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是网聞】屠龍：我家在江西農村，王安石的故鄉，我最后一次下田忙農活是1999年的炎暑，那儿的情況跟李昌平上書國務院的信中所描述的差不多。
小康水平是什么水平？鄧小平先生當年提出是“人均GDP達到800－1000美元”，按今年國家統計局發布的統計數字表明（GDP首次突破1万億美元），确實差不多。后來為了証明這一點，國家統計局又發布了一個居民生活水平的調查，而更多的是經濟學家們到處計算所謂的恩格爾系數。我想，這樣的數字對領導人似乎比對我們普通老百姓來講更有意義，日子怎么過大家自個儿清楚。改革開放20多年來，我們的生活水平确實提高了，也有不少人過上了比小康還寬裕的富裕生活，但是，城市的霓虹燈并不能掩飾農村的困境，大款們的寶馬香車美女名犬并不能掩沒大多數人的油鹽醬醋粗茶淡飯。
我家在江西農村，王安石的故鄉，我最后一次下田忙農活是1999年的炎暑，那儿的情況跟李昌平上書國務院的信中所描述的差不多。我姑爺、姑姑在鄉下小學教書，都20多年工齡了，一個月工資才400元不到（因為姑爺評到了高級教師，要超過400）。400元估計還不夠一些領導一個月的抽煙錢，但是，如果工資按時發放，姑姑家在鄉下絕對算得上小康了。
7月份，我打電話回去，才知道姑姑已有1年沒有領工資了，而姑爺也欠了4個月。8月份，我回了家一趟，那時鄉政府在准備收早稻，然而父親臉上并沒有點喜色，原來早稻价格是34元∕100斤，我們那里畝產一般500 －600斤，一畝地的收入200元不到，除去勞力，光算上种子、化肥、農藥、公糧、鄉統籌就差不多了，還要攤上這稅那費的這日子怎么過？何況，馬上又要開學了，這學費咋辦？
偶然碰上鄉党委書記，我說起這些情況，他倒很平靜，他說糧价是國家定的。我們談了會儿，他發起了感嘆：“現在鄉村兩級財政都空了，好一點的部門（如工商、稅務）都實行垂直管理，鄉財政要養那么多人，只有找農民。今年糧价這么低，收糧肯定有很大的困難。但是，即使把所有的糧食任務都收齊了，今年還要欠財政3－4個月的工資。”過了一陣又說：“不過怎么講，我們鄉沒有拖縣里的后腿，各項任務都完成的很好，我們這里只拖欠老師工資4個月，很多鄉都拖欠10几個月了。”
听了這話，我感到很悲哀，久久說不出話來。撇開我們深惡痛絕的腐敗等等因素來說，目前農村這套財政体制确實是有問題的，鄉里一年的財政收入還不夠發工資，這值得我們深思。我從小在農村長大，農民的收入狀況估計農業部長都沒有我清楚。我認為，農村的發展就是在80年代初的“分田到戶”，到86－87年開始通貨膨脹后，就基本停滯了，有的年份甚至虧損（天災人禍不可避免，但是上交的從來沒有減少）；到94年（？）前后國家糧食收購价提高，閑余勞動力開始外出打工，農民的日子稍微又好過點；但最近几年又停滯了，主要是農產品收購价格大幅下跌，而負擔一年比一年重，很多地方農民入不敷出，開始出現土地拋荒（我家那有人貼100多元一畝給別人种都沒有人要）。
后來，媒体開始宣傳“小康水平”的大好形勢，然而，我在《南方周末》報上讀到了李昌平，在SINA讀到了安徽教師罷課，也讀了江西禁書事件，還有從同事那儿知道了江西丰城市農民鬧事的事。這時候，我就老是想：“到底哪里的農民到了小康水平？“基本上”又是指多少個百分點？”其實，說多少都不關我的事，我擔憂的是我家那里有沒有上報為小康水平。如果達到了小康水平那么農民的負擔也就理直气壯地可以達到小康水平了，那老百姓怎么過？
毛澤東思想的精髓是實事求是，鄧小平理論的精髓也是實事求是，中國目前最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還是實事求是！希望我們的父母官能多辦實事，少唱口號，這乃中國人民之福，中華民族之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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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