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3月29日讯】中国传统的清明节又快到了。在中国近半个世纪的历史上，清明节因1976年的“4．5”运动而赋予了更多的内涵，也因此经常寄托上国人许多盼望。同时每年清明也是中共当局神经高度紧张的时候，尤其近年以来，随着对“6．4”屠杀强制遗忘的失效，随着赵紫阳的含冤辞世，随着民怨的日益加深，随着社会矛盾的日益尖锐，中共当局统治的危急在与日俱增，统治合法性日益遭遇现实的质疑。所以中共当局将这个祭奠逝者的节日，视为对他们积怨难消的可能引爆点，这也写照出中共连死人也畏惧的现实。这种恐惧显然来源于对自身罪孽深重的认识与对历史事件的记忆。当然类似“4．5”运动的爆发也是有一定的可能性，但是我觉得中国今日显然远离了这种现实发生的基础，并且事实上这种偶然性的群众运动也是不健康社会的表像，虽然她有历史的意义，但现代文明社会建构的希望绝不能寄托在这种偶然的、突发性的事件身上。如此，我故说：“4．5”运动不可期待！
首先，中国今天已经缺乏了发生“4．5”运动的社会基础。“4．5”运动的发生起因于权力阶层内斗，引爆于周恩来的去世及清明节的到来，直接承担这次运动的是北京广大市民。如果没有权力的内斗是不可能有“4．5”运动的发生，因为根本不会有空隙。今天中共权力层的内斗我们依然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它的存在，但是那种表面化的可能几乎不要指望。
曾经维系中共统治的是路线，导致分化内斗的也起因于路线，直接表现于权力的分配。但中共走到今天已经无所谓路线了，只有利益。在权力服务于利益的整体性犯罪情况下，罪恶成了维系统治强有力的纽带。在罪上，使权者人各有份，以至谁都难脱干系，这种同罪的现实捆绑起一切抗拒进步的力量。他们其中虽有利益纷争，但共同的危机使他们达成对外的一致。这就是中共前党魁到各处公然劝勉下属的“我们是同一条船上的战友，船翻对谁都没好处”。在共罪上的统一是今日中国不得不痛苦面对的现实。这种现实决定中国目前没有发生“4．5”的现实可能。
其次，社会矛盾存在发生“4．5”运动的可能，但缺乏转化成现实的民众条件。今天中国的社会积怨远超过“4．5”运动时期，但是今天中国统治当局给民间的空间要远比1976年更窄、更严酷。今日北京天安门事实已成了中国百姓的禁地。别说集会，就是到天安门走走，一不小心都有可能被抓。同时中国百姓在这20几年的物化诱导下，群体性利益的漠视、人情的冷漠及群体协作性远不如文革后期了。一盘散沙式的民众形态，也决定着发生“4．5”运动的民众基础很缺乏。
第三，“4．5”突发式群众运动只能作为极权统治权力内斗的工具，很难给社会向良性转型贡献实质性的建树。“4．5”运动的实际结果是统治集团内部一批经济改革人物上台，把中国一步步引入完全畸形的获取物质利益的逐利场上，但根本性的民众的权利、做人的本质却在权力刻意诱骗下日益沦陷。当人一步步走向动物性满足时，满足的意义还在哪里？所以“4．5”运动为中国统治权谋提供了变数，但没有为中国社会向文明世界转化提供帮助。这种大型民众运动没有给社会带来良性转机，根源是这个运动起来是偶然的，没有深层的酝酿，没有长远的诉求，更遗憾的是没有之后的延续与深化。虽然“4．5”之后有短暂的“西单民主墙”运动，但很快被极权所碾碎、斩断。这种突发性的群众运动，今天如果再起来可能仍难逃“4．5”运动的命运。
第四，社会变革不可指望于突发性事件。突发性事件无疑会给社会提供一些变数，但是社会的深层变革决定于变革理念植根于社会的程度与民间社会自觉结成力量的程度。变革意识在社会的植根与民间力量的结成，是推进一个社会持久而平稳转型的前提。今天中国普通大众的权利意识有多强，为争取、维护自身权利的协同力有多大，中国今日的变革就能走多远。说到底一个社会的变革基础在启蒙与结盟上，没有启蒙与结盟的预备，社会变革就举宰于统治者手中，变革走入歧途、步入畸形就在所难免。
今天清明节将至，我们在追悼那些为中国民主事业而献身的先烈们时，反思中国“4．5”运动与社会变革，为我们今后更好促进中国民主进程提供一些参考显然是必要的。
（2006-03-28于北京）
转自《民主论坛》(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