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察二十世紀的中國知識分子，郭沫若是一個典型。郭老去世時，宣傳中曾給予他与魯迅并肩的美譽。現在看，這樣的評价已經很難經得起時間的考驗。郭沫若与魯迅為人為文差別甚大。我無意全面評价郭老，只想通過他治學的某些失誤談一點感想。
人非圣賢，孰能無過，天下沒有完人，魯迅也有失誤。但有人的失誤在治學的范圍，有人的失誤在做人的范圍。有的是因做人的失誤而引起治學的失誤。在這方面，郭沫若与魯迅顯然是不一樣的。
本世紀後半葉以來，中國知識分子是在一場接一場的運動中度過的，除“文革”那一場運動對郭老有所傷害以外，郭沫若一直充當革命動力。一方面，他率先對諸如胡适派、胡風集團、右派分子等革命對象聲討、批判；一方面，．他又寫了一些令人莫名其妙的文章。那些白紙黑字，已經很難經受歷史的檢驗。有些明顯的過頭話，甚至成為笑柄，比如王元化就談到郭沫若有一篇《紅旗躍過河江》的文章：“
主席并無心成為詩家或詞家，但他的詩詞卻成了詩詞的頂峰。主席更無心成為書家，但他的墨跡卻成了書法的頂峰。例如這首《清平樂》的墨跡而論，‘黃粱’寫作‘黃梁’，無心中把粱字簡化了。龍岩多寫一個龍字。‘分田分地真忙’下沒有句點。這就是隨意揮洒的証据。然而這幅字寫得多麼生動，多麼瀟洒，多麼磊落。每一個字和整個篇幅都充滿了豪放不羈的革命气韻。在這里給我們從事文學藝術工作的人，乃至從事任何工作的人，一個深刻的啟示：那就是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抓活的思想第一，‘四個第一’的原則，极其靈活地、极其具体地呈現在了我們的眼前。王元化評論道：“這話又說得何其肉麻！”的确如此。
我無意嘲笑郭老。明眼人一看即知，郭老晚年表面上地位顯赫，實際上并無尊嚴。否則，年輕時曾經呼喚鳳凰在烈火中再生，到暮年何必如此阿諛？
再說郭老晚年治學的兩次失 一是專著《李白与社甫》。且不說用當時流行的階級斗爭理論研究李杜是否牽強，就說此書對兩位詩人態度的反差，一個是不遺餘力地褒，一個是挖空心思地貶，凡有几分修養的讀者看了都不舒服。原因也很容易推測，毛澤東偏愛唐代杬李的詩，於是郭老自然要褒李。褒李倒也罷了，李白畢竟是中華文學的巨匠。問題在於，褒李何必非得貶杜？郭老以學術投權力之所好，做得也太過了！今天看來，學術無論如何是不應如此仰人鼻息的。
二是考古學論文《‘曼坎爾詩箋’試探》。郭老對於中國文學的流變不可謂不內行，但在這份偽造的唐詩上，竟有當代的簡体字。這种破綻本來是很容易識別的。無奈詩箋如能考訂為唐代少數民族詩人所作，實在太能适應當時政治形勢的需要了。郭老當時到底是無力辨別真偽，還是無意辨別真偽呢？
“文化大革命”中，許多學者都被搞得暈頭轉向。郭老未能免俗，倒也不足為怪，況且几次險些大火燒身，不可過分苛責。
