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林德：含泪劝告余秋雨先生们
近年来，天灾人祸真不少。飓风、地震、非典、禽流感、手足口、矿难、黑煤窑、豆腐渣校舍……这一桩桩的灾祸，给人们带来巨痛的同时，也让人感到世事的无常与无奈。
四川“五一二”地震，震碎了无数人的心，当倒塌校舍产生的烟尘还未完全散去，当那一具具丧失生命的幼小躯体还来不及彻底掩埋，当那些失去至亲的家长心中还在滴血的时候，中国文坛惊现可堪称千古奇文的余秋雨大作《含泪劝告四川灾民》，这篇奇文“主旋律”竟然是“不准愤怒！”。他写到：国际反华势力已经很久没有找到反华的借口了，如果失去至亲的家长们去表达愤怒，去上访，为冤魂伸张，就会被国际反华势力所利用。因此，他含泪劝告。
债要还，冤要伸，是亘古不变的法则，为死难的至亲讨回公道，是天底下最真挚的亲情的自然反应。不是任何外力所能阻挡的，也不因国外的反华势力是否利用而转移。为亲人的亡灵得到安息，不少人情愿再付出生命，这样的事情还少吗？这是能够被利用和被人“含泪劝告”就能停止的吗？
老实说，自89年“六四”后，鉴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民众很难生出“愤怒”，面对着中共躯体上生出的贪腐、专制、虚假、侵权、暴虐等一个个毒瘤，就像是看到夏日里孩子长出的痱子，生不出气来。只要我有饭吃，黑白、是非、曲直、正邪、善恶的区分和较量，均不在日常生活的议题之内。
我和余先生一样，年轻时看过控诉万恶的旧社会的经典作品《半夜鸡叫》、《收租院》、和《白毛女》等，对地主老财恨得咬牙切齿。可是，那周扒皮、刘文彩、黄世仁，与当今社会的种种恶棍相比，算是良民了。那刘文彩，对不交租的农民使出最残忍的手段，便是关入水牢几天，那周扒皮，为使农民早起干活，还得起三更钻鸡笼扮鸡鸣。
远的不说它了，就说眼前吧，你可能也像国人一样，对沙朗斯通愤怒，对“ 家乐福 ”愤怒，对CNN愤怒，甚至可能对斯皮尔伯格也愤怒，是啊，你可以对过去的土豪劣绅愤怒，也可以对当今口无遮掩的外国人感到愤怒，却不可以让丧失儿女的家长对豆腐渣工程负有责任的贪官表示愤怒，这是什么逻辑呢？把那哭干了眼泪，捧着爱儿的遗像，带着因撕心裂肺的疼痛而导致呆滞的眼神，迈着重比千斤沉重的脚步上访伸冤的家长，和所谓的国际反华势力扯上关系。请问余先生，你是怎么想出来的呢？大富豪、大思想家、大政治家，诺贝尔奖获得者等精英固然想不出，就是那天马行空的精神病院里的患者，也肯定想不出。你能想得出，真让人怀疑你的脑细胞经过了特殊的基因改造，让你聪明到如此，犹如外星人。人们总说“无知者无畏”，可你是个文化人。我真的打心眼里佩服你的勇气。
每到一个重要时期，每逢国家有重要事情发生，在国民正在觉醒或需要觉醒的时候，总是有一些像余先生这样的文人骚客赤膊挺身走向前台，说一些政客们想说又不敢说，想说又不便说的话。文革后，大量文学作品反应各种政治运动给人们带来的苦难，有人说不要创造“伤痕文学”，不要纠缠历史旧账，要“团结一致向前看”；当89年“六四”被镇压后，有人说是学生逼着政府，政府在无退路的情况下被迫开枪。如果政府不采取断然措施，就会天下大乱。有一段时期，人们常听到的一句话便是：我要是邓小平，也会下命令镇压；“六四”后，腐败就像癌细胞一样，在中华大地上迅速蔓延，有人说，腐败是发展过程中的必然产物，它甚至是经济发展的润滑物，把黑暗的东西描绘成像太阳一样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当道德沦丧，各种罪恶滋生，并“茁壮成长”的时候，有人说，这是社会走向进步，民族走向复兴过程中的必然代价。当社会分配不公，贫富差距巨大，环境污染严重，有人说，这是不可避免的；四川巨灾后，又有人说倒塌的建筑物不全是豆腐渣工程，还说“理论上发生8级地震所有房屋都会倒塌”。混淆视听，企图掩盖些什么，大家心照不宣。
