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3月17日讯】1969年初，中苏多年交恶之后终于在珍宝岛爆发了武装冲突，两国关系顷刻之间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中国当局外部面临苏联的强大军事威胁，内部则是一片分崩离析景象。尽管伟大领袖声嘶力竭地号召全党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去“争取更大的胜利”，但这丝毫没能延缓中央内部相互倾轧、争权夺利的步伐。全国各地由于文化大革命“史无前例”的功劳，生产停顿、财源枯竭、民生凋敝、满目疮痍。面对这种内外交困的局面，要想抵御“老大哥”的军事进攻，单凭破釜沉舟的决心（伟大领袖当时曾英明地告诫全党“要作好打仗的准备，要作好打核大战的准备，要作好死一半人的准备”！）显然是不够的。除了在军事上拼凑力量准备应战、能打一仗是一仗，动员全体老百姓“深挖洞、广积粮”、能躲一时是一时之外，剩下来最重要的事就是“攘外必先安内”了。而“安内”的不二法门自然是“阶级斗争”。通过“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认真的落实全民洗脑，对那些无法洗脑者，只有从肉体上消灭之，才能“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统一思想、统一认识”，才能“打一场轰轰烈烈的人民战争”使苏修（已经“升级”为“社会帝国主义”了）“陷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正是出于这种伟大的战略部署，中共中央于1970年1月下达了一个三号档，在全国范围开展声势浩大的“一打三反”运动（“一打”指“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三反”则指“反贪污、反投机倒把、反铺张浪费”。这其中“一打”是主要目的，“三反”不过是在运动中附带扫一下，搞点副业创收）。这个“一打三反”，实质上就是在对全体老百姓实施的精神强奸中，向任何敢于不满乃至反抗者的广开杀戒。
李立荣于1970年春从溧阳劳改农场提回南京重新发落，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发生的必然之事。
“一打三反”运动开始后，对照这场运动的要求，当局很快发现运动前不久对李立荣的判刑过于心慈手软。对李立荣这种反动家庭出身、长期以来思想极为反动，一贯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的“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仅仅判了十年徒刑，简直是对党对人民严重的不负责任！尽管在判李立荣十年徒刑时已经够“从重、从快、从严”了，但疾速发展的形势还是使原判显得过于“右倾保守”！本着对党对人民负责的精神，必须“实事求是”的重新审理李立荣一案。这是个难逃的劫数，是李立荣的“命中注定”。
那么，对李立荣一案怎样操作才能将其由十年徒刑变为死刑立即执行呢？对于掌握了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公检法办案人员，这难不倒他们。伟大领袖早有“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的教导。虽然李立荣在不久前刚刚被判了十年，而且那时这十年是严格按政策量刑的；但几个月前的政策是几个月前的政策，它们已经不能适应几个月后的形势，今天已经有了今天的政策。过去判十年，自有当时判十年的政策，今天改判死刑，同样有今天判死刑的政策，任何时候，都必须严格执行党的政策。既然有“政策”撑腰，“策略”就更是小菜一碟。对一个已经判了有期徒刑的既决犯，想叫他“升级”到死刑，最佳的“策略”莫过于安排他“重新犯罪”，并且犯的是“组织逃跑、煽动闹事、抗拒改造、继续攻击”之类的杀头重罪。而这一点，对具有丰富阶级斗争实践经验的公检法人员，不过是举手之劳。根据我十年的劳改经验，劳改当局根据上面旨意如果有心要某个犯人“升级”，只要像唤狗一样召集几个劳改积极分子开个小会，秘密布置一下，积极分子们马上就心领神会地明白该怎么做，第二天一大早，对当事人的揭发检举材料就会像雪片糕一样塞满管教干部的口袋。要什么有什么！就凭这些雪片糕，就能成为某人加刑乃至枪毙的“铁证！”
