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文学与记忆”研讨会纪要（七之三）
【大纪元2月1日讯】余杰：今天讨论的主题是章诒和的《往事并不如烟》和杨显惠的《夹边沟纪事》。我们为什么把这两本书放在一起讨论呢？其实普通的读者也可以把这两本书放在一起读。两本都是关于反右的书，一本书写的是在北京最中心的区域，一本写的是在大西北在甘肃很偏远的区域，一本是北京最著名的知识分子和最著名的右派，一本在甘肃很多普通中学教师、小学教师等底层的右派，这两本书参照起来读就更加全面，两个横断面结合起来，就是比较完整的右派史。
最近几年，像章老师所说的那样，很多人写回忆录的努力，像姚老师七十多岁了，还完成了一百多万字的很宏大的回忆录。像我手头有一本叫《风萧萧路漫漫》，这是四川的一个普通右派，当时他被打成右派的时候只有19岁，他把自己这段经历写出来，但是因为发行、传播各方面的原因，像这样的书完全没有引起学术界和评论界的重视，发行量也就两三千本。所以，对这样不知名的作者，他们的写作和捍卫历史和记忆的努力，下一步评论界和学术界应该给予更多的关注。下面我们请王东成先生发言。
王东成：到这个地方参加这个活动，都比较受“关爱”，特别有勇气，因为在爱里没有惧怕。我是学文学理论的，我不懂现代派和后现代派，我大概还是受别车杜以及马克思、恩格斯的影响吧，我对文学批评的基本标准我是坚持历史与美学的观点，章老师刚才说得非常对，任何一种文学是真正有价值的，它给我们美好的熏陶，给我们文学方面的底蕴，同时让我们看到真实的生活，去向往应该过的生活。杨显惠老师的《夹边沟纪事》我都读过，章诒和老师的书是我让学生必读的书目。杨显惠老师的《夹边沟纪事》是我参与大学新语文编写中强烈要求把《上海女人》选进去的。这本书编好之后，出版社为了宣传，先把书目印出来，我不太赞成这种行为，我觉得这将会出事、出危险的。结果不幸言中，有关方面看到这本书的书目，坚决把其中一些我认为非常有价值的东西拿掉，不拿掉这本书不能出版。比如说，高尔泰先生《寻找家园》里的《安兆君》一篇，也和杨显惠老师《上海女人》一样给拿掉了。我非常赞成刚才说的一个观点，并不是说我们，而是是一种力量，利用国家权力非常自觉、清醒地不准人们言说自己的经历。友渔当年“搞抢救记忆”的时候曾经采访过我，把采访我的东西也发表在《焦点》上了，大家都知道，《焦点》这个杂志后来，被取消了，停刊了。
这个话题很好，多少年来，我们的那些文学是不具备文学的品格的，不具备文学品格根本的就是它肩负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使命，这个使命就是构筑谎言、塑造谬论，整个构筑一个民族的虚假。我们那么多文学作品，告诉我们一部中国什么样的现代史和当代史呢？所以我还说那句话，当普通大众民不聊生的时候，这些作家告诉我们，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我们有一些作家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在构筑民族谎言上真是立下了很大的功劳，因而这些作家常常被命名为“人民作家”。我到朝鲜去过一次，我非常有一个感触，哪里叫人民，哪里没人民，哪里称民主，哪里没民主。你看朝鲜人民民主主义共和国，不就是这样的吗？
再一个就是，另外一大使命，塑造谬论。我们有多少谬论，包括孩子自小成长起来接受的一些观念，都相当相当的荒谬。因此我们才有“九·一一”事件一发生，大学生、大学校园里沸腾、欢呼这样的情况。因此我们才在我们的电视上看到，俄罗斯别斯兰绑架学生的事件发生了，我们电视上举行“有奖竞猜”——你猜吧，这次别斯兰事件死了多少人，多少孩子，多少男的，多少女的。太残忍了。我们都能知道，我们把那么多死难者一定要变成枯燥的数字，每次矿难都说死了多少人，就拉倒了，并且这些方面这些报道全是被控制的。
我们有反右斗争的记忆，我们有文革的记忆，我再说一个记忆就是克拉玛依大油田的大楼着火的这件事。大家都知道克拉玛依大油田大楼大火，是一群优秀的、美丽的孩子们给领导干部演节目，演节目的时候，电线老化着火了。我们主持会议的人说了一句话：“让领导先走。”结果这场火灾没有一个领导烧死，烧死的绝大多数是孩子，四十个老师烧死了三十六个。这些事件，我们见到哪个文学家去反映了？根本没有反映。谎言和谬论成了当代文学主旋律。我自己非常清楚，我所处的中国就是何祚庥院士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的中国，谁让你不幸当一个中国人呢？何祚庥真是没良心，他说这话太冷酷了，但他也说出一个事实啊，谁让你不幸当一个中国人。当中国人就不能听真话，也不能说真话。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悲哀。