近讀余英時所著《錢穆与中國文化》(上海遠東出版社1995年12月初版)，才知道郭老治學上的實用態度還可上溯到四十年代，余書中收人一篇五十年代所寫的《(十批判書)与(先秦諸子系年)互校》。文章逐段比較了錢穆三十年代所著《先秦諸子系年》和郭沫若四十年代所著《十批判書》之有關部分，說明十批判書》中至少有五批判書(儒家八派的批判，稷下黃老學派的批判，名辯思潮的批判，前期法家的批判，呂不韋与秦王政的批判)是基本上根据《系年》的論旨和資料而立論的，其他各篇雖然沒有這樣嚴重，但抄襲的痕跡也處處可見。上舉抄襲，不僅是資料的，而且還是見解的；不僅是部分的、偶然的；而且還是全面的、根本的。”余英時認為，“本來《十批判書》和《系年》是性質完全不同的著作。《批判》的用意在解釋思想和社會之間的關系，是企圖用馬克思主義觀點說明先秦諸子反映了怎樣的社
會變動。
《系年》則以建立年代學為主，對先秦諸子進行了全面的考訂。因此《十批判書》作者本可以坦坦蕩蕩地明引《系年》，承認自己的解釋是部分地根据錢先生的考証。這樣做完全無損於《批判》的价值–果真有价值的話。但他不此之圖，竟出之以攘竊，這樣干來，我們便不能不對他的一切學術論著都保持怀疑的態度了。郭沫若与錢穆歷史觀不同，郭對錢的研究成果，或肯定，或否定，或反其意而用之，均無不可。問題在於，一邊襲用對方的成果而不宣，一邊又蔑稱對方“實在是薄弱得可笑”，這就有於起碼的學術道德了。近年中國學界強調重建學術規范，要點之一就是先說明所論專題前人有什麼研究成果，在此基礎上再談自己的獨到發現。這些規則於郭老來說，本屬ABC，小儿科，是無須討論的常識。但不知是政治需要先於學術規范，還是浪漫性格使然，郭老連這點規矩都不講究了。此种失誤，在魯迅先生身上是絕找不到的。
就學術本身而論，郭沫若几十年嘗試用馬克思列宁主義觀點建立中國史學框架，現在已經証明有許多根本點站不住腳。顧准七十年代就點出：中國的歷史學家閉著眼晴跟斯大林走，現在讀郭沫若的《奴隸時代》、李亞農的《史論》，覺得他們實在可怜。郭沫若等史學家依据馬克思對歐洲社會發展史的理論框架提出中國古代史分期問題，為此論証、爭鳴了几十年，形成了六派以上學說，郭的觀點占得上風，進人了中小學教科書。但今天學術界已經弄清，馬克思本人壓根儿就沒有把東方國家放在這個框架之中，而專有“亞細亞的”范疇，是斯大林取消了“亞細亞的”范疇，把人類歷史簡單化了。因而所謂中國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分期間題本來是個假問題。顧准說郭沫若“可怜”，但与前述三例相比，這一問題上的失誤就不算最丟人的了。
郭老生前一直是中國科學院院長、中國文聯主席，身居科學、藝術兩界首席，他的治學方式，創作方式和做人方式對中國知識界都起著表率作用。在此期間，中國知識界的整体狀況令人汗顏之處頗多。其主要責任自然不在郭老。但從郭老身上，後來的知識分子就不應總結出一些教訓麼？
需要說明的是，以郭沫若的學間和聰明，他對自己的尷尬處境不是沒有自省。九年前有過一篇題為《無花果》的報告文學，里面記述了郭沫若生前与陳明遠的一番對話。郭沫若對陳明遠說：“做人有兩种，一种叫逢場作戲，那樣，很快就能成功，另一种，叫自然流露。也很容易倒霉，甚至毀掉。我的詩，最早之所以寫得好，是因為自然流露。譬如我寫《女神》，當時根本沒有想到要靠寫詩混稿費，更沒有
