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底層訪談錄》是近年來我看到的最有意思的一本書。它是一本原生態的采訪記錄，作者名之曰“邊緣人采訪錄”。而在我看來，這种說法是有些“問題”的。書中的几十個人物，表面上看确實都是社會的“邊緣人”，但在更本質的意義上，他們才是這個社會的“大多數”。正是他們构成了金字塔的底座，构成了堅韌的、沉默的、卑微的中國“人民”。“主流”与“邊緣”是一組對立的概念。按照我的理解，“主流”是少數，而“邊緣”卻是多數。所謂“主流”，是指少數在政治、經濟、文化和意識形態上占壓倒性地位的上層階級；而“邊緣”則是指多數受壓抑、受排斥、受扭曲的中層和底層，真實的中國、“活”的中國体現在他們的身上。所以，這本書的副題与其叫“邊緣人采訪錄”，不如叫“中國底層社會的真相”。
被采訪的主体三教九流，無所不有：從殺手、神醫到乞丐、酒鬼，從賣笑小姐、買歡客人到流浪畫家、民間藝人……它為我們展示了一個我們不熟悉卻又似乎很熟悉的世界。主人公也許离我們很遙遠，也許就在我們的身邊。他們的表達在我們听來，也許如同天外來客，也許如同家常便飯。他們或者愚不可及，或者絕頂聰明，或者年輕得像一張白紙，或者飽經滄桑像一顆老姜。當90年代的知識分子們悠閑地坐在咖啡館里醉眼朦朧地看著玻璃窗外的燈紅酒綠時，80年代名噪一時的詩人廖亦武卻一步一個腳印地走向民間、走向底層，集數年之心血完成了這部“中國新聞史上從未有過的采訪”。我想，這本書的作者不僅是廖亦武（老威）一個人，而是他与被采訪者們共同用心靈完成的。
《中國底層訪談錄》中有許多蒼老的人生，流動成另一部歷史。有一篇是采訪老右派馮中慈的，讀著這個普通人的故事，我忽然想起魯迅先生一篇文章的題目——《為了忘卻的紀念》。紀念与忘卻，孰是孰非？正是在這一悖謬之中，真相才得以展開。馮中慈本來是“根正苗紅”的革命青年，組織上把他列為重點培養對象。沒想到他卻愛上了一個出身資產階級的女孩，也就是他以后的妻子文馨。1957年，引蛇出洞的“陽謀”正在進行之中，文馨因為提意見被“選”為右派，党委書記命令擔任團委書記的馮中慈与之斷絕關系。如果當時馮中慈順著“組織”豎起的杆子往上爬，這輩子也許就青云直上，可是他不愿意做背信棄義的小人。他質問書記：“我什么時候接受了‘引蛇出洞’的任務？共產党是光明磊落的，不搞陰謀詭計。”書記說：“對人民不搞陰謀詭計。”并指出：“愛情也有階級性，世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馮中慈在“愛党”与“愛女人”之中選擇了“愛女人”，結果被開除党籍，補充成右派兼坏分子。后來，兩人結為夫妻，雙雙發配邊疆。待到“平反昭雪”的時候，已經是青春不再、白發蒼蒼。這种沉甸甸的愛情，在今天已經不多見了。而在當時，又有几個人會堅持“愛”比“原則”重要呢？
另一篇采訪錄，主人公是老地主周樹德。周樹德起早貪黑掙下一份家業，在49年以后卻被划成“地主”，遭受殘酷的對待。而他那游手好閑的鴉片鬼兄弟反倒因為是“貧農”而變成了人上人。周樹德說：“我的兩個長工上台控訴我剝削他們，寒冬腊月逼他們下地，工錢也克扣了。我心里不服，因為我也与他們一道下地，新社會也沒有說冬天就不上班。……我爺我爸，全是泥腿子，六七十歲，還与長工一起下田，有時牛都累得吐血了，人就接著拉，就這樣掙來的家產，還不如現在的打工仔、打工妹，兩手空空出鄉几年，就衣錦還鄉，要起新房子了。”當我面對這樣的活生生的“口述實錄”時，自己從歷史課本上背下來中國現當代史的條文和從政治課本上學到的有關“地主”的定義都失效了。89歲的周樹德一語中的：“听說現在又可以買房買地了，地主又多起來了。地主嘛，無非是土地的主人。”确實，人生于土地，人天生就是土地的主人。
