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23日訊】在國內設立空殼公司，甚至跨國洗錢，已成為腐敗分子使贓款合法化的重要方式。
腐敗分子下海后，是惟恐別人不知道自己賺了錢。
洗錢水平提高使巨額贓款獲得說法，造成一些腐敗分子重罪輕判或得以逃脫
洗錢代价高昂。成克杰4000万贓款，被幫其洗錢者收取了1000万元的費用，國家損失難以追回
按照專家的說法，腐敗已經成為中國最大的社會污染，它不僅給國家造成重大經濟損失，還构成對党和政府的嚴重政治挑戰。
3月16日，清華大學舉辦“21世紀中國反腐敗戰略研討會”。多位學界專家圍繞“防止腐敗的戰略”問題，從各個角度展開研討。其中，黃葦町教授作的關于“腐敗洗錢”的報告引起与會者關注。
黃葦町是以研究隱形經濟著稱的經濟學家。曾任紅旗出版社社長，現任紅旗出版社社務委員、中央部委出版聯合体秘書長。
腐敗的一個新特點
記者：据我們所知，“洗錢”一詞一直与黑社會聯系在一起，您為什么說它也是反腐斗爭中的一個新特點呢？
黃葦町：“洗錢”确實一直与黑社會相聯，但近年來，一种新的洗錢活動，即腐敗公職人員洗錢在世界范圍內日益頻繁。他們通過各种途徑給自己貪污受賄的黑錢披上合法收入的外衣。之后，不僅可以公開揮霍和享受這些非法所得，還可用來投資和進行再增值。其發展速度，已超過了傳統的“洗錢”。
這一新的洗錢現象在我國亦日趨嚴重。近來，中國為反腐敗采取了很多重大措施。在金融方面實行了存款實名制；在司法方面，刑法上規定了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這种情況下，“黑錢”越來越難以藏匿和使用，于是腐敗分子便想方設法把錢“洗白”，把非法收入合法化，洗錢活動由此越來越猖獗。
“有中國特色”的洗錢方式
記者：國外洗錢活動有一定的規律和模式，中國情況如何？
黃葦町：相比較而言，它是一种有中國特色的洗錢方式，是在新舊体制轉換過程中誕生的。隨著市場化改革的深入，利用多种經濟成分并存的局面，通過身份轉換來洗錢，是這种新型“洗錢”的重要途徑。
分析起來，它主要包括以下几种形式：
一是先撈錢后洗錢。即公職人員大量貪污受賄后，辭職下海辦公司或炒股，用新身份來解釋他不正常的暴富；
一是邊撈錢邊洗錢。即搞“一家兩制”，自己在台上利用權力撈錢，老婆孩子則利用“下海”身份掩蓋黑錢來源；
一是連撈錢帶洗錢。即政府官員或國企老總創辦私人企業、代理人企業(企業表面上是別人的，但大權由自己控制)，既可通過經濟往來把黑錢轉移到這些企業的賬戶上，又可通過正常的納稅經營再賺一筆。例如，不久前破獲的上海鳳凰日化公司“群蛀”案件，14個犯罪嫌疑人中，就有6人在外辦有私營企業。
其實，要識別這些洗錢方式也不難，就是他們或他們的親屬子女下海后，一般都沒有“嗆水”的，無論是辦個体私營企業，還是炒股炒期貨，不管實際上是賺了還是賠了，一般都會宣傳自己“大發特發”。他們与有些惟恐露富的私人老板不同，是惟恐別人不知道自己賺了錢。因為前者的目的可能是偷漏稅，而他們則是要給已到手的黑錢找個說法。
還有一類就是跨國洗錢。即利用國內外市場日益密切的聯系，設法把黑錢轉移出去，或者在境外收取贓款并“洗白”。例如，在和外資企業及境外企業交易時，有的國企人員和外方相互串通，低价銷售產品，高价購進設備和材料，差价部分則匯入海外個人賬戶。然后通過代理人或移民海外的子女、親屬，用辦空殼公司的辦法把黑錢洗白；還有的通過套匯騙匯實行資本外逃，個人占有，然后冒充外資流回國內來投資增值。
雖然國內腐敗分子的國際洗錢活動還未形成規模，但在國際洗錢中已占有越來越大的比重。某些領導干部喪失了共產党員的理想和信念，已經開始在國外打基礎，把子女、資金都弄出去。我曾听有的華僑講，現在的中國留學生中出現了一种“留學貴族”。他們大多不是國內“大款”的子弟，但剛到海外，銀行存款戶頭上就有大筆進項。當發達國家的中產階級還要依靠分期付款買房時，這些留學生已在當地富人區購買住宅，而且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美元一次付清。
