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3月21日讯】从北到南，中共“法院”在秘密审判正义律师高智晟以后，又在岳飞受害的南方故地，连续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对热爱中华文明的自由文化人严正学、力虹施以无耻陷害。正告奸佞迫害者，不要忘了岳飞坟前的对联：“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历史必对忠奸做出最终的审判。
中共装摸作样，在根本没有也不愿搞懂现代法律精神的前提下搞起了所谓的“依法治国”， 尤其其中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根本就是毫无法律“量刑”尺度，由陷害忠良的现代秦桧任意发挥的“莫须有”罪名， 等同于文革时期被他们叫做“棍子”“帽子”那一类荒诞无稽凶蛮无理的迫害武器。
中共制定的法律，把共产党的“领导”（实为“霸权”）定做不变的法律条文，本身就违背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现代精神，违背了他们在理论上承认过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共产党也会变质，也会死亡”的所谓辩证法。而中共宪法也明文规定“公民有言论自由”，宪法是母法，子法不得与母法矛盾。违宪必须追究。正是在这些重要环节上，中共的法律故意留下空白，以便任由他们翻云覆雨地施展邪恶，迫害好人。也就是说“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这个“子法”把宪法规定的“公民有言论自由”的“母法”给颠覆了，是“儿子强奸母亲”般的乱伦之恶法。
再退一万步来来看这条法律，有什么可以具体“量刑”规定吗？没有，也不可能有，对于言论的界定是精神层面的事，是非常复杂的东西，专搞理论的人都可以无尽无休地争辩下去，一个或几个法官能够在短时间内做出判决，只能是“胡审乱判”式的栽赃陷害。
何谓“煽动”？
煽动是一个贬义词，至少只有是严重违背事实的导向宣传才可认定为“煽动”。那么基本符合事实的言论，即便与当局不利，至多只能算是“批判”。否则，批判和煽动的界限又在哪里？
如果所言事实存在或基本存在，那么严辞即便激烈或比较激烈，也只能算是激烈批判，与煽动是挂不上钩的。反过来，把基于基本事实的“批判”歪曲成不顾事实的“煽动”，那才是货真价实的“煽动”。
何谓颠覆政权？
对于当局的批判，尤其是公开的批判，光明正大。如果对当局的执政造成压力，这要看当政怎么想。如果能够从批判中汲取忠告和有价值的意见， 反而对政权的改良是有利的。而当政者鸡狗肚肠，嫉贤妒能，把忠言当成毒箭，那不是批判者的问题，而是当政者的问题。很多情况下所谓“颠覆”只是执政者一种歇斯底里的妄想。比如高智晟律师，他公开上书胡温，反映法轮功遭到非人待遇的事实，首先是出于对胡温的信任吧？哪里有一丝一豪要“颠覆”的意思？由于胡温把忠言当毒药，无所作为，才使高律师等走向失望……这是谁的责任？谁颠覆了谁了？
严正学、力虹等只是行使法律规定的公民权利，发表忧国忧民的言论，许多情况下都还是相信社会尚存公义，法律还能公正的言论行动，无论如何同“颠覆政权”扯不上边。
“精神的批判不能用物质批判替代”。如果自认为占据真理，应当用反批判来对待批判。用人身陷害来代替精神批判，是理论上心虚胆怯的表现。所谓“理屈棍子舞，辞穷帽子飞”的文革式流氓式的野蛮手法而已。
在民主国家，当了政必须接受监督，接受监督少不了接受批判；当然也可以反批判，最后接受国民评判，看看谁能征得人心。少了人心的认同，少了选票，政权被取代，下回可再来，民主国家没有“颠覆”这种罪名，足见中共政权的没有民主政权的那种底气。
何谓国家政权？
中国人要颠覆中国政权？还是要把它卖给外国人？都是扯不上边的事。说白了，不是国家政权，是中共一党独裁政权。如果说是对政权的批判，只是对中共的批判，为何冒充“国家政权”呢？这条法律本身定得也是荒唐的。这条法律首先要改成“批判改变中共独裁政权罪”，还算是接近正常和事实。只是这样一来，谁在犯罪？这个问题就要从头开始考虑了。
法律的公理性如何体现？
法律的意义除了在于维护一定的社会秩序，还必须体现社会公理也即大多数人的正邪善恶的判断。所以现代法律实施，除了贯彻辨护制度，还要配以公众参与和舆论监督，以防错判。越是社会意义广泛的案件，越是要公开审理公开判决，整个过程，不是全透明也是半透明，结果和过程都要向社会交代，接受社会再评审。最近几年许多国家还开始了“陪审员”制度，由没有直接关系的一般民众参与审理判决，为的也是尽可能维护社会公理的考虑。
但是中共法院尽管对言论自由人士戴上“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高帽子，但是从逮捕到判罪，毫无维护社会公理应有的堂堂正正。其“逮捕”更像“绑架”，其“法院”更像“私设公堂”，既不敢让社会公众参与旁听，更不许记者采访，当然更谈不上实况转播。如果要问这种审判的社会意义在哪里，恐怕就在向公众传播“我就是流氓，我就是绑匪”这种社会性恐吓效果了吧。
现代法律常识不及格的中共法官听着，正邪必有报，忠奸必有果。谁是中华民族优秀儿女，谁是邪恶党棍流氓，历史必定下达公正的判决！(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