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0月19日讯】（大纪元记者黄芩德国法兰克福报道）法兰克福书展今年邀请的主宾国是中国，中国的文化、艺术、图书出版等对于西方人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同时很多人也想了解，如果对中国文化感兴趣，到底该看什么样的文学、艺术作品才算是真正的中国文化，应该如何看待现今中国社会的文学，这也是很多德国人想弄懂的困惑。
为此，大纪元时报专门举办一系列的研讨会，邀请中国问题专家和学者前来，共同探讨这些问题。2009年10月17日中午，大纪元举办了“专制下的中国文学”研讨会，与会嘉宾有流亡海外的诗人贝岭先生、旅德社会学者仲维光先生和瑞典中文笔会理事陈迈平先生。与会学者谈到的其中一个话题就是：语言的污染比中国环境的污染更为严重。中文作家目前一个最大的责任是要为中文排除中共的污染，使语言净化，回归中华文化的正道。
语言污染甚至比中国环境污染更为严重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高行健在这次法兰克福的书展上就曾经说过：“我们这些人虽然无家可归，但只要我们可以用中文写作，我们就可以有一个自己的家。”
对于被迫流亡在海外的作家，虽然失去了中文的语言环境，但他们一直在坚持不懈地用中文写作，也因此他们对语言特别关心、特别关注。但与此同时他们也发现了用中文写作的困难，因为他们发现从小到大熟悉的语言受到中共党文化的影响是如此之大，以致于让他们吃惊得有时候甚至不敢下笔。
“这种语言的污染甚至比中国的环境污染更为严重。我自己写作的时候，写下字的时候，我经常发现我不敢下笔，我发现这些字我已经无法相信它了。”来自瑞典的陈迈平先生这样说，他在六四时创办了《今天》的杂志，第一期就发表了高行健的剧作，也因此为自己惹来麻烦。
“比如人民、民主等，这些字我们在说，共产党也在说，从小我们就用，中国的宪法里也说，什么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出版自由，我们曾经相信这些自由的字眼都是真实的，现在写的时候发现我并不理解它们的真正含义。”陈迈平说道。
陈迈平这样评价当今的中文“中文的问题现在非常大，语言的本事出了很大的问题。从文化的角度来讲，最大的污染就是语言的污染，这个污染在中国尤其严重，不光是中国的环境污染，中国的语言被污染的情况比环境的污染更糟糕。可以说中国出版的报刊、杂志，恐怕50%以上都是垃圾。”
中文的污染带来的后果
参加了书展官方开幕式的诗人贝岭谈到他观察到的一种现象，德方每位发言人都看着中方发言的三位代表并向他们很有礼貌的致意，但中方三位发言人除了向德国总理和中国副主席致意外，对德方其他发言人和本国发言人置若罔闻，致意时也只是照着稿读，没有抬头看人，没有表现出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尊敬，显得很没教养。“从文化意义上、从人的教养和尊敬上，中国的社会让很多最基本人性的东西丧失了，甚至我们自己都意识不到，好像是我们只要向比我更大的官员致意就行了。”
贝岭还谈到中国现代小说、诗歌不断将民间、地方语言加入到作品里，中国的文学作品在共产党60年内产生的粗鄙语言、脏话语言，他们曾经是口语的一部分，这部分现在登堂入室，变成了文学语言的一部分，这一点让人感到非常危险。
从小接受中共党文化的灌输
当今中文是受到中共党文化的污染后的语言，作家们也是从小就生长在那么一个环境下，仲维光提到上中学时曾经想把《唐诗三百首》背下来，一个星期之后，在和班主任的一次谈话之后，他就放弃了唐诗，转而背诵了几百首革命诗歌，到现在还是一张口这些诗歌都往外冒。
对此陈迈平一针见血：“中共刚刚庆祝建政60周年，有人说这也是污染了的中国文明的60年，实际上不止如此，从把共产主义引入中国开始，从1921年共产党建立开始，它们的污染就已经开始了。这个污染对我们这一代、几代人的教育都有很大影响，包括到国外来的人虽然到了国外，拥有了自由，我们会不知不觉的用到这种受污染的语言，因为我们在中国读小学、中学和大学时，学会了很多当代的创意，实际上这里有很多污染，这是很可怕的。”
中文作家的任务：排除共产毒素 净化语言
陈迈平认为，作为中文作家的任务，不仅仅要维护言论自由，这其实只是第一步。就算是有了言论自由后，在写文章的时候也要注意。现在我们要为中文的语言排污，让语言变得干净，消除掉中共的污染，这些污染的因素，要从中文中排出去，要使它净化，这是一个中文作家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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