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8月10日讯】
蒋经国和邓小平的历史性博奕
二十年前，蒋经国宣布自一九八七年七月十五日零时起，解除在台湾长达三十八年一个月二十五天的戒严。紧接着，一九八七年十二日五日，一九八八年一月一日，解除党禁、报禁，台湾人民从此告别世界历史上最漫长的戒严恐怖岁月，走上自由民主之路。
同一年在中国，邓小平发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解除胡耀邦的总书记职务。邓小平在一九八七年三月三日会见美国国务卿舒尔茨时强调，“在这五十年至七十年内，都存在一个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
这是蒋经国和邓小平晚年的一场历史性博奕。从此台湾海峡两边，各自迈开大步，一边迈向自由、迈向民主；一边迈向反自由化、反民主化的“大国崛起”。我们还看不到这场博奕的结局。
蒋经国晚年决定解除戒严，有很多内外因素。谁直接促成蒋经国下最后决心？这个人就是邓小平。
一九八五年九月二十日上午，邓小平会见他和蒋经国的共同朋友–新加坡总理李光耀，专谈蒋经国和台湾问题。邓小平说：
不管怎样，现在台湾和我们还有共同点，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但如果蒋经国不在了，就可能真正出现“两个中国”。蒋经国不在了，台湾出现独立怎么办？我们怎么能承诺不使用武力？确实存在台湾独立的可能性。我们不希望出现这种情况。如果蒋经国先生从中华民族利益着眼，同我们一起来解决这个问题，将会有很多好处。事情只能由他来决定。你下次见到他时，请代为问候。希望同学之间合作一下。（一九二六年邓小平和蒋经国同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李光耀受邓小平之托，于十一月专程访台，在日月潭与蒋经国密谈，转达邓小平对老学弟的“问候”。事后蒋经国召见美国对台协会理事主席丁大卫，要他正式告知美国政府，李光耀来台转达邓小平的“问候”，意在促成“第三次国共合作”，谈判“和平统一”。对此蒋经国明确给予否定回应。
邓小平明白蒋经国已到了生命的最后岁月，急于抓住时机，“联蒋防独”。蒋经国面对邓小平“同学之间合作一下”的迫切期待，必须作出历史关键时刻的重大抉择。
有人说，蒋经国解除戒严，是挡不住民主洪流，是被逼的。这当然不错。然而就当时蒋经国的处境来说，这是最佳选择，并非唯一选择。因为他可以选择“同学之间合作一下”，同邓小平联手挡住民主洪流。但蒋经国选择了对邓小平“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选择了解除戒严，同台湾人一道迈向自由民主，也就是选择了同邓小平“分道扬镳”。
正是在蒋经国宣布解除戒严之后一年十个月，邓小平假李鹏之手宣布戒严，命令坦克开进北京，把民主洪流挡在天安门下。
台湾民主主义的宁静革命
谁说民主洪流不可抵挡？邓小平做得到的，蒋经国一样做得到。蒋经国只要做，邓小平一定帮忙，“同学之间合作”反自由、反民主，有何难哉？何况反自由、反民主，是国民党的家常便饭，在中国大陆一党专政了二十二年，在台湾戒严了三十八年，积六十年之经验，再加党政军特都在蒋经国手里，他可以用蒋介石的哲学“以不变应万变”，让国民党照旧统治下去；也可以接受邓小平的“问候”，走上“合作”之路。
然而蒋经国从“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在变”的新世界观出发，选择了同邓小平分道扬镳，也同过去的国民党分道扬镳的自由民主之路，这是勇敢的选择。
蒋经国向李光耀与美国表达拒绝同邓小平谈判合作之后，立即着手“革新保台”的战略部署。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十五日，蒋经国在国民大会讲话，明确宣告在他身后，“既不能，也不会”出现蒋家人或军人主政。
一九八六年三月二十九日，蒋经国在国民党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政治革新”案，由十二名中常委组成“政治革新小组”，由严家淦、李登辉任正、副召集人。“政治革新”内容涉及解除戒严、开放党禁、终结万年国会等重要议题。