所以，我在这里看，虚构文学和非虚构文学都应该有一个品质，只要是文学，就应该说真话，并且我想，还不应该像巴金那样说真话，巴金到了不能说真话的时候，他要说真话，并且也没说出多少真话。巴金到风烛残年的时候说真话，是不是在我们有生之年就说一点真话呢？是不是根据我们自身的条件力所能及说真话呢，比如说我是一个教师，我要不要在讲台上说真话？你是一个记者，你要不要在你的笔下反映应真实的情况？这一点非常重要。我前些时候和余杰等几个朋友交流的时候，我觉得单纯的愤怒和同情是不能拯救我们的，有时候自己对邪恶的事情愤怒了，就以为自己站在正义一边，我们愤怒之后再遇到邪恶的事情，照样沉默，照样无所作为，我们见到苦难的时候流泪了，流完泪就拉倒了，以后还要那么生活，还要那么麻木不仁地生活。所以我的感觉，这种愤怒和怜悯、同情、泪水，如果不能促成生命的改变，不能促成有所作为，那么这种愤怒和泪水都具有自愚性和自欺性。所以看了写了《文革受难者》，我就有很强烈的痛悔。我是49年出生，文化大革命我在东北的一个小城当过造反派头头，两大派武斗，我的许多同学就死在枪炮中，我为什么不能够把这个记忆抢救一下呢？所以我现在很努力地做一个工作，我要把在文革中武斗死的同学的名单尽可能收集齐全一点，贡献给王友琴。
所以，是不是我们在每个人的心里都有这样一种意识，我该为构筑中国历史真实境况做一些贡献，我应该使中国文学赢得某种尊严。我对章诒和老师和杨显惠老师，对他们的创作以及对他们的人品我都保有深深的敬意，我愿意效仿、学习这些人，我做不到他们那么好，身不能心想往之。像焦国标老师，他为什么敢于冒那么大风险，写出了在我看来是中国当代最漂亮的檄文，像北村都是值得我学习的。如果我们的讨论不能落实到我们改变自己生命，不能使我们在这个大地上参与受难，不能使我们对时代和社会有所贡献，意义也不大了，那就变成手淫和自愚了。
丁东：题目是文学与记忆，我觉得承担记忆应该是史学的功能，文学有审美的功能和抒情的功能，非虚构的写作在一定意义上也具有史学的品质。比如今天我们讨论的作品，史学的品质、保持记忆，首先是史学的责任。把记忆记录为文字，尤其要把它传播出来，借助媒体，最好是印刷品，印刷品不行，退而求其次，借助网络，成为公共的信息，就进入了历史。我觉得拯救记忆关键是要让记忆变为历史，这是我的第一点感想。
第二点感想，因为刚才讨论了这两本书都是有关反右的记忆，应当说比起中国近五十多年来的历次政治运动，有关反右的记忆还是较多，虽然是远远地不充分，但它和别的政治运动比起来还是较多。因为它有它的特殊性，就是说反有运动发生在1957年、1958年，右派改正在七十年代末，七十年代末之后，有一段时间有关反右的作品当时还有较为充分的表达空间和传播空间，这样就留下了不少的文字。到了九十年代以后，对于有关反右的出版越来越难，就是由于体制性的原因造成越来越难，但是虽然难还是有一定的缝隙。除了作者历史责任感应当引起我们的敬意之外，像这两本书的出版社的编辑，尤其是有终审权的负责人，最终能签字出版的负责人，在这个时候能签这个字，尤其应当值得我们尊敬，因为现在的管理方式直接带来最不利后果可能由他们承担，而不是作者。
相比对于反右的记忆，还有一些运动，比如说像土改，记忆就更少了，非常的稀少，但是土改中无故死去的人数量是相当大的，那是以百万计，他们那一代人应当说到现在都半个世纪了，那一代的冤魂比起反右的冤魂更为不幸，反右二十年以后得到了改正，有了一个机会，五十年对于历史的断裂，那是更加厉害了，现在想抢救就更加困难了。
五十多来，大大小小的政治运动，像我是研究历史，我都说不清有多少次，大家一说起来都是几次大的，大运动当中还有小运动，文化大革命当中套着多少次小运动。文化大革命像王友琴这本书记录的主要是文革初期被整死的人，其实文化大革命当中有一个环节，整“五·一六分子”，挨整的人数量之多，恐怕是文化大革命当中各个环节挨整人数最多的，挨整的“五·一六分子”比文化大革命当中的走资派还要多，关于“五·一六”这方面的历史研究现在也是不多的。由这两本书可以想到，最近这五十年，需要拯救的记忆，需要民族历史的缺口非常多。
人个体的记忆是有局限性的，每一个人的记忆，受到自己生理的局限，受到自己现在处境局限，不一定准确，他肯定会忘点一些、留下一些，或者说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向某个方向倾斜，把某个方向舍去，并不是说回忆的东西都可以直接成为信息，但是它可以成为史料，这样就需要更加宽松的环境，更加多元的价值，更加包容的心态。对于一个时期不同的人都应当让他有发言的机会，挨整的人要写，如果这个人他是一个整人的人，他有没有写的资格呢？我觉得他也有回忆的资格。不能说他当时很坏，我们就不能信他的，他要能写也是好事。当然除了个人的回忆，还有档案，中国档案不解密，一般的学者看不到，私人的书信、日记，以及文物等等，各种东西放到一块比较，才可能接近历史的真相。所以说，我们讲到记忆的时候，从文学的角度，它能唤起道德的激情，但是从史学的角度来看，记忆跟历史不能完全划等号，我觉得这个也应该有清醒的认识。
——二零零五年一月二十一日，三味书屋
二零零五年一月二十四日，由余杰整理完毕
──转自《民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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