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22日訊】用有錢人，或者富人這些中性詞語來概括這次調查樣本人群，并未顯示這一群体的的“社會身份”，因此記者問國家統計局城調總隊副總隊長，也是此次調查的重要指揮者孟慶欣：
“如何為這一群体命名呢？資產階級？或者中產階級？”
“命名不是我們是事情，那應當由專家与學者完成。”
所以，我們仍然只能用有錢人或者富人這樣的中性詞語來界定這一群体。
10年努力，讓一個群体顯形
31歲的博士曹子瑋有很多机會离開國家机關，具体地說离開國家統計局，到外企去掙錢。外企的收入比他現在多的要用倍數來計算。但在國家統計局呆了近10年，曹子瑋仍沒有選擇离開。他的理由是：在這里你能干自己真正想干的事情，而且有條件。
曹子瑋自己想干的事情就是真實地了解這個國家。而在國家統計局每年從事兩三個重大的、全國性的調查，“你想想，這樣干10年，你可以多深入地了解這個國家？”
最近令曹子瑋興奮的一次全國性調查就是“中國十省市高收入群体調查”。這一調查是中國的第一次。“這個調查讓我們弄清楚了很多問題，”曹子瑋說。
這一調查于國家統計局城調總隊綜合處處長程廣斌來說，來得就遠不那么容易。程廣斌1988年進入國家統計局，大約在1990年，他就提出要進行這一調查。當時提出這一調查項目，還只是從統計的科學性角度出發的。國家統計局一直在進行全國性的入戶調查，每年都搞，但這樣的調查了解不到高收入群体情況。“你想想，高收入的誰樂意每月記帳，來配合你的調查呢？”為了解決得不到高收入群体資料的情況，就需要一次性調查來修正或者評估經常性調查的資料。一般國際上也是3-5年做一回一次性調查，得到修正系數或修正比例。
但是，1990年程廣斌的要求沒有被立項。
全國的經常性入戶調查，一般要求是3.5万戶，同時每年換1/3，三年換完。這樣，每隔三年，就進行一次大規模的調查，也即15万戶的全國性居民入戶調查，從中選出每年3.5万戶經常性調查的家庭。程廣斌提出進行高收入調查的1990年，正好完成了15万戶全國大規模調查，沒有立項的原因是沒有專項經費。
此后程廣斌并沒有忘記這一專項調查的重要性。自己從事收入分配研究，但手里最缺的就是這一部分的資料。對于這20年里富裕起來的中國人，“我們只能見到關于他們的典型資料，卻沒有群体調查數据。這無論從國家、社會，還是調查本身都是一种缺憾。”程廣斌說，“所以，一有机會，我就提出申請。”1999年，程廣斌的申請終于得到批准。
當記者問起終于可以進行他一直想進行的專項調查時有什么樣的心情，程想了許多，用了這樣一個比喻：“這就想寫字多年的人，終于看見自己的文字變成鉛字了。”
背景，從剌激消費開始
2000年7月，國家統計局城市社會經濟調查總隊開始在北京、上海、天津、重慶、浙江、廣東、云南、陝西、湖北、遼宁等10個省市進行高收入群体的調查。
從報道上看，2000年的全國政協會議最熱門的話題之一就是：調節收入分配，擴大消費需求。有兩位政協委員的發言被廣泛地引用。肖谷欣委員認為，造成當前消費需求不足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廣大消費者收入不高，且收入差距過大是主要因素。另一位政協委員賀鏗認為：少數人收入高、多數人收入低，是引起國內需求不足的根本原因。值得注意的是賀鏗的身份，他是國家統計局副局長。他舉例而言的是數据：我國現在將近6万億元人民幣儲蓄存款，其中80%屬于不到20%的儲戶。
在此次會議前，國家統計局城調總隊聯合有關部門，對全國15万戶城鎮居民調查發現：20%的高收入戶占全部收入的42.4%，戶均收入992元；而20%的低收入家庭在全部總收入中僅占6.5%，戶人均收入124元。前者收入是后者收入的8倍。這一調查數据被最廣泛引用。
“雖然貧富差別成為社會輿情，但我們對真正高收入者的了解有多少呢？”曹子瑋問。
很顯然，按照程廣斌從統計科學性的角度看，我們真正到了需要有一次性專項調查來修正或者評估經常性調查的資料了。
曹子瑋說這一過程來得很有趣。曹推導分析說：從90年代中期開始，消費市場疲軟成為中國的一种現實，由此有了對疲軟原因的討論；繼爾話語的主流進入錢集中在什么人手上的討論。然后又進入這批有錢人是否對市場有拉動作用的討論；在這一問題的討論上，比較主流的傾向是：“有錢人不想花錢，無錢人想花錢卻沒有錢花”，然后貧富差別成了最主要的社會話題。這一社會熱點話題在2000年全國的兩會期間達到高潮。