還有的領導干部為了將來出境當富翁，趁大權在握時狠撈一把，胡長清和成克杰都屬于此類。成克杰的巨額贓款都轉移到香港情婦名下或存到境外銀行里。胡長清全家都辦了化名身分証及因私出國護照，准備送孩子留學，妻子陪讀，沒辦成又籌划讓他們辦投資移民。自己則把假護照揣在身上，准備一有風吹草動立馬出走。如果我們的動作晚一步，很可能人去樓空。
洗錢代价相當高昂
記者：現在家藏金山銀山的“和式”貪官減少了，他們通過洗錢把贓物贓款轉移出去或者使其合法化，以消滅証据，這無疑給反腐斗爭帶來新的挑戰。
黃葦町：是這樣的。懲治腐敗分子要靠証据。從犯罪嫌疑人家中搜出与合法收入明顯不符的巨額現金、存折、貴重物品，是腐敗的重要罪証之一。但隨著洗錢“水平”的提高，巨額財產拿出“說法”的情況明顯增多，造成一些腐敗分子重罪輕判或得以逃脫。這必然進一步刺激他們的“貪欲和膽量”，并使其他不廉洁者群起效仿。
另外，把黑錢轉移到境外和洗白需經過很多環節，代价十分高昂。例如，李平將成克杰高達4109万元的受賄所得錢物，托香港商人張靜海幫助其轉款、提款，為此付給他們1150万元的費用，占全部贓款的1∕4以上。這還是在他不敢太敲竹杠的情況下。在國際洗錢過程中，贓款被代理人或洗錢集團吞沒一半甚至大半的情況是很常見的。
据了解，為了把錢洗白，要在當地設立空殼公司，編造假財務報表，虛報營業額和利潤，在沒有任何營業活動和收入的情況下，不斷交納各种稅收和保險。在許多西方發達國家，個人所得稅稅率高達40%以上，企業所得稅也達25%以上。這樣，即使我們通過种种途徑最終追回了贓款，損失也會很大。
多种途徑防范洗錢
記者：洗錢活動隱蔽多變，給反腐工作帶來了新的挑戰，如何才能切斷“黑錢變白”的途徑呢？。
黃葦町：我認為要從以下几方面著手：
首先，要加強反洗錢的立法工作。1997年八屆人大五次會議修訂的新刑法首次規定了洗錢罪。2000年，我國又實行了存款實名制。應該說，這為搞好反洗錢斗爭打下了重要基礎。但按照法律規定，洗錢罪的犯罪對象主要限于走私、毒品和黑社會組織犯罪。貪污受賄分子的洗錢活動，一般還是作為掩蓋犯罪的手段來看待，追究協助洗錢者也缺乏有關法律依据。因此，反腐敗斗爭需要我們盡快完善這方面的立法。
其次，要提高反貪部門的反洗錢能力和業務素質。例如，國企老總搞代理人企業，通過与之簽訂及履行合同的方式化公為私，是常見的洗錢方式。我最近便接触了一個這樣的案子。某國有單位負責人和自己親屬的私營公司簽訂合同，明明只需很少錢就能辦成的事，卻約定付出很大一筆錢。然后又從該公司賬戶打出几十万元用于私人用途。案發后，幫助洗錢分贓的親屬自己都明白有罪，東藏西躲一年多，但檢察院至今還打不定主意是否對他立案。理由是各种經濟主体一律平等，誰規定不能和私營公司做買賣？誰能說出高科技企業的利潤該是多少？既然有合同，就不好認定多付的錢是貪污還是利潤。
舉這個例子是想說明，司法部門在打擊洗錢方面還缺乏必要的經驗。當然也不能全怪他們，法律依据畢竟也不完善。
最后，反洗錢還要加強國際合作。据國際銀行信用分析社估計，1993—1998年俄羅斯流出的資本大約為1360億美元，大大超過外國投資者和國際經濟組織流入俄羅斯的資本數額。后來，又發生了涉及葉利欽總統的女儿及一大批官員的俄羅斯犯罪集團，從紐約銀行轉移上百億美元的洗錢丑聞。當時，我正在美國訪問，這一洗錢案已炒得沸沸揚揚。我同美聯儲、司法部的專家和官員交談時曾說，美國大概是各國腐敗分子藏錢最多的地方。他們承認這一點，但也提出，打擊國際洗錢犯罪不是一個國家能解決的。例如，卷入俄羅斯洗錢丑聞的銀行不下20家，除美國外，還有英國、德國和瑞士的一批大銀行，涉及賬號几百個。
所以，現代金融体系已成為洗錢的主要渠道，反洗錢需要加強各國金融机构間的合作。隨著我國金融業走向國際化，經濟交往更加頻繁，無論防范國內腐敗分子的資金出逃和洗錢，還是防范國際犯罪集團以投資、貿易形式進入大陸洗錢，都需要進一步密切与各國金融机构和司法部門的合作。在保護金融机密的前提下，加強對各种可疑交易和資金往來的的跟蹤監督和國際協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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