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4月25日讯】我们在前面的评论中分析了中国三十年高速增长背后的主要因素及其他们之间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力大小的变化。从高速增长背后的结构扭曲和环境污染的严重程度看，中国经济确有减速调整的必要。中国政府自二零零三年以来也逐渐认识到了减速调整的不可避免性。这正是胡锦涛提出“平衡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的原因。但是，巨大的失业威胁和既得利益集团的抵制使得中央政府提出的经济调整战略无法得到落实。
一方面，经济调整意味着失业的增加。在没有社会保障和财富分配两极分化的背景下，失业的进一步增加意味着社会矛盾的进一步激化。另一方面，三十年来中国已经产生了一些特殊的利益集团。这些利益集团从高速增长中获益颇丰，但是又不用承受任何由于结构扭曲和环境污染带来的副作用。他们当然不愿意进行调整。中央政府在政治上依赖这些集团的支持，同时又担心调整带来的失业压力。所以在实施经济调整的时候难下决心。
此次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始发于万里之遥的华尔街，源于美国银行家们的贪婪和金融管理的失误，但是却将中国的结构性矛盾暴露无疑。虽然中国由于资本市场上尚不发达，像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一样，有幸躲过了在国际金融投资方面的直接损失。但是危机却从两个管道对中国形成了巨大的冲击。
第一个管道是出口的速度下降。由于危机造成的购买力下降，中国主要贸易伙伴国对中国产品的进口需求急剧下降。这个下降开始于去年的十一月份，去年最后两个月中国的出口降分别为百分之二点二和百分之二点八。进入今年以来，这个趋势迅速加剧。以至于前三个月出口下降的速度高达百分之十七点一。
第二个管道是外国资本对中国的直接投资的大幅度减少。外国直接投资的减少也是自去年的第四季度开始的。自那以来，外商投资的减少正呈现加速趋势。今年第一季度，中国新批设立外商投资企业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了百分之三十四点七；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则下降了百分之二十点六。
出口的下降和外国投资的减少对中国总体的经济增长产生了超乎预料的负面影响。其负面影响之大，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中国对国际经济的依赖之深。虽然中国在今年的第一季度仍然保持着百分之六点一的经济增长速度，但是与去年同期百分之十点六的增长速度相比，增长速度的跌幅高达四点五个百分点。这个下滑幅度创下了自改革开放以来的最高纪录。
尤其是作为推动中国出口产业主力军的第二产业，增长速度的下滑更为严重。第二产业在今年一季度的增长幅度为百分之五点三，与去年同期百分之十一点五的增长速度相比，下滑了六点二个百分点。这个下滑幅度则创下了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以来的最高纪录。更由于第二产业是中国吸收就业的最重要的管道，因此，它的增长速度下滑的背后，是失业的急剧增加。
显然，中国经济当前面临的困境有着内、外两个方面的原因。出口市场的萎缩和外商投资的剧减是外部因素；中国多年来形成的对国际市场的过度依赖则是内在的因素。如果说，由于国内政治的因素，中国政府长期难下决心对不合理的经济结构进行调整；那麽，这一轮经济危机则起到了迫使中国经济着陆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世界经济危机的确有可能造成“中国奇迹”的终结。
由于长期的官商勾结形成的强大政、商利益同盟，又由于现有的政治结构缺乏在不同利益集团之间重新分配利益的微调机制。中国现有体制对经济减速的承受力十分脆弱。不难预见，中国的经济奇迹的终结之际，一定是社会动荡之时，同时也是巨大的政治变革之日。也正因为如此，中国的执政者不得不放弃数年前关于调整经济结构的初衷，全力应对危机对中国社会的冲击。但是，中国政府的努力能否扭转“中国奇迹”终结的趋势呢？我将在最后一篇同题评论中讨论这一问题。
──转自《自由亚洲电台》(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