為這一社會話題提供談資的重要內容先是紅歌星逃稅，隨后又著惊人收入的足球運動員种种出格舉動，各种信息相混合，社會輿情因此形成。
目前并沒有証据証明中國第一次高收入群体調查与這种社會輿情有著最直接的因果關系，但在這一背景下，這一專項調查勢在必然。
并不容易的調查
誰是富人？什么標准算高收入？這就是第一次高收入專項調查碰見的首要問題。程廣斌說高收入的界定有絕對与相對兩种標准，比如說家庭資產或者年收入達50万、100万來划分，這就是絕對標准；但這种標准難以解決的問題是收入高低是相對概念，北京的一般收入者到了西部可能算得上高收入；而中國富人到了美國，卻可能什么也算不上。這樣他們就确定了以相對標准為此次調查的依据。最后經過計算，他們确定以1999年全國城市住戶經常性調查中10%最高收入家庭的戶均可支配收入為高收入戶的底線——即3.2万元，實際操作的標准是3万元。
程廣斌說，我們的調查找不著高收入的源頭，但我們選擇了從收入的去向來确認，這樣在以3万元為底線的同時，又同時增添了有房有車這兩項參照對象。這樣，能夠最后入圍調查人數的樣本由三部分构成：戶均收入3万元以上，擁有商品房或者擁有私人汽車；雖沒有商品房和汽車，但戶收入遠遠高于3万元的家庭。
接下來的調查程序就是：進入高檔住宅區、确定抽樣間距、确定隨机起點，然后開始入戶調查。
不過，實際的操作遠沒有描述的這么輕松。程廣斌說，進入高檔住宅區首先碰著的麻煩不是保安不讓進，即使最后終于入了戶，遭到拒絕的情況也頻頻發生。程廣斌說，北京市調查的拒訪率甚至達到60-70%。開始時，北京市60個調查員一星期的工作最后才拿回50個問卷，很多關鍵的數据都沒有。為了這一調查，北京市先后換了四批調查員才完成。
事實上，這一專項調查的困難，操作者最初都已經考慮到了。所以他們將這一調查命名為“啟動消費市場調查”，避免出現敏感的高收入等字眼，如果那樣，可能拒訪率更高。
在全國性的調查開始之后，又有過一次爭議，這是有關城市抽到了資產過億的被調查者，象這樣的异常值倒底該不該進入統計之內？反對者的意見是，有一個這樣的樣本，一個城市的整体收入就都被抬高了，所以不應進入；而程廣斌与國家統計局有關人士則認為，抽到這要的樣本是正常的，當然應當進入統計樣本內。程說，“這才是從科學性准确性角度出發來考慮問題。”后來達到的一個折中的方案是：當地統計可以不進入，而報到國家統計局則應當進入統計樣本內。
調查的价值与初步的結論
清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李強教授認為，高收入的全國性數据只可能由國家統計局來做。類似的調查，學者、商業調查机构也先后進行過，綜合這所有的調查來思考這一現象可能能更准确。不過，從國家机關首次進行高收入群体的調查這一角度看，這次調查多少可以認為是一次有標志性的動作。
曹子瑋坦陳，由于高收入群体非常特殊，我們的調查不能說非常精确，但在一定程度上還是代表了一种趨勢。曹的“精确”的比較對象是經常性入戶調查，高收入与這一調查相比，在精确性上就相應要弱一點。“不過，由于是第一次，”曹解釋說，“如果我們的設計過于追求精确，那么將不容易操作，必須在這兩者間尋找一种平衡。”
如果現在就讓調查者對他們的調查給出重要的結論，可能為時過早，不過面對這全部是“第一次”得來的數据，國家統計局的几位專業人士，仍向記者給出了他們的初步判斷。
在程廣斌看來，影響收入的三大主要因素，在國外分別為：職業、文化程度与性別；在中國過去是地區、行業与工齡。但這次調查顯示工齡不再是影響中國人收入的因素了，取而代之的是：文化程度。但是，地區与行業的影響因素，仍然存在。
曹子瑋說從這一調查的數据看，我們過去對中國富人的想象可能部分要修正。將修正的地方包括這樣几個方面：
其一、過去想象里演藝界人士以及低文化人群會收入較高，但調查結果對此并未确認；
其二、在高收入群体職業构成上，專業技術人員比我們想象的要多得多；
其三、高收入比我們想象的要高。曹說，他先前估計高收入全國平均可能會達到年均3-4万元，而現在年均卻為6-7万；
其四、高收入的投資途徑，沒有我們想象的丰富，多數的投向是股票。曹分析說，這一方面說明我們的股票仍有超額利潤，同時也說明我們的其它投資渠道仍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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