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3月1日讯】当今中国大陆民众的普遍心理结构有如下体现：在思维方式上是狭隘偏激的马列主义，在价值观念上是腐朽堕落的犬儒主义，在行为准则上则是彻头彻尾的“伪实用主义”（但大陆人民自己却称其为“实用主义”）。
自从邓小平的“猫论”在中国大陆确立起其舆论主导地位以来，不分善恶、唯利是从、有利便是正确的“伪实用主义”开始成为人们奉行的行为价值标准，目的优先于手段的“伪目的论”于是甚嚣其上，在中共政府的纵恿鼓励下，一时间，神州大地盲民蜂起，追利逐名不择手段，泱泱中华腐败横行，攀权附贵道德沦丧。一个有着5000年优秀文化传统的古老文明，在“伪市场化”运作过程中，在“伪实用主义”和“伪目的论” 的打击下，终于丧失了其最后的一块道德根基，彻底沦为无神论与唯物主义肆意蹂躏的文化殖民地！
以思维方式歪曲传统道德观念与价值观念，以歪曲了的价值观再主导行为方式，“伪实用主义”的横行正是马列主义思维荼毒中华的最后一道工序的必然结果。
那么，什么是真正的“实用主义”呢？
“实用”，顾名思义，就是现实的、实在的效用，这是文字上的意义，毋庸置疑。但是关于“什么是现实、什么是实在”却是西方哲学争论了几千年的难题，这可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清楚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的皮尔士、詹姆斯和杜威创立了西哲史上赫赫有名的“实用主义”（pragmatism洋文意思为“行为主义”）哲学，其目的既不是为了创立一种新的实在论（或本体论），更不是要倡导不分善恶、不择手段、惟利是图的恶性功利主义，而是为了：一，在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之间、在实证科学和宗教信仰之间，架起一座互通的桥梁，修复由于这种二元对立而造成的西方哲学传统的裂痕，在理性认识中立（失效）的地方，以“实用主义”的原则引入了感情与信仰的认识手段（非理性预先积极信仰），并验证了这种认识手段的有效性与有利性（主要由詹姆斯阐述）；二，拒绝了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之机械的、静态的“旁观者的知识论”，强调了思维和行动的动态性和统一性，提出了以解决问题为目的的“工具主义”的系统理论，揭示了通过教育而不是通过革命来改造社会习惯的普遍规律（主要由杜威阐述）。
可见，真正的“实用主义”实际上是一种有效的认识世界和改良社会的新工具和新手段，是可以与西方传统的理性主义、经验主义成三足鼎立的新的哲学方法论，其中蕴涵着西方哲人思考复杂世界时所具有的高超智慧和不凡见解！
“实用主义”说白了与我们中国人也并不陌生，pragmatism （“行为主义”）从原则上来讲，其实与中华传统的“知行合一”认识体系的精神实质是相一致的，只是中华的认识论在层次上远远高于西方文化，这使得在西方文化中理性主义、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之间可以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而在中国这一切都由“止于至善”或“道法自然”的“高层次的行为主义”（儒或道）统一起来，算起来，中国还是“实用主义”的老祖宗。当西方“实用主义”的创始人皮尔士提出“意义的实用性”时，他的目的是要抛弃西方传统的形而上学，在“外证的实证科学”（在外感觉经验层次、以外部条件的满足来求证的学问）领域重建“道不离器”的真正学术原则，然而中华文明却在5千年前已经建立起比“外证的所谓实证科学”要高很多等级的“内证体悟的真正的实证科学”体系（在内体验修炼层次、以内条件统摄外部条件来求证的学问），即道家学问，在较低层次上表现为儒家学问。这种高级的学问在今天的中国大陆，除了法轮功学员正以亲身实践来体悟求证以外，对于大多数大陆民众来说，已经完全成为陌生的、不可依靠的“迷信内容”，这真是我们民族莫大的悲哀！这些高级学问也不是本文今天要讨论的，只是既然说起“实用主义”，就把历史上“最高级的实用主义”给大家拿出来展示一下，也使良心尚存的国人不至于忘了本，以重新建立起民族的自信心！
