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中國新年」談到正義和善良

更新 2001-01-23 1:28 PM

中國的「中國新年」究竟起源於何時，說來要嚇大家一跳，是正式起源於1949年9月的在北京召開的全國政治協商會議上。以前，無論中國南北，都不稱農歷正月初一為「中國新年」，而是稱之為「過年」或者「元旦」。《爾雅》稱：「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我考証，《爾雅》中說的「祀」，多半是後人的篡改，其應該稱之為「紀」，或者說，這就是「紀祀」的分解，因為，古人有把一個詞組中的兩個單字通用的習慣。過年，當然是取的新舊時間歲月的交替連接的意思。中國古代很早就確立了圜元的理念，這是從漫長的農業生產生活中逐步確立起來的，每天早晨，雄雞一鳴，太陽就從東邊出來了，所以，古人特別愛惜「風」，認為太陽是它們叫出來的。元旦中說的「元」，還不是許慎在《說文》中詮釋的「始、一、平」的意思，實際上是指的太陽、月亮、星辰周期性的環園運動的意思，古人有小元大元之分，一天是一小元或稱時元，一月是一中元或稱月元，一年是一大元或稱歲元，旦，當然就是早與始的意思，所以，元旦就是指三元交會之時。這就是說，中國的過年既元旦，與中國特有的農耕習俗及其天文律歷有直接關系。

夏代，中國許多地方開始進入了農耕組織化時代，農業不像遊牧業，而是必須要準確計算時間。遊牧族沒有準確的歷法，也就沒有數學一類的知識，他們說一年，就是說今年的什麼什麼花兒開了一季，他們說一個人的歲數，就說這人已經看到過多少次花兒開或者青草綠，現在，許多遊牧族都還有這樣計算時間的習慣。而農耕族不能這樣，他們必須事先計算好耕作時間，把農耕的各種准備提前到一個恰到好處
的時間裡。我當過多年的農民，就知道時間節氣對農業耕作有多麼的重要，如果把種子准備早了，種子就要爛掉，如果准備遲了，要補種也來不及了。農業生產，除了對一年四季的時間要有精確計算外，還要對雲雨加以十分的關注，研究一年中什麼時間有什麼樣的降水量，是當時國家組織中的天官們的主要工作，而國家的領袖則大多同時是治水的工程師，這樣，記時觀水，觀水計時，並從中總結出周期性質
的規律來，就成為了國家與民眾生活的頭等大事情了。《夏小正》雖然成書較晚，但是，其是夏代人民通過動植物運動變化現象對時間季節規律的總結，卻又是可信的。

夏以前，中國許多地區還是半耕半牧的，所以，那時的歷法還不像後來這樣精確，多是十月太陽歷法，一年中也多種一季，人們到了冬季，基本上就不幹事情了，坐吃山空夏秋時期積留下的食物以待來年。人們越冬的物品中既有糧食，也有醃肉食，吃完醃肉食，大概就可以又上山打獵及其採摘耕作了。古人的感恩思想非常強烈，所以，歲末年初，吃□肉，人們感謝醃食品而祭祀臘肉，也就成為了一種送舊時間迎新季節的活動了。這樣的習俗一直保持了下來，特別是在中國西南地區，人們紀祀「乾巴」和「黃膘」（醃□肉食品）及其生吃乾巴的活動至今都還存在。這樣的紀念活動，與現在人們的感謝與保護自然及其「可持續發展」理念，有相似的一面。

商代，由於人口增多，人地矛盾開始出現，相應的階級社會形式也就產生了，於是，在歲末年初大家都還休閑的時候，各種村社會黨組織者便藉此機會聯絡自己家族或者部落成員的情感，以此准備來年的生產及其求取內和平與外御敵的聯盟，也就成為了一種固定的活動了。在這樣的組織活動中，聯系大家情感的最有效辦法，或者說是最自然和最人性的辦法，就是祭祀大家所共有的祖先，這樣，在過年的時候，祭祀祖先與家人大團圓也就成為了過年的標志活動了。這樣的祭祀活動，和現在人們和團體之間搞「諒解會議」及其「懇談會議」，非常的相似。

原始社會，人們把大數等同於「三」，三是個帶有抽象性質的數字，所以，中國古人說的「絡」，往往是指經緯縱橫的聯合現象，連，則是指多種聯合現象，或者按照現在的話說，就是「絡」指平面世界，「連」指立體世界，這樣，就有了「絡二連三」的說法。所以，過年，實際上也是指方方面面的「連接與聯合」的意思，就是圖個在歲末了斷舊日不快，尋求新年之中方方面面的和平共處與發展共進。

周代，中國國家組織結構已經非常完善，當時，說是九鼎天下的聯合國家形式，其實是方國之間往往各行其是，所以，聯合與聯絡，是連接天下大一統和平局面的重要政治文化手段，這樣，過年就已經不僅僅是人民群眾的民俗生活現象了，還是各方國之間聯絡情感進行團拜活動的日子，為的就是在歲末年初，大家求得各種諒解，以重新在來年有個和平共處與團結共進的好局面。這樣的國家性質的過年，與現在世界上搞各種形式和性質的聯盟形式及其搞「諒解備忘」的本質，是一樣的。