書中的每個篇章都自成一個世界：老右派、老地主、老藝人、老醫生、老軍人……其實，每個人所体驗到的歷史，比空洞的、由大事記組成的“大歷史”更加重要。我想起卡夫卡的日記，在德國入侵的那一天，他卻認認真真地描寫自己平淡無奇的日常生活。他認為日常生活才是不可忽視的。長期以來，我們太相信由“大事件”建构成的歷史，而那不過是“偽歷史”而已。讀讀這些普通人的生命吧。
《中國底層訪談錄》中很大一部分是“那個時代”的人物，他們只不過苟延殘喘到了“這個時代”而已，他們的意義更多的是“文獻學”和“考古學”上的。而我更加關注的是那些直接參与和創造這個時代的人們的表達。例如，所謂的“三陪小姐”，她們當然是“邊緣人”，但從人數上來看，她們已有數百万、上千万之眾，絕非“一小撮”。而我們對她們除了蔑視以外，几乎沒有其它的態度。因此，我很敬佩采訪者對她們的關注——她們与我們一樣，是可怜又可悲的“人”。傾听她們的聲音，比起飛天玄妄地在書本上談論“自由”來，才是真正地向“自由”表達敬意。書中有一位“三陪小姐”的傾訴，王小姐坦率地說：“我沒文化，更沒本事，大道理講不出來，只希望平平安安度日，多掙些錢。”在談到未來時，她說：“最理想的是在陌生的地方遇到心目中的白馬王子，那么我一定改頭換面，重新做人。現在醫學發達，要變成純情少女容易。”而對于“性產業”的“合法化”，她作為一個身在廬山中的人，意見是：“依我看，為了便于管理，我們這行還應該發証，至少是健康或衛生許可。在醫院檢查，身体達標后，方允許從事這种行業。我知道，國外一般是划出一個紅燈區出來，在紅燈區外從事這個活動的屬于非法。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有個形象問題，絕對不可能這么做。”而另一位小姐則更赤裸裸地說：“我喜歡這個，我感謝成都人民，他們讓我發財，要不我將一輩子窩在鄉下。”她還說她喜歡邊干活邊聊天，那樣挺起興。情緒一旦調動起來，“既舒服了身体，又賺了錢，還深入了解了男性世界”。她表示，做小姐的只要心細，就能從一百個男人中嘗到一百种滋味，當然不會全是快活，不快活的時候也要強作歡顏。這樣逆來順受地搞几年，攢足錢，就可以隱瞞歷史，安裝人工處女膜，嫁個好老公，“我要用千錘百煉的本事把老公伺候舒服，讓他天天都圍著我轉。國外不是講究試婚么？當小姐就是試婚。”看一個人如何理解“小姐”，就可以看出他（她）是如何理解中國的——有道德至上主義者的方式，有實用主義者的方式，也有人本主義者的方式。我能夠感受到，廖亦武采取的是后者。對于這樣一些本真的表達，我們用不著進行任何价值評判和理論分析——我們面對的是生活本身。
時下，知識界津津有味地談論關于后現代、后殖民、國學、全球資本主義等等宏大的話題。我毫無興趣，因為這些大而無當的話題与特定時空中的“中國”無關。這些文章是夾雜著英文的方塊字，印在蒼白的紙上。相反，我愿意對廖亦武先生的選擇和實踐表示衷心的敬意。這一“非新聞”甚至是“反新聞”式的記錄，因為真實而具有了永恒的生命。在這個時代，寫詩是一件過于奢侈的事情，所以天賦极高的廖亦武放棄了寫詩。然而，這些底層民眾充滿悖謬的、最清晰卻又最含混的表達，卻在另一個意義上接近了詩歌。
－－原載《思想的境界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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