还是讲一讲“比较浅的实用主义——西方的实用主义”吧，也许对今天的普通中国人来说，这部分知识是可以被接受的，也是比较切实和实用的！
以认识世界的方法而言，西方实用主义最高明的见解就是詹姆斯的“非理性预先积极信仰”，诚如前述，这种实用主义认识原则是处理复杂问题时最佳的解决方案。举个例子，比如说一个小学生不知道自己通过努力将来可不可以考上大学，对于该小学生来说，能不能上大学是一件“超验”（超越经验的认识）的事情，其结果在目前既不可以用理性来推理论证，更不可以用经验来总结说明，那么，如何解决这个小学生的困惑呢？我们不妨假设这么两种情况：一，小学生相信自己上不了大学，那么其结果就是小学生将会失去上大学的奋斗目标而另选人生目标，以致于他到底在将来能不能上大学也成为一个无法验证的疑案；二，小学生相信自己一定可以上大学，于是他努力学习，朝这个目标奋斗，那么他将来能不能上大学将是一个可知的答案！这两种情况中，后者就是詹姆斯所说的“非理性预先积极信仰”，它完全是以感情因素来决定行为的，但我们看到，这种非理性的感情因素导致下的信仰不但能最终帮助我们找到问题的答案，也在我们寻求答案的过程中给予我们实际的丰厚的回报，试想想，在上述那个问题的第二种情况下，如果小学生长大后最终还是考不上大学，那么他的学习历程所带给他的在知识学问上的回报也远远大于第一种情况下的过早放弃后的所得。可见，西方实用主义既是一种有效的认识世界的手段，也是一种有利的实际行为准则。
这样的实用主义原则在面对关于上帝的认识时，显示出最灵活最有效的信仰准则。西哲史上帕斯卡（1623-1662）对于“上帝的存在问题”的赌徒式的心理测量过程其依据的就是19世纪才风行的实用主义原则，帕斯卡设想了四种情况权衡其中的利弊，如下：
（1）如果上帝存在，而且我们相信他，那么我们的奖赏将会是无限大的；
（2）如果上帝存在，而我们不相信上帝，那么我们将损失同样多的奖赏；
（3）如果上帝不存在，而我们信仰他，那么我们无所得也无所失；
（4）如果上帝不存在，我们也不信上帝，那么我们仍然是无所得失。
通过衡量这些结果，帕斯卡认为，从心理学的角度看，我们将被迫信仰上帝。可见，在面对“上帝是否存在”这样一个西哲史上既古老而又“超验”的问题时，帕斯卡并不是像理性主义那样试图通过自然神学来证明出一个什么样的结论来，而是从“要不要信仰上帝”这个行为主义的选择方式来入手解决这个问题，这正是“抛弃无意义概念、注重有效性行为”的19世纪实用主义解决同类问题的方法和原则。以实用主义来看，“上帝是否存在”这个问题也只有以“非理性预先积极信仰”的方式，在信仰上帝的过程中才能最后得以求证。以方法论而言，这也符合中华文化“内证体悟”的实修求证原则，只是中华的修炼之学有高深的道和法来指导，无论在知识层次还是在实践层次上都远远高于西方实用主义的非理性的感性信仰，所以，最高级的实用主义其实还是我们中华的修炼之学。
一般来讲，实用主义的方法论主要在以下情况下适用：
（1）事关重大时的选择，而不是微不足道的选择；
（2）必须做的选择，即要么接受，要么拒绝，没有第三种可能；
（3）必须是在理性判断失效的情况下，才启用这种“有利性行为准则”。
比如，在2年前的东南亚大海啸的现场，当时就有一位土着人凭着自己的认识判断出要来海啸了，于是他发出告警让大家快跑，很多人不相信他，也有一些人相信他，最后的结果我们现在都已知道。也许，这个真实故事给我们的启示是：最可悲的不是那些被海啸吞没了的所有生命，而是那些事先得到告警的人们，我们在事后一般都会扼腕叹息：“为什么他们就不可以多听听那个土着人的解释呢？”如果时空转换，假设让我们回到2年多前的海啸现场，现在有一个土着人奔跑着向我们发出海啸的警告，也许他衣衫不整、其貌不扬、甚至还有些痴痴颠颠（由于着急救人）的，那么我们将是虚心的向他请教告警信息的可靠性呢？还是打算把他当作神经有问题的人而不屑一顾呢？有几个人能拍着胸脯保证自己在那样的情况下将会确凿无疑的作出前一种行为呢？如果我们能用以上讲到的实用主义的分析方法，在这样的重大信息面前先分析分析：“如果这个消息是假的，那么我相信他也只是往高处跑了一回，没有任何损失，但是如果他说的是真的，那么我相信他就是把自己的命救了，而且要验证这个消息的真假，也应该先相信他（非理性预先积极信仰），跟着他在高处(安全的地带)去等待验证，而不是留在海滩上去验证。”
