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4月8日讯】(美国之音记者：萧洵华盛顿报导)在中国，贪腐是个常议不衰的话题。关于如何治理贪腐，政府在提，民间也在议，各种药方纷纷出笼。近日，一位网络评论人士又提出重赏勇夫的对策。但是，一些中国政治观察者表示难以认同这样的建议。
简单而有效反腐办法？
活跃于网络论坛的时评人士冼岩近日在中文网站多维新闻网上提出了一个他称之为最简单而有效的反腐办法，那就是重奖举报。
冼岩在文中说，“中国的腐败久治不愈，贪官越抓越多。很多人说，腐败是人性自利使然，死的制度管不住活的人，全世界都这样。”
他认为，其实用一种非常简单的办法就可能化解这个问题。他说，这个办法“具体说就是重奖举办：只要发现有贪腐行为的具体线索，就可以举报；政府对举报行为不但保护，而且重奖，并且奖励之重，要重到使人人奋勇争先”。
冼岩说，在举报贪腐方面，知情者常因事不关己，或者畏惧报复，或因举报之难而不愿行动。但是，他认为，在重奖之下，必然出现许多不惧危险者。冼岩希望把举报由所谓“逆人性”变成“顺人性”，也就是人的自利性；只有让反腐举报变成一项高收益工作，即便有风险，也会吸引众多人以此为业。
一些网友就冼岩文章发表跟帖，表达了不同意见。有人说，这种“以毒攻毒”的办法不妨一试。另有网友说，冼岩的办法是在“鼓励人人当特务，让妻子举报丈夫，儿子举报老子，下级举报上级，人人自危，30年前我们中国人不就是过着这样的日子吗”？
章立凡：意图良好但缺乏有效性
北京近代史学者章立凡相信冼岩的意图是良好的，但是他对这种方式的有效性表示怀疑：“在我们这种比较不透明的体制之下，很多举报人的材料未必能够被有关部门重视。有很多可能还会被被举报者获得，然后举报人遭到打击报复、坐牢等等。所以我想如果没有一个能够保障民主监督的体制，单凭这种‘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的方式未必奏效。”
章立凡强调，必须要有独立的、不受权力左右的监督体制，才能做到民主监督及清除腐败。
陈永苗：从技术层面讨论体制问题无意义
北京的宪政学者陈永苗也对冼岩的建议表示异议。他认为，腐败其实是极端政权下的必然产物，这种在技术层面的讨论没有意义：“冼岩的这种说法是体现了民间的，或者是所谓的‘新权威主义者’想通过技术细节的不断进步，能够根治腐败问题。我觉得这种事情，有提没提都是一样的，基本上顶多就是作为一个谈资。”
陈永苗说，共产党自己的理论家起初就提出了这个内在痼疾，例如卢森堡当年就批评说，列宁搞这种专政的政党就很容易堕入腐败。他说，冼岩等人提出的这类技术细节性建议反映出人们的反腐愿望，无法加以推动，也不会被当局采纳。
他说：“它这种革命政党本身就是必然如此。极端的办法就必然带来极端的代价。这个是毫无疑问的。所以说，这种技术细节上的讨论没有什么用处，共产党也不会采纳。”
贪腐问题将危及经济及社会稳定
美国华盛顿智囊机构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一份有关中国腐败问题的报告说，如果无法遏制在中国官员间蔓延的贪腐问题，它终将危及未来中国的经济和社会稳定。中国问题专家裴敏欣在它撰写的这份报告中说，尽管中国政府制定了1200多条针对腐败问题的法规，但它们要么没有得到有效执行，要么行之无效。
他的报告发现，中国在押贪官只有3%，这使得腐败在中国成了一种高收益、低风险的行为。裴敏欣的报告说，虽然贪腐问题目前还没有导致经济增长偏离轨道，或引发社会革命，但任何有关中国能够无限度吸纳贪腐代价的想法都是愚蠢的。
许多分析者认为，中国要有效遏制腐败，必须在政治体制上进行变革。虽然中国最高领导人曾公开对蔓延的腐败问题表示关切，但是不少观察人士认为，由于担心权力受到威胁，中国的高层领导可能并不想真正触及地方官员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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