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6月13日讯】我在今年“六四”前的评论中谈到，北京政府在“六四”之后维持其威权统治的一个重要支架式超刚性的政治结构。今天要讨论的是另一个重要的支架：超成本的经济增长。
众所周知，中国的经济增长有一个非常特殊的现象，那就是社会对经济增长所能承受的浮动空间非常狭窄。二零零七年以前，增长率超过百分之十的时候，中国政府不得不用紧缩的宏观调控来解决经济过热的危机；而当经济增长速度有可能滑至百分之八的时候，中国政府又不得不动用经济刺激计划来推动经济增长。由此可见，中国经济根本就没有没有结构调整的空间。
百分之十的增长超过了环境和资源所能允许的极限，这一点不难理解。但是，百分之八在任何社会都应该是皆大欢喜的经济增长速度，为什么在中国却成了危机的临界点呢？为什么中国对经济增长的超高速度又如此之深的依赖呢？诚然，历史遗留的就业压力是一个因素，但是更重要的因素却来自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因为超高速度的增长成了中国统治者用来证明自己统治合法性的唯一基础。没有了这个基础，这个政府很快便会被抛弃。另一个因素则是因为这个政府为了维持支付刚性政治结构的日益增高的成本，它必须要依靠超高速度的增长来提供财政、物质基础。对层出不穷的群起抗争事件进行镇压需要成本；通过放纵一定程度的腐败来收买官员帮助其维持政权也需要成本。经济和财政收入的快速增长是政治的超刚性结构的一个重要的物质基础。
任何经济活动，在获取经济成果的同时，都需要付出一定的成本。国民经济的增长也是如此。没有成本，就没有经济增长。这个成本包括生产活动中投入的劳动、资本、自然资源，同时还有环境成本。合理、能持续的经济活动的一个必要条件就是收益要超过成本。而六四以后的中国经济增长实际上是一种入不敷出的增长。这就是我将其称之为“超成本的增长”的原因。
中国增长的超成本性质随处可见。例如，根据世界银行和经合组织两个国际机构对中国环境污染所形成的损失的估计，仅是空气和水污染的成本就高于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换言之，如果将污染成本考虑进去，中国的增长实际上是负值。这种负增长能够维持下去，是因为中国政府将这种环境破坏的成本转移到中国的下一代、甚至下几代公民的身上了。
这种入不敷出的增长还可以通过中国普通劳动者的收入状况得到证明。根据中国官方自己公布的资料，中国一亿五千万农民工和七亿多农村人口的实际收入，在一九九五年到二零零五年的十年间根本没有增长。中国蓝领工人的实际工资的增长，也大大低于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也就是说，绝大多数中国普通劳动者所付出要比他们所得到的多得多。其实，绝大多数民众的收入增长低于国民经济总体增长也正是六四以后中国经济结构出现持续的消费比重下滑的最根本的原因。
超成本的增长的成本为当前占社会绝大多数的普通劳动者承受，同时也将为中国未来的几代人来承受。可以说，这样一种增长向我们的后代“透支”来的增长；是向普通劳动者“压榨”来的增长。
但是，增长的利益却为少数权贵阶层所攫取。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的政府官员和与政府官员密切的企业主们的收入大大地高于国民经济的增长。除了他们的账面收入之外，他们利用特权所挥霍的社会财富就更是不计其数了。虽然我们无法得到这方面的准确数字，但是仍然可以从一些只鳞片抓的公开信息中窥见一斑。例如，现在抓出来的贪官，贪污的数字动则以千万、亿、或数十亿来计算。这就是一个明证。
这种增长利益的获得和增长成本的承受的不对称性正是中国持续出现投资过热和超高速度增长的根本原因。中国的投资过热背后的推动者主要有两个：一是投资者，或者是中国的企业主、或者是国际的投资家。另一个是中国的政府官员。中国的投资者追逐的是高额利润。而政府官员追逐的则是在投资过程中收取的贿赂。他们各得其好。政府官员同时还通过维持稳定的理由，压制工人们争取自己合法利益的正当权利。
中国的超刚性的政治结构和超成本的经济增长互为因果、相互补充。持续的“超刚性”一定会导致断裂；持续的超成本和一定会走向破产。不幸的是，承受这种社会断裂和经济破产双重恶果的一定是绝大多数普通的中国人。这就是“六四”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历史后果。
──转自《自由亚洲电台》(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