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臨加入WTO的挑戰，大陸的經濟改革必然進入能否建立起完善的市場經濟的關節點——實質性產權改革——時期。在大陸還沒有与美國、歐盟完成加入WTO關鍵性談判之前，繼續深化改革的內部動力和制度創新能力處于嚴重不足的狀態，甚至從大陸內部已經找不到衝開舊制度瓶頸的突破點。
恰值此膠著狀態之際，入世的談判的完成為內部疲軟的改革找到了外在的推動力，而且這一動力是無法阻止的，只要入世，想改也得改，不想改也得改，因為WTO的規則就是世界貿易的法律，不遵守就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入世可能帶來的最根本改變，就是未來的大陸經濟，不僅在實力的對比上、也將在制度的競爭中，逐步确立私營經濟的主体地位。
首先，入世后的大陸市場必須按照WTO的自由平等的規則向外國資本開放，破除高關稅壁壘和政府壟斷，放寬市場准入限制，由現在的產品市場向要素市場進而向產權市場和資本市場的轉型。外國的私人資本要求公平的市場競爭規則，這就需要改變被行政權力操控的歧視性的模糊性的人治規則，建立一种平等而透明的法治環境，形成优胜劣汰的通暢渠道。無論從非歧視的公平對待的法治角度講，還是從保証民族經濟對外來資本的競爭力不斷提高的角度講，都要求進行實質性的制度改革。一旦在WTO規則的制約下，給外國資本以平等的市場待遇，那么國內企業特別私營經濟的制度環境也必然得到改善，政府必須致力于打破行業壟斷和地區封鎖，盡快消除不同所有制之間的市場准入歧視，向私營經濟開放融資渠道，讓市場成為配置資源的主角，使政府能夠提供符合國際慣例的优質公共服務。
其次，打破政府的行業壟斷和地區封鎖，消除市場准入歧視所帶來的平等競爭，將逼迫效率低下的國有企業進行產權和管理方面的實質性改革，更重要的是為私營經濟的發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會和動力。入世后，為了改變以國家為投資主体的低效率局面，就必須大幅度開放市場，提高民間投資的比例和效率，使私人資本能夠以獨資、合資、參股等多种投資方式進入保險、金融、電訊、能源、証券等市場。在制度上降低民間投資的門檻和成本，簡化企業注冊手續，開放技術入股比例，取消行政上的歧視性攤派和收費，取消行業、地區、稅收、土地使用等方面的不平等限制，也就成為必然。改革二十年，大陸的私營經濟在惡劣的制度環境下和种种歧視性政策的夾縫中，艱難地求生存求發展，到今天已經占据了大陸經濟的大半壁江山，對稅收和高速經濟增長的貢獻逐漸地超過國有經濟，那么入世所帶來的制度創新，將大大降低私營經濟的發展的制度成本，使其在管理品質、經濟效益和商業道德等方面都得到實質性的提升。
而上述對私營經濟的各种不公平歧視能否真正打破，關鍵取決于對私營經濟的憲法性歧視能否隨著入世而被破除。這种憲法性歧視才是對私營經濟最根本的制度歧視，是其他一切歧視的根源。
在競爭激烈的市場上，對于一個投資者來說，既要考慮效益更要考慮安全。在各种所有制經濟中，唯一不會對投資的效益和安全真正擔憂的老板，就是所謂國有資產的代理人或經營者，因為錢不是他自己的。特別是現在大陸這樣的制度環境，國有資產的管理人考慮的主要是烏紗帽，是怎樣通過尋租來達到個人利益的最大化。而對于大多數私營老板來說，安全的憂慮甚至超過效益的考慮，成為擴大投資的首要前提。要想讓私營老板放心投資，就必須消除其恐懼，而消除恐懼的最好辦法，就是對私有產權的憲法保障。改革開放以來，私營經濟遭受了太多不公平的歧視，沒有私有產權的憲法保障使私營老板每走一步都如履薄冰，當年中共“打土豪分田地”式的對私有財產的強制性剝奪，仍然使他們心有余悸。無奈之下，他們只能隱瞞自己的真實資產或把很大一部分資產轉移到海外。換言之，制度的僵硬、法治鏈條的斷裂和恐懼的气氛，將使私營經濟付出的成本，盡管是難以量化的，卻是非常高昂的。
盡管不久前的修憲對私有財產的保護有了一點進步，但是對私有產權的憲法性歧視仍然沒有實質性的改變，大陸《憲法》中，只有“公共財產神圣不可侵犯”而無“私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另外，盡管大陸經濟學界認為大陸經濟總量的90％已經“市場化”，但是要素市場化的水平极低，產權市場化和資本市場化還沒有真正開始。要想達到健全的市場化，上述市場化就是必須的，而產權的可交易即市場化，歸根到底取決于產權私有化在法律上的明晰。因此在入世后，無論中共是主動還是被動，消除對私有產權的憲法歧視都勢在必行。過不了這一關，就無法真正在制度上与WTO的自由貿易規則接軌，在效益上也無法增強与外來大資本的競爭力，無法改變其他相關的歧視性法規，很難避免再來一次“經濟文革”。
更重要的是，私有產權是人權最基本的部分，私有產權得不到真正保障的國家就是野蠻的叢林國家，決不會尊重人的權利、价值甚至生命。這樣的國家有違于普世性的人類价值和國際正義，無法在人權保障進而在政治制度和文化品質上融入新世紀的“人權至上”的世界潮流。如果以加入WTO為改革的新起點，真正确立私有產權在憲法中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确立私營經濟在市場中的主体地位，那么大陸中國的社會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的時代，也就不會太遠。
2000年12月16日于北京家中
(原載《信報》1、11，感謝作者送交大紀元上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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