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少江:医药改革需要以降低经济增长为代价

胡少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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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5月5日讯】中国民众翘首以盼的医疗制度的改革方案仍在待产。近几天,从北京传来资讯谈到,各种不同的医疗制度改革方案相互冲突,以至于主管部门乃至最高负责人难以进行综合协调,至今无法定夺。怎奈中央在医疗制度改革一事上早已向全民许诺,性急之下,最近不得不向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以及一些著名的国际咨询公司求教。

能够像其他人求教本不是坏事,但是我很怀疑世界银行和著名的咨询公司等够提供真正在中国可行的医疗改革方案;同时,即便他们提出了方案,中国政府也未见得真正愿意或敢于采纳。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在于中国政府是否真正有决心不惜以放缓经济增长作为代价来解决这个问题。

根据国家发改委主任马凯昨天发表的讲话,中国经济在过去三十年间的年均增长速度高达百分之九点六。与此同时,根据《中国公共卫生系统面临的挑战》的报告,中国绝大多数的普通劳动者无法真正享受合理的卫生资源。生活在社会底层的百分之七十的人口只能得到百分之二十的卫生资源配置。全国只有百分之十五的人享有医疗保障。政府对医疗卫生方面的支出比重在三十年间减少了一半以上。

众所周知,中国经济增长的高速度是高投资的结果;之所以能够有高投资,是资本回报高的结果;资本回报高,则是劳动成本低的结果;而劳动成本之所以能够保持如此之低,除了一些历史原因之外,包括医疗、养老等在内的社会服务欠账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换言之,过去三十年,医疗欠账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之一。这个事实非常简单,非常残酷,也非常具有讽刺性。

据说改革医疗制度的一个重要目的是要让老百姓看得起病,要让老百姓看得起病就得增加政府在卫生方面的投资,或是提高民众的收入来支付医疗指出,无论怎样做最终都得提高劳动成本,从而降低投资回报和降低增长速度。中国政府愿意接受降低经济增长的代价吗?

由于实现综合的医疗制度改革举棋难下,中国政府于是便尝试着从解决一些表层的问题下手。多年来,老百姓抱怨最大的问题之一是药品价格居高不下,医生通过幵高价药品从产商那里收取回扣。这个问题看似简单,解决起来去也不容易。几年来,国家发改委进行了二十三次药品降价。仅看降价次数之频繁,便可以知道这一政策的效果未必灵验。

究其原因,从表面上看是政府在与市场的对抗中败北。政府有政策,市场便有对策。限令降价的药品,会很快地从市场上消失;但是时隔不久,一定会改头换面以更高的价格重现。一个看似无所不能的威权政府,可以毫不留情地对手无寸铁的学生幵枪,可以对新闻媒体实行全方位的控制,也可以不计成本地对持不同政见者进行跟踪和迫害,但是居然对那些小小的白色药片的价格无能为力。这的确反映了市场的能量。难怪不少学者揶揄这个政府道:“永远不要以为你比市场更聪明”。

其实,政府在药品价格控制方面失败的原因,远不是单单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就能解释得清楚的。其间,既有由于中国的吏治腐败而形成的医药管理制度方面的痼疾;也有包括医德、药德在内的总体社会风气败坏的大气候;还由于极度的收入不公伴生的医疗卫生资源配置的不合理等等。但是不可否认,医疗卫生制度的改革需要资源,增强这方面的资源必然涉及提高劳动成本,提高劳动成本意味着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改革的结果一定会降低资本回报,从而降低中国的经济增长。在我看来,医疗改革制度难产的一个重要原因,正在于完全依赖增长作为统治合法性的中国政府不敢拿增长作为代价来改变中国分配制度。

──转自《自由亚洲电台》(http://www.dajiyua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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