一九八六年十月五日，即民进党成立一周后，蒋经国在国民党中常会上指出：“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在变。因应这些变迁，执政党必须以新的观念，新的作法，在民主宪政的基础上，推动革新措施。”
两天后，十月七日，蒋经国接见《华盛顿邮报》发行人凯萨琳·葛兰汉（Katherine C. Graham）女士，告知她台湾决定解除戒严。蒋经国鉴于国民党内对他的“新的观念”、“新的作法”有很多抵制，有意先向国外透露，以取得美国和国际支持。
一九八七年七月十四日，蒋经国宣布七月十五日零时起解除戒严。
解严之后半年，一九八八年一月，蒋经国去世，李登辉继任总统，继续推进民主主义取向的宁静革命，使台湾转型为全球第三波民主化国家的东方典范。
二十年过去了。当年设下棋局的蒋经国和邓小平两位棋手均已去世，但这盘棋的胜负未决。
今天从表面上看，二十年前蒋经国和邓小平分道扬镳，两条路似乎都走通了。
一九九六，二○○○，二○○四，台湾经历了三届惊涛骇浪的总统直接选举。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飞弹威胁，朱镕基总理的严词恫吓，台湾内部施明德掀动的红潮滚滚，都未能撼动得了台湾人民这二十年来建立成功的宪政民主制度。
新奴役制度的“大国崛起”
中国呢？经历了天安门屠杀，镇压法轮功，经历了苏联、东欧共产主义的崩溃，也未能撼动得了邓小平一手向外国大财团、大资本家开放，一手严厉镇压本国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两手硬”战略，不但顶住了席卷全球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而且磁吸了全球资本、技术滚滚流向中国，同取之不竭的低工资劳工结合，成功地“崛起”为向全球市场无限供应廉价商品的“世界工厂”。
研究蒋经国和邓小平二十年前设下的这盘棋，不但有历史意义，而且有现实意义；不但关系台湾海峡两边的未来命运，而且关系世界和人类的未来命运。这两位莫斯科中山大学的老同学，都受过列宁、斯大林式共产主义的传统训练，分别继承下蒋介石和毛泽东的专制党国遗产，最后都分道扬镳：一个在台湾开创了现代宪政民主的东方典范，一个在中国开创了现代新奴役制度的“大国崛起”典范。
什么是“中国崛起”的典范？简单讲，就是邓小平那两句话：“发展是硬道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于是片面追求GDP数字迅速增长，满足少数（“一部分”）党国权贵、跨国公司、特殊利益集团的贪欲与权势欲。为了“发展”，为了“富起来”，可以不择手段，野蛮地摧残多数人的自由、幸福、人权，以至生命；可以不择手段，疯狂地破坏河流、湖泊、森林、海洋，毁灭大自然的生态环境。国家靠压榨廉价劳工、掠夺自然资源扩张经济与军事实力，把人民推向贫富悬殊的“Ｍ型社会”。最近暴露的奴役童工和农民工的黑砖?，绝非孤立事件。中国各地都有这样的黑砖?、黑煤?、黑水泥?、黑工厂、黑工地、黑矿井，天天都在摧残人的生命与自由，天天都在毁灭自然的生态与宝藏。这是一种反人性、反自然的现代奴役制度发展典范。
对中国崛起的不同观点
现在世界上不少人都在宣扬中国崛起的典范。像日本“趋势专家”大前研一，每年来台湾演讲、出书，主张日本和台湾挂上“中国崛起”的火车头，一齐驶向贫富各得其所的“Ｍ型社会”。台湾的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马英九，也在他的“青春铁马行”旅程中，于淡江大学发表演说，主张从中国典范中找出台湾的“活路模式”和“生存空间”。他说：“台湾未来的政治、经济、外交、国家竞争力，皆与两岸关系环环相扣，不能再鸵鸟甚至锁国。台湾应该与对方谈判，找出活路模式，才有生存空间。”
但是也有对“中国崛起”持保留态度的学者，如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史隆管理学院前院长梭罗（Lester C. Thurow）说：“前些日子，我读了一本书，书名叫《中国是第一》（China is Number One），书中说，在二○三○年，中国就会赶上美国。我非常吃惊，因为这不可能发生。它说的根本没有什么道理（doesn’t make any sense）！”
