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2日訊】我在上一篇的評論中談到，中國政府實行了一種不計成本的追求經濟增長的戰略，這一戰略正是當前中國滑向危機的根本性原因。中國政府自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以來不計成本地追求經濟增長的最為突出的特徵是人為地壓低主要生產要素的價格。
人類從事生產活動必須有一些基本的要素投入才能得到維持其生活和再生產所必需的產品。在非現代化的農業和製造業的生產中，最基本的生產要素無外乎是土地、資本和勞動力。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有著充沛的簡單勞動力資源，勞動力長期處於一種供大於求的狀況。這種歷史原因使得中國的勞動力的價格在正常市場條件下也非常便宜。
更重要的是，由於中國現有的政治制度，中國的普通勞動力的經濟利益一直處在被壓制的狀態。這主要體現在他們的一些基本經濟權利被剝奪。例如，他們在勞動力市場上沒有合法地同國家和資本所有者就勞動報酬進行討價還價的權利。這種現實的政治方面的原因，更使得中國的勞動力成本始終被壓制在一種“非市場、非自然的”低下的狀況。
我們用“非自然的低下成本”來形容中國勞動力的報酬是由根據的。這主要是因為一些應該納入勞動力再生產的成本的基本要素在中國長期地被排斥在勞動力的報酬中。例如，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和其他的社會保障。這些本來是勞動力再生產的一個不可缺少的部分，剝奪了勞動者這方面的權利，應該被視為一種“非自然”壓低勞動力成本的行為。
中國勞動力成本的“非自然”的低下可以通過中國工資收入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的劇烈下滑得到證實。根據《經濟學家》 “一個工人的宣言”的文章中所提供的資料，工資收入在中國國民收入的比重從一九九一年的百分之五十四左右下降到二零零六年的百分之三十九左右。在如此短的時間內，這個比重下降之快無論是在發達國家過去的發展歷史上，還是在現代的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中都是極為罕見的。如果剔除這裡所說的工資收入中所包括的管理者的高額的工資收入，那末中國普通勞動者的收入的超自然的低下狀況更是不言而喻了。
需要強調的是，作者在這裡並非主張由國家強行命令企業來提高工人工資和福利。但是國家應該有法律來保障工人同雇傭者進行工資和福利談判的權利，這個權力包括進行罷工的權利。在中國，工人們的這種權利被完全剝奪了，對在中國社會經濟和政治體系中處於弱勢的普通勞動者來說，這是極為不公平的，也是完全反自然的。
作為一個以勞動密集型產業為主體的經濟體，中國依靠人為地壓低勞動力的成本當然可以在勞動密集型的行業和產品的國際競爭中取得一時的優勢。事實上， 中國這些年的出口增長和外匯儲備的增長也正是依靠這種暫時的優勢取得的。但是，這一優勢是靠犧牲普通勞動者的基本福利來取得的；是依靠政治上的高壓來取得的；因而一定是不能持久的。
這種人為地壓力勞動力成本的發展戰略的副作用正在中國經濟越來越明顯地表現出來。例如，人們已經普遍認識到的中國消費低迷的一個主要原因正是由於勞動力成本的“非自然”底下。資料表明，中國的私人消費在國民收入中比重從一九九一年的百分之四十七左右先講到二零零六年的百分之三十六左右。人們不難發現，這一比重的下降與工資比重的下降是完全同步的。
非自然地壓低勞動成本，不僅剝奪了普通勞動者分享經濟增長成果的權利，而且由於消費的低迷使得中國經濟缺乏持久的增長動力。胡錦濤和溫家寶執政後看到了這一問題的緊迫性，為了避免劇烈的社會衝突和對抗，他們許願對普通勞動者進行改善福利和增加工資，但是由於欠帳太多、太久，也由於中國經濟已經失去了對勞動力報酬進行微調的機會。近年來對勞動力成本的調整造成了大量投資者的撤資和中小企業的倒閉，反而加快了中國滑向危機的速度。
──轉自《自由亞洲電台》(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