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6月4日讯】（大纪元记者骆亚采访报导）今天是六四20周年纪念日，曾被中共当局扣上“六四幕后黑手”的王军涛回忆说，在当年六四的最后关头，北京市民出于对政府不义的愤怒而舍生忘死保护学生，令他今生难忘。并表示，现在中国群体事件频发，标志着社会转型的开始，同时也在锻练底层的领袖。
在六四20周年之际，王军涛在接受大纪元记者采访时表示，最难忘的是，在89民运的最后关头，北京市民舍生忘死地与坦克、机枪、毒气和达姆弹战斗，试图保护学生的安全。“他们准备豁出一切，但当时他们并没有自己的利益，而是出于对学生安全的焦虑和对不义政府的愤怒。”
经过六四之后20年的风风雨雨，他认为，当时学生们没什么自己的利益，青年学子为民请命，可歌可泣。“他们是免费上学，还有津贴。毕业后国家分配，都是最好的权力和事业机关。他们是为了天下公义而奋起。”
由于学生本身的局限性，所以，当时的学生运动力图保持学潮的特色。“因为在当时的中国政治，如果这不是学潮，马上就会招致强力镇压。当时我建立首都各界爱国维宪社会协商联席会议，就是要建立一个各界影响学生的机制渠道。”
但是作为一场运动，他心存缺憾。“第一，没有一个清晰的各界认同的诉求纲领，这就使得大规模运动的动员力和协调性很差。各种力量各行其是。第二，没有与执政集团内部的改革派及时有力地互动，争取好的结局。”
六四之后，王军涛被当局控以“反革命宣传煽动、阴谋颠覆政府”和“天安门事件的黑手”等多项罪名，判刑十三年，但94年提前释放，获得赴美就医的机会。
他说，那时没想到提前释放，以为是（中国）民主化了才能出来，“所以最想干的就是到西湖上找一叶扁舟，邀几位好友，趁月明波镜之际，泛舟西湖，饮酒高歌。”
中共陷政治危机 群体事件促社会转型
在谈到中国大陆各种各样的千、万人以上的群体事件层出不穷，越演越烈，作为一名长期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王军涛表示，根据世界第三波民主化转型的经验，转型发生在政治危机出现之际。底层群体事件表明，中国出现政治危机，民主化转型条件日益成熟。底层群体抗暴的最大政治作用在于，充分暴露和揭示这个政权的腐败不公以及残暴本性，引发人们思考建立一个更好的社会及其紧迫感。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摆脱了对于经济快速发展的满足感，转而关注发展的质量。他们通过群体事件认识到，中国需要政治变革。”
他说：“此外，群体事件会训练底层领袖，这些人将来是中国政治转型和转型后政治力量的重要干部来源。”
王军涛背景资料
王军涛自述：“我从小生活在北京的大院里，了解北京大院文化的人都知道，在那个年代，生活在大院的人是与社会高度隔离的，我们所受的全部教育都是共产党是荣膺天命的。我在小的时候是真心相信共产党的理论，并非生来就知道共产党是骗人的。”
王军涛真正转变思想是他十四，五岁的时候，那个时候，他组织了社会调查，深入民间，才看到了中国社会的真实情况，看到农民的状况，政治上的迫害，触目惊心的现实，从此，他开始了践行他推动中国公民社会的理想之路。
王军涛说，中国的第一代反对者都是理想主义者，少年的王军涛充满了“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英雄的情怀，“或为辽东帽，清操丽冰雪，或为出师表，鬼神泣壮烈，或为渡江辑，慷慨吞胡羯，或为击贼笏，逆竖头破裂。”是王军涛的梦。
17岁，王军涛在1976年天安门事件中开始用行动兑现自己的梦想，一步步地走过78－80年北京民主墙事件和80年北大民主选举事件，并创办民办刊物《中国之春》（1978－1980），北京社会科学研究所和《经济学周报》。
六四事件后，他被控以“反革命宣传煽动、阴谋颠覆政府”，“天安门事件的黑手”等多项罪名遭中共当局判刑十三年。王军涛的“颠覆、煽动案”，中国大律师张思之为他作辩护。
王军涛是《赵紫阳与中国改革》征文编辑组的五个编辑成员之一，其他四人为陈一咨、严家其、何频、刘青。
94年赴美就医后，王军涛在海外选择了在学术上进一步研究和深造。九年的时间里，他先后获得哈佛大学公共管理专业硕士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经常游走于西方主流和美国成功华人中间，推动中国公民社会，民主宪政的理念。
中国社会的现实，触目惊心的内幕，心灵的感受，苦难的遭遇，生死的抉择，构织了一个特殊的环境，也造就了无数能独立思考的人，三十多年困顿与内心艰难的抉择的心路历程写出王军涛对中共体制的彻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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