梭罗写了一本新书《假如中国成为第一》（China as Nember One）作为回应。他指出：“中国是世界工厂。她低廉的劳工与制造成本，经济规模如此之大，从供应端来看，她所制造的商品，在价格上的优势，没有其他国家可以竞争。因为世界各地的经济活动大量外移中国，所有国家的中产阶级都因此毁灭，伴随而来社会贫富差距恶化。原来出口导向国家的经济成长，则被中国扼杀了（China kills export led growth）。”
台湾“活路模式”是什么？
台湾解严后的经济变化正是如此。一九八七年台湾解严，第一个十年转移中国的是传统产业，如成衣、制鞋、家电、玩具等，绝大部分生产线在台湾停产，“中国制造”（made in China）在全球市场取代了“台湾制造”（made in Taiwan）。第二个十年外移的是半导体等高科技战略性产业。过去台湾出口笔记型电脑占全球百分之八十以上，生产线几乎已全部转到中国出口。
台湾过去有一种“雁行理论”：日本是大雁，台湾、韩国等是小雁，小雁跟着大雁飞。那时日本就是靠模仿美国的技术，降低成本、大量制造廉价产品，以“日本制造”在全球行销成功。台湾跟着日本，以更低廉的成本与之竞争。历史学家汤因比很早指出，“日本虽然以大量生产先进国技术的产品在全球获得物质上的成功，但却是以损失其生命力与创造力为代价的。”今天日本已觉悟到这一点，超越了上世纪单纯追求物质的日本，从推销“日本制造”（made in Japan）转向日本创造精神（creativity of Japan）的提升，使日本产业焕发出新的精神力量。
台湾却有人在主张以中国为大雁，台湾跟着中国飞，到中国去找台湾的“活路模式”，也就是把资金、技术转移中国，降低劳工成本，大量复制台湾的过去，帮中国打开全球低价市场，而以牺牲台湾产业的生命力和创造力，牺牲台湾的未来发展为代价。这不是台湾未来的“活路模式”，而是一条扼杀台湾产业创新精神的死路。
台湾人民值得自豪的，是在创造民主奇迹的同时，创造了经济奇迹。二○○○年时，台湾人均GDP已达到一万三千八百二十三美元，经济成长竞争力（GCI）与企业竞争力（BCI）均名列全球已开发国家前列。但是必须看到，在中国的全球廉价工厂“崛起”之后，台湾过去那种出口导向、制造业代工导向、追求大量生产、低劳工成本、高增长率的旧产业结构与增长模式，已不能适应未来发展的需要；更不能“水往低处流”，到中国去寻找“活路模式”和“生存空间”。台湾产业应以自身的生命力与创造力，开辟现代文明国家发展的新航道。其参照系不是靠奴役劳工“崛起”的中国典范，而是社会公平正义、人民生活幸福、环境美丽舒适的现代文明国家典范，如丹麦、瑞典等北欧国家。
自由终会战胜奴役
台湾未来的发展战略，应尊重人的自由创造与自然生态环境，遵循公平与正义，提供每个人发挥其生命力与创造力的平等环境，促进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的协同发展；应重视中产阶级、中下阶层和弱势群体的利益与需要，避免国家政策向少数财团利益倾斜、损害社会公正和自然环境；拒绝走向贫富两极、治安败坏，国民生活与自由皆无保障的“Ｍ型社会”；拒绝对这个美丽岛屿生态环境的污染、损耗，开创迈向自由、平等、幸福、美丽的现代文明国家的新典范。
今天回顾二十年前蒋经国与邓小平各自跨出的这两条方向相反之路，展望未来，有无可能殊途同归，趋向同一个目标呢？
梭罗的回答是：“中国会逐步的建立民主，就像台湾，或是日本一样，但是那不会很快的发生。”
看来也是这样。就历史潮流和人类普世价值的走向，自由终究会战胜奴役，这是不可改变的人的本性决定的方向。但何时发生转变，却往往取决于历史的偶然，历史人物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作出的选择。早一点改变，付出的代价要少些。拖得愈久，代价愈高；不但中国人民，全世界人民都要为中国奴役制度崛起付出自由与生命的代价，岂止梭罗指出的“毁灭所有国家的中产阶级”和“扼杀出口导向国家的经济成长”？
重要的是，人们何时才能觉悟到这一点？
二○○七年七月十五日，
台湾解严二十周年，写于台北淡水。
转自《争鸣》２００７年８月号(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