这些绝非我主观臆断，类似的事我见的够多了。李立荣死刑判决书的罪状里就有如此之类的内容： “在劳政期间，坚持反动立场，继续散布反动言论，为首组织逃跑集团，煽动犯人闹事。”这些罪状在1979年12月30日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79申（70）军管刑字第377号”平反判决书中以“经查，并非事实，应予否定”一语推翻。
这就是李立荣被判死刑的真实内情。
至于林舜英被判死刑，背景与李立荣相同，只是“策略”上比李立荣似乎简化了些。我到目前依然不清楚她被抓进去后的详情。我只知道她被抓进去两次，第一次是在我被抓后不久，根据当时的政策，大约是从她身上实在榨不出什么油水，关了两个月后放了出来。第二次是1970年5月，正是“一打三反”运动如火如荼之际，这下就再也没有出来。我听说她在里面什么都没承认过，曾经两次绝食，被送到红十字医院强行撬开嘴往里面灌食物。我还听说，最后在提审她时，当听到提审人员宣布李立荣和她的“罪状”从而明白和儿子将面临什么样的命运时，这位年届六旬的老太太竟然像条母狼一样向审讯者疯狂的扑了过去。母性和人格的尊严，使这个一辈子胆小怕事的女人战胜了一切恐惧，陡然间变成了一条在绝境中不顾一切护崽的母狼！
最后替她安排的罪状是：“与XXX、XXX、XXX等多次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支持李立荣倡狂进行反革命活动”。
林舜英、李立荣母子最后的结局发生在1970年的12月10日。
这天，南京市五台山体育场迎来了本年度最后一次公判大会。就在这次声势浩大的公判大会上，母子二人一同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判死刑，立即执行。当高音喇叭将这个判决送进每一亇与会者的耳朵时，台下十几万席地而坐的人群象大风之下的麦田一样涌过一阵波动，人群中的窃窃私语汇成一片低频声浪，直到主席台再三警告不准喧哗、保持肃静，才逐渐平静下来。人们一下子亲身感觉到，在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面前，人权，人性，人格，人的生命，人的尊严，竟然是如此的脆弱，如此的不堪一击；这些天赋予人的最珍贵的东西，就象洁白无瑕的精美瓷嚣一样，在可怕的专政铁锤猛击之下，顷刻之间成了一堆碎片。
就在判决刚刚宣读完的那一刹那，李立荣发疯似地喊了起来：“这关我母亲什么事？你们凭什么……”语音未落，立即被颈子上的绳圈勒昏了过去。
那一瞬间，我知道他要喊什么，更请楚他想干什么，他是在穷尽最后一口气，对苍天，对在场的十几万人，对所有人类，悲愤地倾诉自巳和老母亲的冤情，他要愤怒地控诉那个高高在上的暴君及其爪牙们的血腥暴戾，他要向全世界揭露在这片土地上曾经发生过和正在发生着哪些骇人听闻的罪恶……。但是，他已经什么都喊不出，什么也不能做了。那根具有中国特色套在颈子上的罪恶绳圈，将他所有的倾诉、控诉、揭露，将他在人世被迫发出的最后吼声，全部勒回了他的胸膛。
满含着对暴政的仇恨，对愚昧的厌恶，对曾经跻身其中的那亇罪恶社会的诅咒，他就这样匆匆地走完了二十六年的人生旅程。
接下来的游街示众，给凡是看到当时那场面的几十万南京老百姓留下了终生难忘的记记。
大约是为了凸现“威慑”和“镇压”的强大效果，林舜英母子一同被绑在第一部刑车上，七八个身材魁梧的军人紧紧地按住捆得死死的母子二人，由于无法正常呼吸，二人的头都耷拉了下来。周边的人无法看清她们母子的脸，她们母子在人世给人们留下的最后印象是她们头顶上那高高竖起的亡命牌以及林舜英那头在寒风中飘拂不定凌乱的白发。
这天上午是多云天气，时而还能见到阳光，到了午后，天陡然阴了下来，太阳由于不忍目睹人世间这种疯狂的戮杀而将脸深深地埋进了云层。刺骨的寒风挟着凄厉的警笛声在阴冷的上空回荡，惊惧和恐怖笼罩住整亇城市，所有刑车经过的路口都戒备森严如临大敌，到处可见荷枪实弹的军警，全城成了个大刑场。
