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5月2日讯】我们在上一篇评论中谈到，此次的全球经济危机极正在强迫中国进行长期以来犹豫不决的结构调整，减缓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从趋势上看，这一被迫地调整极有可能终结长达三十年的“中国奇迹”，使中国的经济增长回归到一个比过去要低得多但是却相对稳定的区间。事实上，这也是以往创造“经济奇迹”的东亚国家所走过的共同道路。
由于对危机的到来缺乏预见性，中国政府直到去年第三季度仍然在实行防止经济过热的宏观调控。但是，一旦危机真正开始影响到中国经济的时候，深知严重社会后果的中国政府不敢怠慢，迅速地采取了应对措施。这就是去年十一月份出台的所谓两年四万亿的经济刺激计划。那麽这个计划能否是中国避免奇迹终结的命运呢？
从短期看，中国完全有可能成为最快走出经济下滑的趋势的国家之一。这主要是由于中国现有政治经济体制的强大资源动员能力。这也正是许多西方国家的政客羡慕中国政府的地方。西方国家对经济的刺激，需要经过一系列的社会、经济杠杆来实现。而中国则可以通过政府的直接干涉来实现。
例如，通过增加投资来刺激经济是一种见效相对较快的方式。西方国家的政府能够用于直接投资的手段十分有限。他们通常只能够通过向银行注资、或者通过利率调节等间接手段引导银行扩大信贷，增强全社会的投资信心，从而带动投资的增长。但是银行是贷款的最终决定者，政府的引导不一定能够说服他们；即使银行愿意贷款，企业也不一定会增加投资。
中国却不一样，中国的银行业基本上为国家控制。同时，大规模社会投资的主体不是地方政府就是国有企业。因此，政府对扩大投资有着直接的主导权。对此，今年第一季度中国银行信贷的大幅度增加便是一个明显的例证。在中国政府的要求下，今年第一季度，中国银行系统完成了四万五千八百亿元的信贷增量。也就是说，一个季度内便完成了相当于去年全年的信贷增量。
但是短期内阻止经济的快速下滑，并不等于能够在中、长期防止“中国奇迹”的终结。“中国奇迹”终结的根本威胁在于：一是经济对出口的依赖过大；二是由于分配极度不均形成的国内消费严重不足；三是环境资源无法承受现有结构下的增长。这三个要素相互交错，甚至互为因果。中国现有的刺激经济的政策不仅没有办法解决这三个根本的威胁，实际上正在继续恶化这三个要素。
中国经济刺激计划是以政府和国有企业投资的大幅度增加为主导的。这个性质决定了中国经济结构项继续向投资倾斜，或者说投资正在继续抢占消费的份额。加上大量失业人口的增加意味着低收入人群的继续增长，这也会形成对消费的进一步压抑。虽然中国政府也正在采取一些零星的刺激消费的措施，但是投向这些领域的资金的力度不足。而且没有后续性。
同时，迫于日益增大的失业压力，中国政府也正在从一些已经开始执行的控制低附加值、高耗能的出口加工生产的政策上进行倒退。例如，中国正在恢复、甚至增加对一些低端出口产品的出口退税等措施。各级政府还正在对环保部门施加压力，要求环境保护为刺激经济让路。其实，即使中国政府希望继续以低附加值和环境作为代价来刺激出口，但是此次危机所带来的国际环境的变化已经使得过去那种过度依靠出口来带动经济增长的战略更加困难。
许多国家的经济刺激计划在注重短期效果的同时，对一些中、长期的发展目标、或者深层次的矛盾采取的是“从缓计议”的策略。但是，中国注重短期效果的政策则是以进一步阻碍中、长期目标或者恶化深层次矛盾作为代价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虽然中国的经济刺激计划能够非常短暂地延缓“中国奇迹”的终结，但是无法防止这个终结。
“经济奇迹”的终结对中国的意义将完全不同于其他东亚国家。其他东亚国家的经济速度减缓都是在工业化完成以后出现的。由于工业化的实现，一方面是由农村进入城市的结构性失业问题基本得到了解决，另一方面，人均国民收入在“经济奇迹”终结的时候也都进入了中等发达国家的行列。因此，在实行经济减速后的结构调整时，相对社会压力要比中国小得多。
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仍旧没有完成，而且仍然是一个人均收入低下的发展中国国家。不仅如此，中国在高速增长过程中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比任何一个创造“东亚奇迹”的国家都要高得多。绝大多数普通民众基本社会保障极度缺失。所以，一旦经济减速，社会所承受的压力将十分巨大。不难预见，“中国奇迹”的终结将是中国政府所追求的“中国式不公正的社会稳定”的终结；也将是中国现有不合理政治制度的终结。
──转自《自由亚洲电台》(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