明白了以上实用主义理论的精髓，那么，东南亚大海啸给今天大陆的中共党员的启示就更显得意义非凡了。当今天，全世界的各种古老预言及现实的社会运动都在向人们揭示即将到来的“天灭中共”及“全球审判中共”的玄机时，当已经有约1900万的中国人开始顺应天意、退出中共、抹去兽印、保命自救时，作为一个中共党员在这样的重大信息面前，难道竟可以不屑一顾的把“传九评促三退”的信使当作神经病对待吗？所有的中共党员面对如此人命关天的重大信息时，难道不可以静心下来、用真正的实用主义的原则好好想一想吗？如果这个信息代表的未来的情况是真的，那么，相信它用化名退了党，就是即救了自己的性命也挽回了家族的荣誉（因为共产党员将成为耻辱的 象征）；反之，如果这个信息所代表的未来情况是假的，那么用化名退了党对自己的现实生活也没有任何影响（化名退党没有任何政治风险），只要你自己不说，谁又能知道你退了党呢？就算有人要告密，他又怎么能证明网上那个或真或假的名字就是你自己呢？化名退党（团队）就是为自己的未来增加一份无需缴费的保险，我想，任何思维正常的人只要经过理智的思考都不会拒绝的，这也是真正的实用主义者面对如此重大问题时的必然选择。
事实上，在今天1900万的三退人流中，何尝没有一些被老百姓所唾弃所憎恶的酷吏恶官呢？他们也许并不是我们所期望的敢于同中共彻底决裂以把中国推向民主自由道路的那部分真正的勇士，他们也许只是在如此重大的信息面前采取了实用主义趋利避害的原则，选择了对自己有好处的现实道路，他们的想法也许就是如此简单：如果中共跨了，那么三退声明就是自己的护身符，如果中共不跨就继续留在中共阵营里享受绝对权力带给自己的各种好处，因为用化名退党可以做到除了天知地知我知以外，没有任何第三者知情，如此“实用”而有利的方法对于一个懂得趋利避害的“现实享受主义者”（见后注1）来说怎么能轻易错过呢？的确，这样的三退对于民运人士来说是有点沮丧的现实，但是对于天意来说，却是为最广大党员开设的特别安全通道，是被神所赞许和承认的有效自救形式。在马列主义主宰下的中国大陆，对于早已把无神论当作绝对真理来迷信的广大中共党团人员来说，“实用主义”就是可能拯救他们的最低层次的智慧理论，也是唯一能引起他们在肉虫般的生活中进行一点理智思索的智慧灵光，如果连“实用主义”都不能拯救他们，那么只能把他们彻底当兽类看待，等待他们的将是从天到地到人类社会的全方位的正义的大审判！
以此看来，当前中国大陆风行的所谓的“伪实用主义”其实就是“恶性功利主义”，和真正的“实用主义”是风马牛不相及的！“恶性功利主义”是不问善恶、不讲智慧的丛林法则的体现，就是兽类的行为原则，所以，当今世界区别人兽的最低的哲学标准就是“实用主义”，就是还讲智慧（却不一定讲善恶）的趋利避害主义。一个标榜自己是实用主义者的人如果连什么是实用主义、实用主义的基本原则都搞不清楚，那就如同瞎子说自己走路是看着地面的，只是一种自欺欺人的伪饰的把戏而已，对于这样的人，你要是告诉他前面有个大陷阱，他可能会很不高兴的回答你：“难道我自己不会看吗？我自己也是有判断力的！”
[后注1]：“现实享受主义者”有三种情况：一，讲智慧的“现实享受主义者”，他们既不盲目的相信、更不盲目的不相信，对一切社会信息都可以用“趋利避害”的原则加以分析判断，审时度势、在重大问题上总可以依据“实用主义”的方法寻求对自身处境最有利的解决方案，他们是真正的实用主义者；二，不讲智慧的“现实享受主义者”，他们只是按照自己浅薄的理解去生活，对于超出自己理解的事情采取绝对的“盲目的不相信”态度，对于趋利避害的实用主义原则你要是对他讲，他可以理解这个并不难理解的哲学理论，但是他不会相信自己正处在灾难的边缘、需要应用这个趋利避害的实用主义原则去取舍去选择，所以，他们无法在现实社会中真正的保护自己，当灾难来临时，他们总是会抱怨“好人”却没有好报；三，不讲智慧、更不问善恶的“现实享受主义者”，他们是恶性功利主义者，只相信眼前的利益，不相信善恶有报的天理，所以做事不为自己留后路，以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来生活，否定一切智慧或劝善的宗教和哲学，以“有利”代替“有理”，彻底的颠覆了天地之间的伦理秩序，他们属于将要被神所消灭的兽类！
[后注2]：本文的哲学资料出自撒穆尔‧伊诺克‧斯通普夫与詹姆斯‧菲泽着《西方哲学史》（第七版），丁三东、张传友、邓晓芒、张离海、郝长墀、张建华、何卫平等译，中华书局2005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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