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警察密謀出售法輪功學員人体器官

文華革命刑前生割活剝青年女娃腎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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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1月4日訊】大陸警察正在密謀出售法輪功學員人体器官,其手段之殘忍,滅絕人性,令人發指。僅石家庄某中醫院已分得六個指標,長期被非法關押、勞教的法輪功學員不准給家里寫信、接見,可能与這些陰謀有關。

【編者按】中共殘暴地從活人身上獲取人体器官早有前科,請看下文(節錄)。

中國人,你如何跳得過文革這一頁

作者: 胡瓜

三十多年前,一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按照設計者所安排的內容和程序展開的。那一場浩浩漫漫的混亂和屠殺,刻印在少數有靈性有良知的人心中。

 我們不能談論它,不能研究它,不能描述它的罪行,不能控訴它對人的蹂躪和凌辱,不能對它進行反思和批判。希望它發生的時侯,它果然就發生了。需要遺忘它的時侯,果然就遺忘了。遺忘得十分徹底。面對那血腥的照片和畫面,新一代的大學生說,沒准這是美國人制作出來的照片,他們有那樣的高科技,還有什么做不到的。自己殺人的照片, 也可以栽贓到外國人頭上,還有什么別的罪惡不敢做的呢。

 強迫大家遺忘文革,也許這就是正在發生著的又一場文革。這又一場文革的愚昧、 罪惡、無恥、下流,決不亞于三十年前。

一群紅衛兵無端地衝進一個平民百姓的家,將一位善良的少婦拉出被窩,逼她交代她自己也無法弄清的罪過,直到把她打死在如水的月光下。

北京的深宅大院,紅衛兵都在對著一位上了年紀的官員的光頭吐唾沫。那么多的唾沫,從光光的額頭上往下流, 流到他的眼睛里,鼻子上,嘴巴里。不能揩一下額頭,不能說一句話。他只能以巨大的恐懼戰戰兢兢地僵立在那里。

回憶一下上海的那個臨街的窗口,窗口上所垂挂的兩具遺体,當代最有骨气的文化人和最杰出的文學翻譯家(傅雷),与他的妻子一道,用這兩具圣洁的遺体,表達他們對民族的失望与悲憫。

在另一所寓所里,當代最杰出的女鋼琴家,跟她的母親和弟弟一起,走上了一條宁靜的死亡小徑。

高貴的人拒絕作惡,在全民犯罪中選擇死亡。

  在《“文化大革命”野蠻性和殘酷性的文化根源》一文中,王毅先生這樣寫道:“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六日,大興縣公安局召開局務會議,傳達了謝富治在市公安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從此,斗打、亂殺事件日益嚴重;由開始打殺‘四類分子’本人,發展到亂殺家屬子女和有一般問題的人,最后發展到全家被殺絕。自八月二十七日至九月一日,該縣的十三個公社,四十八個大隊,先后殺害‘四類分子’及其家屬共三百二十五人。最大的八十歲,最小的僅三十八天。有二十二戶被殺絕。廣西許多地方流行在光天化日之下臠割肢解‘ 牛鬼蛇神’等活人,煮熟分食。廣西武宣縣,被吃者達一百几十人。被吃肉后砍頭的一人,挖心肝的五十六人,割生殖器的十三人,全部吃光(連腳底板都被吃光)的十八人,活割生剖的七人。武宣縣武宣中學,大批學生批斗完老師、校長之后,在校園內就地架起簡易爐灶,將他們剖腹臠割、煮熟分食。吳樹芳老師在批斗中被打死后,肝被烘烤藥用。”(文見《北京文學》1998年9期)。

  關于兩派造反組織武斗:著名散文家劉燁園先生在《托咐》中寫道:“1967年10月,某大隊兩天內集体坑殺76人;同年11月,某縣民兵槍殺69人;1968年7月,某軍分區調動八縣兩礦、一厂、一郊區武裝人員進攻某群眾組織,打死146人;某縣以‘群眾專政’為名,殺死3681人,使176戶全家滅絕;8月,軍隊和某群眾組織攻打另一群眾組織,打死1342人,俘虜8945人。走到某照相館門口,仍不解恨,光天化日之下,又隨意槍殺其中26人;還是這個月,軍隊聯合十縣及多家兵工厂的武裝人員,一次圍剿某縣群眾組織就抓捕一万余人,槍殺1016人;全縣86個大隊,81個殺了人。成批殺人之事,各縣市皆有。几十年后平反,証明几万冤魂,全系無辜被害!挖肝取心、活割生殖器官烹食之類,若非官方文件所載,當事人供認不諱,即使我等親見其地殺戮之烈者,亦難信之。這還僅為我當年所生活的一個省的現實(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之一角)。