最近从报上读到一则发生在福建的新闻；眼见爱侣将被宰杀，一头母猪奋力冲撞屠夫。哎！文人一旦堕落起来，真的会是连母猪都不如！
曾几何时，“铁肩担道义”，几乎成为文人的同意词，“风骨”一词也为文人所专有。那似乎都是很遥远的事了。不要说要余先生们像司马迁那样宫刑后专心地记载史实，也不要说像屈原那样报江殉国。即便是要求他们怀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情怀，写下“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一类的作品，发出“我与人民鼓与呼！”的声音，也是很难，很难，很难的事了。
在《文化苦旅》和凤凰卫视的《秋雨时分》中，余先生以其厚重的笔力，深邃的语言，穿透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底蕴，道尽了历史的沧桑愁苦。让人觉得知识份子就应该是这样的。可这次的《含泪劝告》，穿透的是遇难学生家长和所有善良人们的心。把你过去苦心经营的正面形象，摧毁得一干二净。极度震惊之余伴随而来的悲愤，让我忍不住对余先生说几句掏心的话，含泪作出如下劝告。
毕竟“人命关天”，生命比天还大，没有什么比人命更重要了。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人为无辜的死难者伸冤，都是在替天行道。更遑论死难儿童的家长了。如果我们因各种原因不愿、不能或不敢为公义发声发力，那至少也不能逆天而行。这是我们做人的底线。
作为公民，余先生有含泪劝告任何人的权利和自由，可是我要说，你搞错了，你把要劝告的对象搞错了，应该被劝告的不是死难孩子的家长，而是那些制造人祸，负有罪责的人。要含泪劝告渎职者深刻反省，要劝告那些因贪腐造成重大伤亡，负有直接责任的罪孽深重者，到孩子们的坟堆前忏悔并自行了断，谢罪天下，以慰苍生！
如果你怕得罪权贵，不敢作以上劝告。那作为长辈，你可不可以噙着泪水（如果你的眼眶里还有能分泌泪水的生理机能的话），真挚地搂住家长们抖动的双肩，脸颊贴着，亲人般道一声“孩子，如果想哭，哭出来会让你好受些的话，你就尽情地哭吧”。是啊！那千万条小生命太稚嫩了，还在父母怀里撒娇就逝去了。稚嫩的连她们的父母，都还是你的晚辈。有一点余先生不可能不知道，由于“国策”的原因，有些失去孩子的家长，虽还年轻，这辈子再也不可能拥有自己的亲生儿女了。这世上还有比这更惨痛的事情吗？你也是血肉之躯，你怎么就忍得下狠心去劝告悲伤欲绝的人们停止哭泣，停止愤怒呢？！
无论你出于何种考量，都不能把深厚的文学功底，铸成刺向公义的利剑；无论你有多高的知名度和地位，都不要把它作为贩卖良心的本钱；你的家人不在灾区，地震中自然毫发无损，这绝不能成为你信口雌黄胡说八道的理由。恳请你今后下笔之前，先望一下天空。不要再做自寻其辱，招至骂声一片的蠢事。
如果余先生一意孤行，由着性子，继续创作像《含泪劝告…… 》一类的奇文，那谁也没有办法。不过树有皮、人有脸，我还是劝你发表时用笔名为好。笔名我都替你想好了，叫“李义廉”（礼义廉－－“无耻”），这样既不会影响你拿稿费，也保障了自身安全。不是有网民发出“四川人民想揍你”的怒吼吗？我想这也是一时的激愤，四川人民这么好，不会真的揍你的。
如果你发觉是自己错了，我劝你还是向四川灾民道歉，取得他们的谅解。作为作家你应该这么做。说到底，作家是由读者供养的。喜爱文学的四川人民，没少读你的书，死难的学生中，也肯定有你的崇拜者，坦率说，读者不读你的书，不会对生活有影响。而对于你，却亏大了。别闹了，余先生，诚恳道歉吧。四川人民有份养活你，你自己看着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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