数十万人列队夹道来接受“教育”，让他们亲眼看看“现行反革命”会有什么样的下场。长长的刑车队伍在巳实行戒严的市区主干道上缓缓行进，每当刑车过处，两旁的人群中就出现一阵骚动，人们都禁不住交头接耳地议论第一辆刑车上的那对母子，不时发出一些惊叹。惶恐和惊悸象瘟疫一样迅速在人群中扩散传染，一时间人们甚至怀疑起眼前所发生的一切，这究竞是身边的残酷现实，还是一场可怕的噩梦。
人，杀的太多了，反革命，枪毙的太多了，公判大会，判刑布告，刑场毙人，这早成了司空见惯的事。对某些人，这些事就象走进电影院看一场革命影片一样平常，而且连票都不用买。可是，这次同以往毕竞不同，六十岁的母亲和二十多岁的儿子竟然一同犯了“现反”头等大罪，同时杀头，而且绑在一部刑车上游街示众，然后送去刑场，这可绝对是史无前例的革命新生事物！这一切，即使对那些见惯了屠杀，见惯了流血，神经已变得麻木的人，在亲眼目睹这种人间惨剧后，也身不由已地不寒而栗。
人们已搞不清古今历史上是否有过这样母子一同杀头的悲惨记录了，只记得在大家都看过多遍的革命样板戏《红灯记》中有过相似的情节。那么，人们不禁要问：那李玉和母子的同被处决，这李立荣母子的同被处决，两者之间，是戏剧中虚构情节和当前客观事实的偶然巧合，还是后者对前者在行为上的刻意效仿呢？日本鬼子当年杀的可是货真价实同他们作对的中国人，而如今要杀的这位白发苍苍的中国母亲和他文静的中国儿子，真的能象李玉和母子反抗日本人那样对当今的中国政权构成严重的威胁？
历史，难道真的非得要时时刻刻祭起种族仇恨、阶级斗争这些嗜血如命的法宝，以人头和鲜血为代价，通过永无休止的相互仇杀来开辟自已的道路？人类，莫非一定得世世代代陷入冤冤相报的回圈，历经没完没了的劫难，从而走向最后的终结？
提到“红灯记”，在下出于如何杀人的联想，忍不住要挿入几句略为偏离本题的话。
《红灯记》，这部以煽动（或曰激励）阶级仇和民族恨为主旨的革命样板戏，几十年来久演不衰，凡中国人几乎都看过，有的甚至多遍。可就是这样一部家喻户晓、脍炙人口的名剧，其中有一个情节上的失误，多年来却一直极少为人觉察——这就是日本鬼子鸠山在刑场处决李玉和母子时，事先没有想到割断他们母子的喉管或套上一个绳圈，竟让李玉和母子能在枪口下从容不迫地喊完一长串口号后才慷慨就义。这种安排，我敢肯定会给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留下一个可钻的空子——就连我们这个最讲人权最讲人道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枪毙反革命时，都会采用各种革命措施不让他们临刑前发出声来，而凶残成性的日本鬼子居然允许要处决的犯人临死时想喊什么就喊什么，这岂不是在表明日本鬼子竟然比我们还讲人道讲人权吗？这不是美化敌人、诋毁我们自巳又是什么？等等。对这个情节瑕疵，我也曾多次考虑过，这会不会是编导们一时疏忽所致呢？似乎不太可能。这《红灯记》可是当年伟大革命文艺旗手江青女士亲自把关的经典革命样板戏，以她一贯雷厉风行、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是绝不允许哪怕是在最微小的细节上存在差错的。那么，这莫非是故意如此安排，是为了给观众留下一个小小的思索空间，以便让人们在看了日本鬼子怎样杀人、我们的新生红色政权又是如何杀人后，相互进行对比，从而反衬出军国主义分子的愚蠢透顶，我们红色政权的大智大慧，进而表明我们中华民族对日本大和民族在智商方面占有压倒优势呢？对此我又有些吃不准。
去年，我专为此事请教过南京市京剧团一位资深导演王先生。王导告诉我，舞台上一般不宜渲染暴力、血腥，因为这对广大观众来说是不健康的。过度的暴力、血腥场面，会使人们的心灵、心理、性格降低对暴力的敏感度，久而久之，人对暴力的反应将越来越迟钝，心理逐渐出现变异，有可能会诱发暴力型犯罪。王导的这番解释是颇为经典的，以前我也略知一二，可这依然不能消除我心中心疑惑。若真如王导所言，由于血腥和暴力不宜在舞台上展现，为此在《红灯记》中特意替鸠山多少“保留”了一点人性，没让他在枪毙前先割开李玉和母子的喉管。那么，当纵观我们当局在日常现实中的所作所为后，不免又会提出新的疑问：难道我们的红色政权，真的就在意那一点点人性？真的考虑过血腥和暴力的不良副作用？张志新临刑前喉管被割断，李立荣在有十几万人参加的公判大会上当众被勒昏过去，而后母子二人又在几十万人众目暌暌之下示众后押往刑场，难道这不是当众展现血腥和暴力？可我们的红色政权对此又什么时候有所顾忌过？相反倒是唯恐影响不够大，观众不够多，声势不够恢宏，气氛不够恐怖。既然在现实中的作为是如此的“无所畏惧”，那末对区区一部戏的情节，又有何必要去考虑什么血腥不血腥呢？。因此，我对王导的那番经典解释也只是听听而已。看来，对《红灯记》中的这个小问题，巳无人能作出令人信服的诠释了，唯一拥有最终解释权的江青女士，由于早在12年前就已经用一根绳子把自巳挂了起来，也无法当面请教了。