這樣的中國傳統習俗一直沿襲了幾千年，是中國所特有的大一統文化的重要內涵之一，在如此這般的「過年」中，又演化出了：一雞、二犬、三豬、四羊、五牛、六馬、七人、八谷等具有人與自然及其動植物和諧的「天人合一」之日，及其大年十五鬧元宵，也就是北方的二龍戲珠，南方的吃湯團等節日。這些節日個個都有深刻內涵。過年期間，初一不殺雞且崇雞，南方一些地區還有人們在大年三十晚上讓出房子回山上對山歌，讓雞神回房子中去明示一年之機的習俗（在家中鋪滿柴灰等待自出痕紋），這表達和提示人們要感謝自然和動物，是自然和動物為大家提供了生存之地。初七之日是人日，這天不但不能夠殺人，而且，還有在這天媳婦對公婆出氣，下級戲虐上司，官民同游公園郊外等活動。人日，就是提示人們不要忘記了天下本一家的道理，而一年中所存在的組織及其社會關系，都不過是人們的某種社會需要而已。而吃湯團與舞龍燈，則是提示萬事萬物都是呈現原始反終的周期性規律，且彼此對待和相互作用的，就像搓湯圓那樣，人們要把一件事情辦好辦圓滿，就必須一反一正的相互作用，或者像二龍戲珠那樣，要為了一個共同的目標去努力，這和現在一些所謂現代化的人們完全沒有相反相成的思維，且動不動就要消滅異己的言行是大不一樣的。

1949年，中國解放了，偉大光榮正確的黨不但要領導中國人民趕英超美，還要十分辛苦的教育中國人民群眾去反封建反舊文化，於是，黨便決定要破舊立新的與世界接軌，於是，就把「元旦」改在了耶酥臨世的那天，也就是西元的每年的一月一日，然後，再把農歷的正月初一改成為了「中國新年」，這樣，中國新年也就「入世」了，成為了像11月七日蘇聯那樣的國家性節日了。再然後，大家就知道了，連珠炮的運動一直搞到現在，「反封建」一直都是中國革命者們的首要任務！這些革命者們就像中國人民的爸爸一樣在教育著中國人民要走蘇聯或者美國那樣的現代化的正道！就像中國人民的爺爺一樣的在教育著人民必須與中華民族的各種愚昧的舊傳統決裂，於是乎，就進化到了今年這淡而無味的「中國新年」了。

在中國奮斗無產階級革命與資產階級革命的革命者們，他們之間雖然常常打架斗毆，但是，他們在解救中國人民要盡早脫離中國傳統文化的水深火熱之中的時候，都是非常負責任的，一個比一個更像人民的嚴父慈爺。

二

我是北方人，卻又是在南方長大的，父親和母親的成分都高，按照以前革命運動中的說法，就是他們兩口子皆是封建官僚地主階級的孝子賢孫，大概也正是因為這樣的原因，我這個雙料反革命的「狗崽子」反而比一般的同齡人感受到了更多的傳統中國文化氛圍。

我們小時候過年，吃完臘八飯以後，就開始進入暖融融的「盼過年」的日子裡了，所以，我們那時候說的過年是從臘八飯以後就算起的。說實話，這□八飯一點都不好吃，那是紀念佛祖悟道大成的日子，父親不是信佛之人，他卻要強迫我們兄妹吃那亂七八糟的蔬菜煮成的稀粥，我們邊強吞著難咽的□八飯，還要邊聽著他嘮嘮叨叨的講那「天降大任於斯人也，先要勞其筋骨餓其體膚，苦其心志」的訓導，吃完
了臘八飯，還不能去玩，還得去無償的掃幾條大街，或者去幫助街鄰中的老弱病殘挑水劈柴。

過年了，父親就把大家關進房子，寫上一大堆我從不知道的名字的牌位，叫我們磕頭，磕一個，就要講一遍這位先人的光輝業績，每年都磕得我渾天黑地和暈頭轉向。文革中，揭發批鬥我父親的時候，我控訴他的幾條罪狀之一，就有這條！那些人雖然是我祖先，但是我又不認識他們，況且，他們都是些封建反動派，我們革命小將怎麼能夠向他們磕頭呢！於是，我努力學習魯迅，要在文化革命先驅的指引下，向腐朽沒落的封建文化開戰，這一戰就戰到了70年代，我懂事以後，才發現自己那些年活得簡直就像個無人性的狼崽子。大概也正是因為父母為我種下了許多封建舊道德的緣故，所以，當後來許多人開始用資產階級革命對抗無產階級革命的時候，我就已經基本醒悟到了這兩種革命之間還有一種永恆不變的存在，那就是人與自然及社會的和平，說白了，就是「天人合一」。

家庭是人生的第一驛站，是培養每個人的人格的溫床，什麼主義，都當不了人性的正直善良更對社會生活重要，如果說正直心為「道場」，也就是知識之本，那麼,善良則是知識運用的標准。這意思說白了，就是惡毒的人用刀殺人，善良的人用刀切菜；惡毒的人用手中的權力去滿足自己的慾望和要求，善良的人用手中的權力去為人民大眾服務。人性的正與邪，根本上是依靠一個民族的普通習俗習慣而蘊育起
來的。我們這代人不說別的，至少還知道禮義廉?O怎麼回事，至少還知道尊老愛幼，我的父母是我一個人養老送的終，他們拖著在反封建的歷次革命運動中觸及皮肉和靈魂所留下的病體，最後是在我這個當年的革命小將的懷抱中斷的氣，大概正是因為是我抱著他們走完人生中的最後一站，所以，他們面目安寧平靜，父親長眠以後顯得十分英俊，母親則十分美麗。我想，咱們這代完了，將來都得死在養老院
中，死的時候，我也許會伸出一根手指直晃，護士就說：天人合一先生，你是希望天下大同和天人合一嘛，那一定會實現的！我那時候已經說不出話了，心中則惱道：我不是那個意思，我是說我還有個獨兒，怎麼不見他來給老子送終哩。

摘自《中國青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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