文化人進干校和知識青年下鄉,實際上就是將一千多万人遣送到集中營里;六十年代初全國大飢荒餓死四千万人,中共一直說那是自然災害造成的,實際上那卻是風調雨順的三年(金輝《風調雨順的三年》,見《方法》雜志1998年10期)。

1968年“三查”運動中,江西瑞金縣的“一個公社,將預先選定的‘三查’對象集中起來,要他們去山上挖樹洞。樹洞不挨在一起,誰也看不見誰。挖好洞后,便被一頓鐵鋤砸死,推到洞里埋掉了事。‘三查’領導小組負責人說:‘偉大領袖毛主席教導我們:階級敵人總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我們活學活用了,階級敵人也得給自己准備墳墓。’”傾刻間,此縣殺人達三百多名。相鄰的興國縣革命干部奮勇殺人達二百七十余名。某公社抓來十几位五類分子的子女。縣里通知說,必須停止隨意殺人。正准備給這些階級敵人松綁。公社‘三查’領導小組負責人,環視了一下現場,說:‘既然綁來了,放也麻煩。反正明天就不殺了,今天還是殺了吧。’”

江西籍的女政治“犯”李九蓮极刑后曝尸荒野,被精神病人割去乳房和陰部。她的同案殉難者鐘海源的遭遇更為令人發指。為了滿足當時一位高級軍官的儿子的植腎需要(讓他多活二十天或一周),當局決定給鐘海源進行活体取腎。“針管不是玻璃的,而是金屬的,又粗又長,像是獸醫給体碩皮厚的牛馬使的。那軍人過來了,掀起鐘海源的衣襟,在她腰部兩側各打了一針。在她的臀部上打了一針。這一針就是隔著几層褲子戳進去的。她因為全身揪痛而發出的劇烈顫抖。我甚至听見了她体內的某种异響,”為了制造執刑已畢的假象,當局需要對她開槍,但又不能打死。于是就對非關鍵部位開了一槍,以便及時取出活腎。“‘砰’的一響,我看到她恍如被電擊中似的彈跳了一下,她的身子就被一片白大褂給淹沒了。扑上來的是三、四個軍醫。解下鐘海源胸前的大牌子,就往車篷里送。車篷架子上吊著一個簡易的手術台;它是U形的,血水順著兩頭瀉成了鮮亮的雨幕,刑場上彌漫開一股濃濃的血腥气。血水溢滿了車底板,還濺落在地上。也許是車廂里滑得實在難以移步,一位五、六十歲的老軍醫,拿起拖把去揩底板上的血水,嘩嘩地擠進一個紅色的塑料桶里。將血水倒進了塘里,不一會儿,整口塘全染紅了。‘手術’完了,尸体丟在地上,臉朝天,半邊臉沒有了,另半邊也只有一堆模糊血肉之中的白森森骨頭”(以上引文均見胡平長篇報告文學《中國的眸子》)。

李九蓮不過是一個剛剛高中畢業的孩子,經歷了文革武斗之后對它心生疑意,乃向它的男朋友寫信傾訴她的感想。男朋友將這信交給了上級,一個案件由此誕生。鐘海源不過是在李九蓮受迫害時,站出來為她說了几句公道話,竟然也遭此极刑。李九蓮被害于1977年底,鐘海源被害于1978年春。

被自己的男友出的黎蓮早在1970年就被處決,那一年她才18歲。為了避免劫刑場的可能性,黎蓮被秘密拖去另一個城市執刑。一輛救護車跟了上來。剛貼近,兩輛車都停了。兩名穿白大褂的人跳下救護車。囚車里,四個人高馬大的武裝警察一下將黎蓮扳轉身,臉和身子緊貼車壁上。衣背往上一擼,來不及使用麻醉藥,一把鋒光閃閃的手術刀就在她的右腰處划開了一個巴掌大的口子。沒几下,一個滴著殷紅鮮血的腎,潑剌剌地落在洁白的瓷盤上。在一家醫院的手術室里,一個奄奄一息的“革命干部”正在等著种植這顆從血泊中掠奪來的腎。 (引文出自《黎蓮》,見金石開編著《歷史的代价–文革死亡檔案》中國大地出版社1993年版)。

