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官方首次富人調查(五)：中國人的貧富差別
【大紀元3月23日訊】
–第二次分配与家庭核心价值
3月7日晚9：15，清華大學第一教室。清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李強在上完他的研究生課后，就在他上課的教室坐下來，接受記者專訪。從經歷上看，李強教授在很早就開始了對中國貧富問題的關注，他的第一本專著，即《中國大陸的貧富差別》出版于1989年。
記者(以下簡稱“記”)如果借用基尼系數方法來觀察中國貧富問題，我們目前貧富差距究竟有多大？
李強(以下簡稱“李”)用基尼系數來觀察中國的問題，得小心謹慎。
記：為什么？
李：中國長期以來形成了城鄉二元分割的社會，因而計算基尼系數時應分為城市居民的、農村居民的、城鄉居民合計的三個方面。很顯然，城鄉合計的基尼系數會更高一些。
記：在你最近出版的《社會分層与貧富差別》一書中，我注意到你自己曾主持過兩次大型調查來研究中國的貧富問題。
李：統計年鑒上的調查与統計，基本上只能得到被調查者制度內的收入狀況，所以就必須有關于制度外的收入調查才能得到更為准确的數据。
記：城鄉間的基尼系數？
李：就我統計与計算，1996年，農村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的基系數為0.43227，城鎮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數為0.4003，而城鄉合計的基尼系數為0.4577。
記：都超過了0.4！按照國際通行的看法，我們現在已經處于中上等不平等了。
李：短短十几年時間，我們已從一個平均主義盛行的國家，轉變為超過了國際上中等不平等程度的國家，這种變化是值得憂慮的。
記：在這种貧富差別里，應當還有更為复雜的中國特色吧？
李：在80年代末，我曾提出過一個理論，認為我國收入分配的症結在于：群体外的差距過大，群体內的差距過小。也就是說，差距拉開主要在于不同行業、不同單位之間，而在同一行業、同一單位內部，特別是在國有企事業單位內部則還是平均主義盛行。
記：這是很真實的中國圖景。
李：所以，中國的現狀是差距過大与平均主義并行。
記：如何解決這樣的問題？
李：在我們的市場化完成了初次分配后，我們應進入第二次分配，或更多次再分配。
記：第二次分配?
李：這是由政府通過稅收等方式完成的再分配，這樣才能保証公平。
記：我們的稅收能完成這樣的任務嗎？
李：稅收的功能一方面提供不從事生產的政府職員的收入，另一方面就是調節社會的貧富差別。形象地說，這是“收錢”的体制。同時，我們在調節社會貧富差別時還有“花錢”的体制，即失業、醫療、養老与住房等社會保障制度。
記：無論“收錢”還是“花錢”的体制，我們現在都還處在初級狀態？
李：一個國家的社會稅收与社會福利体制的建立，是在國家具有相當財力后才逐漸形成的，而我們的社會變革是突發式的，沒有足夠的財力來完成這一過程。
記：在這种現實里，我們當如何選擇？
李：中國的特色是家庭本位，這是我們尤其要重視的。
記：如何講？
李：全國總工會的一次全國性調查表明，失業者最主要的收入來源第一是家庭，其次是朋友，第三是原單位，最后才是國家。
記：強調家庭本位，也就意味著我們渡過現實的一种選擇？
李：這是最現實的選擇，也是實際上能夠起作用的辦法。所以我們要強調中國的家庭核心价值，誰破坏家庭，誰就在破坏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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