想到，要靠寫詩去爭地位。那時候，我在日本留學，時常窮得連吃飯的錢都沒有。好在有几個好朋友，田漢、郁達夫，常在一起海闊天空地聊天。我寫的《女神》里面，有不少是和田漢交往過程中寫出來的，陸續寄給了在上海的宗白華。宗白華是個好編輯，是他把《女神》發表了出來。由此，我就成了名。北伐開始之後，我的地位漸漸高了，就免不了學會逢場作戲了。現在，我們兩個人在一起談話，是有什麼談什麼，我不會作戲。可是一轉眼，我跟別的人，往往就不得不逢場作戲了。這是很悲哀的。凡是逢場作戲的人，寫出來的東西，都會遭到後人的嘲笑。”他一九六三年五月五日給陳明遠的信中也說：“至於我自己，有時我內心是很悲哀的。我常感到自己生活中缺乏詩意，因此也就不能寫出好詩來。我的那些分行的散文，都是應制應景之作，根本就不配稱為是什麼‘詩’。別人出於客套應酬，從來不向我指出這個問題，但我是有自知之明的。你跟那些人不一樣，你從小敢對我說真話，所以我深深地喜歡你，愛你。我要對你說一句發自內心的真話：希望你將來校正《沫若文集》的時候，把我那些應景應制的分行散文，統統刪掉，免得後人恥笑！當然，後人真要恥笑的話，也沒有辦法。那時我早已不可能听見了。”這是他的自知之明，郭老畢竟是史學家，明之視今，如同今之視昔。所以，他連後人對他的恥笑都預料到了。郭沫若這段話，實在是研究他心態底蘊的重要線索。
他在与陳明遠通信中，還吐露過不少真言。比如寫於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十六日的信中說：“來信提出的問題很重要。我跟你有同感。大躍進運動中處處‘放衛星’、‘發喜報’、搞‘獻禮’，一哄而起，又一哄而散；浮夸虛假的歪風邪气，泛濫成災…… ‘上有好之，下必甚焉’。不僅可笑，而且可厭！假話、套話、空話，是新文藝的大敵，也是新社會的大敵。你的文章，是否先放在我處近年來總是覺得疲
倦…我說過早己厭於應酬、只求清靜的話，指的是不樂意与那幫無聊之輩交往。至於你，什麼時候來我都歡迎。我的房門永遠對你是敞開著的。”這封信寫於“文革”前夕，郭老還未受衝擊，心境卻己十分悲涼。
耐人尋味的是，為什麼郭沫若只對陳明遠一個人口吐其言？我想，原因應當從兩方面找。在郭老方面，高處不胜寒，周圍有公務關系的，很難成為交心者。他要是真在周圍營造一個說真話的气氛，早就殃及自身了。郭老自己也知道他穿的是“皇帝的新衣”，而別人不管是出於需要，還是礙於無知，都爭著夸他的衣服漂亮。只有陳明遠，從孩提時代就与他相識，進入青年，有了批判能力，仍然童言無息，敢於揭出真相、郭沫若也是人，虛偽的氛圍他也感到窒息。於是，陳明遠這個忘年之交，成了他呼吸新鮮空气的唯一窗口。
自古以來，文人由士而仕，都難免以出讓自我為代价。明代海瑞就說：“一仕於人，則制於人，制於人則不得以自由。制於人而望於人者，惟祿焉，”郭老的悲劇在於：他不是沒有自省能力，而是有心自省，無力自拔。“文革”中，其子被抓，危在旦夕。于立群讓他在當晚的宴會上向周恩來求救，他竟末能發一言。不几日儿子使命歸黃泉。他內心世界其實极為痛苦，性格中軟弱的一面，又加劇著這种痛苦。給陳明遠的那些信，不過是內心世界的巨大冰山砧出了一個尖頂。但其餘部分，也許永遠無法浮出海面。
知道自己逢場作戲，又不得不逢場作戲；知道逢場作戲會遭到後人嘲笑，又無法不讓自己被後人嘲笑。隨波逐流，隨遇而安，放棄自我，迎合時尚。郭老內心的這种苦味，极為耐人深思。巴金晚年有《隨想錄》問世，真話公開說出，靈魂可以稍安。郭老臨終也沒有公開道出真話，不知靈魂可得安宁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