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8月2日讯】我在上一篇的评论中谈到，中国政府实行了一种不计成本的追求经济增长的战略，这一战略正是当前中国滑向危机的根本性原因。中国政府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不计成本地追求经济增长的最为突出的特征是人为地压低主要生产要素的价格。
人类从事生产活动必须有一些基本的要素投入才能得到维持其生活和再生产所必需的产品。在非现代化的农业和制造业的生产中，最基本的生产要素无外乎是土地、资本和劳动力。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有着充沛的简单劳动力资源，劳动力长期处于一种供大于求的状况。这种历史原因使得中国的劳动力的价格在正常市场条件下也非常便宜。
更重要的是，由于中国现有的政治制度，中国的普通劳动力的经济利益一直处在被压制的状态。这主要体现在他们的一些基本经济权利被剥夺。例如，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上没有合法地同国家和资本所有者就劳动报酬进行讨价还价的权利。这种现实的政治方面的原因，更使得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始终被压制在一种“非市场、非自然的”低下的状况。
我们用“非自然的低下成本”来形容中国劳动力的报酬是由根据的。这主要是因为一些应该纳入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的基本要素在中国长期地被排斥在劳动力的报酬中。例如，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其他的社会保障。这些本来是劳动力再生产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剥夺了劳动者这方面的权利，应该被视为一种“非自然”压低劳动力成本的行为。
中国劳动力成本的“非自然”的低下可以通过中国工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的剧烈下滑得到证实。根据《经济学家》 “一个工人的宣言”的文章中所提供的资料，工资收入在中国国民收入的比重从一九九一年的百分之五十四左右下降到二零零六年的百分之三十九左右。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这个比重下降之快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过去的发展历史上，还是在现代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中都是极为罕见的。如果剔除这里所说的工资收入中所包括的管理者的高额的工资收入，那末中国普通劳动者的收入的超自然的低下状况更是不言而喻了。
需要强调的是，作者在这里并非主张由国家强行命令企业来提高工人工资和福利。但是国家应该有法律来保障工人同雇佣者进行工资和福利谈判的权利，这个权力包括进行罢工的权利。在中国，工人们的这种权利被完全剥夺了，对在中国社会经济和政治体系中处于弱势的普通劳动者来说，这是极为不公平的，也是完全反自然的。
作为一个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体的经济体，中国依靠人为地压低劳动力的成本当然可以在劳动密集型的行业和产品的国际竞争中取得一时的优势。事实上， 中国这些年的出口增长和外汇储备的增长也正是依靠这种暂时的优势取得的。但是，这一优势是靠牺牲普通劳动者的基本福利来取得的；是依靠政治上的高压来取得的；因而一定是不能持久的。
这种人为地压力劳动力成本的发展战略的副作用正在中国经济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来。例如，人们已经普遍认识到的中国消费低迷的一个主要原因正是由于劳动力成本的“非自然”底下。资料表明，中国的私人消费在国民收入中比重从一九九一年的百分之四十七左右先讲到二零零六年的百分之三十六左右。人们不难发现，这一比重的下降与工资比重的下降是完全同步的。
非自然地压低劳动成本，不仅剥夺了普通劳动者分享经济增长成果的权利，而且由于消费的低迷使得中国经济缺乏持久的增长动力。胡锦涛和温家宝执政后看到了这一问题的紧迫性，为了避免剧烈的社会冲突和对抗，他们许愿对普通劳动者进行改善福利和增加工资，但是由于欠账太多、太久，也由于中国经济已经失去了对劳动力报酬进行微调的机会。近年来对劳动力成本的调整造成了大量投资者的撤资和中小企业的倒闭，反而加快了中国滑向危机的速度。
──转自《自由亚洲电台》(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