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父亲都是运动的整治对象。虽然闭口坚决不说话让他躲过了反右一劫，但是紧接着64年的四清运动仍然没有幸免。他过去的学生（后成为他所在系的党支部书记）硬是栽赃他贪污，逼他交代，将父亲送到农村劳动改造达两年之多，并要天天写接受改造的心得笔记…
随之而来的文化大革命更让我们全家遭受到了更残酷的 “政治洗礼”。
文化革命一开始，父亲就被作为反动学术权威中止教学进行批斗。每天上班的工作，甚至工作以外在家的时间都是写检查、做交代，不分白天、夜晚随时等待各班级“红卫兵小将”拉去进行批斗。检查交代就是写所受剥削阶级家庭影响的资产阶级思想、言行，反动学术思想对学生的毒害、刁难；交代家庭和个人的所谓历史问题，谈对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领导的认识提高和拥护以及思想改造…等等。而这些检查交代是永远也过不了关的。
那些所谓“红五类”的“红卫兵”学生和年青教师耀武扬威、凶神恶煞，自恃其父母共产党革命干部或工人、贫下中农“领导阶级”，无聊的时候，想出气亦或想恶作剧的时候就去把这些反动学术权威分别拉到昔日的教室里，脖子上挂上大牌子，头上带着报纸糊的高高的尖帽子，上面用歪歪扭扭黑字写着带有谩骂侮辱性质的头衔名字，伴随着众人的口号拳头，低头站在众多学生前面。说是批斗，实则任由这些学生侮辱谩骂、拳打脚踢，极尽人身攻击，轻者鼻青脸肿，重者骨折甚至当场毙命。一些学习差些或有过什么问题，曾受老师批评惩罚的学生和出于妒忌心理的青年教师则借此机会进行报复。父亲由于比较温和没有得罪几个学生，算是保住没有致残送命。
频繁施行这种人格侮辱的迫害他们还不满意，又将父亲和其他“反动学术权威”关进学校“牛棚”（既关押“牛鬼蛇神”的破旧肮脏的地方）不能回家，完全失去了人身自由。“牛棚”是一灯光昏暗的地下室，没有洗手间，对面的人也难以分辨，一些心地极为邪恶的“革命组织”头头经常光顾“牛棚”打骂、虐待这些有名望的教授。昏暗的光线让人看不清那些凶狠打人的恶棍究竟是谁。父亲被关在这种“牛棚”里数月之久。
文革中、后期，经济濒临崩溃的现实迫使中共不得不恢复教育，父亲重新回到讲台讲课，但是要“让工农兵占领教育阵地”，没有什么文化知识的工人农民成了大学老师，当了大学领导，他们随时在监管这些“资产阶级教授”。面对啼笑皆非的“红色工农兵大学生”──这一荒谬的世界创举（大学可以招收甚至初级小学小数点水平的学生进课堂），带着政治脚镣讲课的父亲如履薄冰：讲大学课程，那些水平低的学生指责你“故意刁难工农兵大学生”；讲低些，水平高些的又指责你“水平低，欺骗工农兵学生”，又招致训斥批斗。
父亲气恼的对家人说，这种课实在没法上！
一次父亲带领工农兵学生南下到一水电站实习，被以政审不合格为由拒绝进入电站，无奈而返。然在回程途经上海时，意外突发脑溢血悲愤而逝世，终年才过50岁。我们永远无法知道当时在电站还发生了什么，长期遭受的从肉体到精神的摧残无疑是最致命的原因。
妻子儿女受牵连 妈妈至今生活在文化革命的恐惧中
这种长期的政治迫害，直接株连到我们全家，首当其冲的就是母亲。父亲挨斗时，
不时还会将母亲拉去陪绑。母亲开始不愿屈就低头，便招致更粗暴的强制行为和更多的人身攻击侮辱以及震天的叫喊。不仅如此，还经常遭受大学住宅区内家属组织的批斗会，所受到的歧视更可想而知，令到我们全家大小天天犹如惊弓之鸟，随时准备着他们来抄家。
这种迫害所造成的摧残伤害究竟多大多深，外人、没有经历过的人是难以想像、甚至完全不相信的。然而，我妈妈至今生活在这种政治运动的恐惧中既是明证。