  將軍的儿子和那位革命干部的生命,被放大到無限神圣的地步,世界上任何寶貴的東西,都可以無條件地拿來維持他們的殘喘。李九蓮和黎蓮的生命,只能無條件地奉獻出去。最起碼的倫理界限也沒有一個人愿意遵守。

中國,擁有世界上最龐大的統治机器。每天消耗著最多的社會財富。龐大的行政開支中,獨獨沒有給死刑囚徒執行死刑的子彈開支?當一個儿子,或者是一個女儿,因了他(她)的高貴的思想被官方處死時,當他(她)的老母親因此而悲天慟地時,兩個大蓋帽警察威風凜凜地、嚴正地向她收取子彈的費用。也就是要這位悲慟的母親,親手買下政府的子彈。九十年代,事情有了飛躍性的發展。由簡簡單單的子彈費,發展為數目不小的慰問費。用來給劊子手等一杆人馬開設筵宴。

文革中,政治“犯”被執行死刑時,都不通知家屬。遺体遺棄給荒野和蛆虫。父母,不知道自己的親人是死是活,不知道自己的親人給文明的醫生挖去了几塊肝几塊肺,給尚不知道文明的畜生撕斷了几根手指几塊肌肉。死囚遭受屠殺的時刻,所有的親屬都因此而受到非人的折磨和凌辱。成為反革命家屬,打入黑五類另冊。

  1966年,上海。巴金先生看見上海的大街上已經出現了批判著名漫畫家丰子愷的大字報,知道那殘酷的批判和斗爭不久就要落到自己的頭上。為了減少所受到的折磨,就對著穿衣鏡練習低頭認罪、彎腰求饒的動作。巴金是追求最熱烈、情感最純洁的文化人之一。在1949年的社會大變動中,是文化人中唯一一位不要官位、單位和職務的人,通過保持自己的身分獨立來求得人格上精神上的獨立。他終于徹底意識到了沒有任何個人尊嚴的空間。他將頭沉沉地低下去,一個尊嚴意識极強的紳士被摧折到這一步。

在杭州的一所大學里,為了更有效地進行階級教育, 舉行了一場活人展覽。他們把學校里的階級敵人找來,分別貼上不同的標簽,工頭、資本家、賬房先生,等等等等。將他們陳列在展覽室里,要他們按照既定的要求做好各种姿式,供革命群眾參觀。解說員用鞭子在他們身上庄嚴地指指點點,對革命群眾進行神圣的階級教育。

巴金提議過建立“文革博物館”, 在河南省的某個農村,一個粗通文墨的人必須將自己作為一個坏人展覽給革命群眾,而且還得在舞台上表演自己的“罪行”。這位不幸的人臨死之前給我們留下的回憶文字吧。“大會開始了,大隊的造反派把我叫到主席台后邊,聲色俱厲地問我,你老實不老實?老實。你想死呀想活?想活。想活了你就老老實實听話,你敢別扭一下,今天夜里就打死你。我听話。听話了就告訴你,我們今天夜里同台演出,我們是革命群眾,你當反革命。要配合不好演不好,惹革命惱了可不得了。斗爭會開始了,我的台詞只有一個字:是。革命民兵狠說了、狠唱了、狠控訴了一陣子,然后几個民兵端著槍押著我下了台。原來這叫藝術斗爭,我出了几身冷汗。”(引文出自喬典運《命運》,見《莽原》雜志1997年5期)

文革是一种奇怪的革命理論在邏輯上所達到的顛峰狀態,這种顛峰狀態就是對社會的全面破坏和凌辱,對文化的全面否定和摧毀,對人性尊嚴的全面敵視和仇恨。它与一切美好的東西勢不兩立,与一切人的尊嚴和權利勢不兩立,与一切文化和由文化所建立起來的精神家園勢不兩立。

  三十年無祭。三十年無思。三十年無恥。三十年靈魂黑暗。
 也許真的要為我們的靈魂黑暗付出更加慘重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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