1970年12月10日下午四点多钟，随着南京凤凰西街刑场一阵枪声过后，十颗苦难的灵魂离开了这个罪恶的人世。
南京对所有现行反革命的屠杀都是在凤凰西街尽头处一片坟场里进行的，这条凤凰西街至今还横在那里，作为一个哑的但却是雄辩的证人，证明在那个“革命”的年代里，那个暴君及其爪牙们的凶残暴戾能达到何种程度！任何敢于表示对专制独裁制度不满的人，其下场又是何等悲惨！
颇为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办案的公检法人员，在对林舜英母子身后事宜的处理上，表现得倒颇为宽容，很有点“人性化办案”的色彩，这就是事后没有要李立荣在南京的两个妹妹补交枪毙她们母亲和哥哥的二角钱子弹费。而当年张志新的亲属则没有这么幸运，她的丈夫接到通知后，乖乖地交了一角钱。
就在林舜英母子行刑的下午，李立荣的两个妹妹躲在一间门窗紧闭的小屋内抱头痛哭，这一哭，就是三天三夜！
这天晚上，我的老父母亲在家中黯然垂泪，他们都了解林舜英的为人，熟悉她的忠厚慈祥、心地善良，怎么也没想到这样一位阿弥陀佛的老好人会遭如此厄运。我父亲忿忿不平地对我母亲说，当年在长辛店我们那样罢工闹事，吴佩孚都不敢开枪，现在对李妈妈（他们就着小辈称呼林舜英为李妈妈）这种老好人都能杀，成了什么世道！不知这些狗日的当时怎么下的了手的？！这，就是一个参加过“二七”大罢工的老工人对此中肯而又朴素的评价。
十条生命，对我们这个十亿人口的大国，是个微不足道的无穷小。伟大领袖连死一半中国人都不在乎，杀十个人又何足道哉？可就是这无穷小中的林舜英、李立荣母子，却让南京当时的几百万市民从她们同时被杀的事件中，亲身感受到了“红色恐怖”，进一步了解了“阶级斗争”到底是什么。血淋淋的事实告诉人们，阶级斗争，这把高悬在每个人头顶上的达摩克利斯剑，它随时随地都有可能悄然落下，叫人身首异処，而且是防不胜防；任何人不论身居何位，如何小心谨慎，如何力图自保，都由于绝对不可知明天自巳会不会成为这柄剑的牺牲品而终日惶惶不安。全体臣民即使都规规矩矩老老实实地匍伏在君王的脚下，三拜九叩，山呼万岁了，但为了贯彻万岁爷“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圣旨，还必须从中挑出5％的臣民，先将其制造成斗争物件，然后再用他们的鲜血来涂抹宝剑的锋口，防止生銹钝化。孔老二当年鼓吹过“有教无类”，现在则是有斗无类，有杀无类，不管你是年逾花甲的老人，或是年方弱冠的少年，不论你是学富五车的大家，或是目不识丁的文盲，挑上谁，谁就难逃厄运。上至国家主席，国防部长，下至黎民百姓，布衣贫民，概莫能外。
1970年12月10日的这个晚上，当人们坐上饭桌后，首要的话题必然是下午发生的事，那第一部刑车上的母子，那绑着的花白头发母亲和绑在身旁年轻的儿子，那高高竖起的尖角亡命牌，那令人心惊肉跳的警报……。那时已能记事的孩子现在该有四五十岁了，他们应该记得当年父母讲述此事时脸上那惊恐不安的神情以及“要听大人话、不能在外面‘瞎讲瞎说’”之类的忠告。旦凡现年五十多岁以上的老南京人，提起那次母子一道被枪毙的事，大部分人应该都记忆犹新。去年（2005），本人专门为此作了一次随机抽样调查，在我问的三十个五十五岁以上的人中，有四人曾在当年亲眼看到林舜英母子游街，有七人的家中成员（包括亲戚）看到过游街，有六人听别人说过此事。尽管取样范围还不够大，但也能说明目前在五十多岁人群中，还记得这件事的至少有半数之多。
遗忘是人类的天性，但有些事是永远忘不掉的。
林舜英、李立荣母子被枪杀后的十天，巳去台湾多年的李剑文在日本东京举行了一次有一百多名中外记者参加的记者招待会，会上李剑文先生声泪俱下地向记者们披露了妻儿在大陆惨遭杀害的情况。会后，各国记者在本国的报刊上作了专题报导。(待续)(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