一天我哥哥来看望母亲，她神秘地拉他到一房间地墙角处，带着恐惧悄悄地对他说：“许××要把我打成法轮功分子抓起来呢！”听起来莫名其妙有些可笑。
许某是个已八十多岁，满头白发地所谓“离休干部”（与退休的区别在于49年前参加中共，并在后来提升为一定级别的干部，这类人享有特殊退休优待）。文革中他从部队转业到父亲所在大学里当政工干部并且一直与我们家住在一个小院里。此人是那种文化很低，缺乏修养，带有几分凶相的“老革命”。自恃对“中共革命”有功，是大学的领导阶级，总是一副盛气凌人的架势，老婆孩子也亦然，那时常常欺负院里的人，人人都怕招惹他，被扣上政治帽子，遭到更多的政治迫害。
如今他退休了，几乎天天坐在院子外休闲，母亲每每出门都会看到他，于是产生了一种错觉。文化革命结束已三十年了，由于大脑出现萎缩，使母亲的思维有些问题，刻骨铭心的政治迫害和摧残与现实中国发生的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联系到了一起，许某便成了她心中中共政治迫害的形象代理人，以为他是专门来监视，欲治罪与她的；以为政治运动又来了。她已经对中共政治运动神经质了！没有人能够帮助她解脱政治恐惧，也许这种恐惧将伴随她终生。那是多大的恐惧和伤害造成的精神摧残才能让人二三十年之后依然受此折磨。
儿女被剥夺上大学权利
那时我们儿女还小，弄不懂这些政治运动，但却完全相信共产党的说教，而对父母则半信半疑，二哥甚至一度要与父母划清界线。从感情上我们难以割舍，面对欺辱和社会的歧视很无奈。
最令人痛惜的是我大哥，他在当时我们那个省会城市中、小学中是非常出名的学习尖子，无论文理科都很出色，每次市里的数理语文竞赛都拿前两名，并且多才多艺，老师们总是拿他作为榜样教育学生。然而当他报考清华大学时正值四清运动父亲挨整，那个系党支书记写信给清华大学取消了大哥的录取资格，甚至普通大学也不让他进。无奈大哥被送到农村务农长达十几年，一生失去进大学的机会，使他的人生备受艰辛。
我们其他几兄妹虽比不上大哥的才智，但学习也多出类拔萃，然而文化大革命中断了我们的中学教育，同样被送到农村数年，由于家庭背景没有资格成为工农兵学员进入大学深造，被中共剥夺受教育权利长达十几年。不仅不能让我们得到平等的受教育权利，人生的恋爱婚姻也备受挫折磨难！
中共的邪恶政治
中国共产党是什么？一个利用人们的善良，披着真理的外衣，打着理想、正义、进步的大旗，高唱着为人民大众谋利益的谎言，以“合法”的手段，干着最卑鄙无耻下流勾当的污合之众。他们利用歪理邪说和党票、团票，牢牢控制住每个人的思想、家庭、事业、人生、命运，从而全面控制整个社会。
利用这种票，他们合法地拉拢一部分人，打击另一部分有能力与他们竞争、挑战他们升迁、威胁他们地位的人。于是他们“天然”占据了上风，有了“先天”的优势──政治优势，立马把你置于绝对劣势，强者即刻变成弱势群体，使他们处于“战无不胜”的地势，而将你永远淘汰出局。
就是这样，五十多年来，共产党把政治非政治化，将政治贯穿到普通百姓的生活、事业、命运中，在大陆形成了完整的优汰劣胜机制，打击掉社会所有精英力量，树立起他们的绝对专制权威，社会没有了公平、公正，黑白颠倒、是非不分、坏人当道、盗贼猖獗（最大的盗贼正是党员高官），使我们的社会风气败坏到极点。共产党是社会风气极度败坏之根源。
在此我也想为《九评共产党》再加一条共产党的罪过，“评共产党剥夺中国一代人的受教育权利长达数年”，致使这一代绝大部分人成为社会的半残废，是文化大革命受害最广最深重的一代。在此也呼吁这一代受害人站出来向中共索取赔偿。(http://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