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的「文化」往往被搞得很龐雜神祕。但在文化人類學的鼻祖英國的泰勒爵士那裡，文化的定義卻很簡明，所謂文化就是人類生存系統的總和。盡管文化學自泰勒後，已經有了二百年的歷史。但我還膺服泰勒的觀點。比如中國的文化，若站在百姓生存的立場上看，就可以稱之為「懇求文化」。這「文化」可以追溯到《詩經》以上及更遠，什麼叫懇求？《碩鼠》篇說：「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莫我肯顧。」這就是「懇求文化」。
文化既然是生存系統的總和，當然需要很多「配套（件）」的東西。「懇求文化」也是這樣。比如我們很熟悉的「當官不與民作主，不如回家賣紅薯」，就是配件之一。這本是個有良心的封建小吏的自勉，不過由於這是「自選動作」而非「規定動作」，所以絕大多數情況下，只是說說而已。盡管是說說而已，也仍有其「價值」，因為連這都沒了，豈不徹底絕望，要出大亂子？
也因此，與「懇求文化」配套的還有個更重要的東西——「資治通鑒」。「二十四史從何說起」？其實一句話就可概括——「水可載舟，亦可覆舟」。這是統治者的自警，懷柔的本意並不是道德修養到一定高度的內心訴求，而是知道「懇求」變成「絕望」的極度危險。慈禧太后還高度重視過小白菜的冤獄——口頭批示重審呢。
弱勢階層一副懇求狀，是因為無力抗拒，只能寄望於權勢者天良發現。但權勢者的天良是不大容易自動發現的，偶爾有幾個能以「賣紅薯」自勉的，便成道德楷模，幾十年甚至幾百年矗立在草民心中。但一個清官能讓許多代人念念不忘，說明「清官」純屬稀有品種，是不能指望的。所以站在現代的立場上看，有關清官的文學紀實越盛行，就越說明草民處境的糟糕。所以，什麼時候「清官文化」在中國徹底破產，中國的事就好辦了。
中國的事現在還很不好辦。比如有這樣的說法：「要把老百姓關心的事，當做大事來抓」。
這是不是有些莫名其妙？更莫名其妙的是人們似乎還要為這說法感激涕零。當然，由於所受教育不多，要中國百姓全都能理解「未經納稅人同意的征稅就是暴政」不但有困難，拿著這樣具有高度真理性的格言與權勢者理論也還不具備「可操作性」。
比如農民遇到「三亂」。害怕「三亂」的農民現在還不得不依賴恩賜的「明白卡」，上面寫明什麼費用該交，該交多少。只要沒未列入的項目，農民可以拒絕。
但權勢者濫用權力造成的亂子何止有三，簡直一抓一把。
每年中國新年前後，都有幾千萬流動在全國各地的民工苦於火車站司售人員、站前派出所的警察與票販子勾結，總是要期待有份量的人物說一句：「要把老百姓關心的事當作大事來抓」。
老百姓關心的事太多，不可能都「被當作大事」。所以許多事情的大小，最終要取決於自己。比如為電信局多收了幾塊錢，你若忍氣吞聲，這就是小事；若執意打官司這就是個大事。
什麼時候，中國的百姓都有了這種「小題大作」勇氣和韌性，如果中國人早有「端起碗來吃人，放下筷子罵娘」的習慣，那「中國就早不是現在的中國了」（魯迅語）。
也因此，在我看來，20世紀之中國的最偉大的變化之一，就是「民告官」開始成為正常現象，這意味著中國社會真正有了朝公民社會轉向的可能。這意味著許多人開始有了真正的覺悟。
說起「覺悟」這東西，中國人也不陌生。但從前所謂的「覺悟」，不過是「洗腦」和「統一思想」的代名詞。
以製造文字獄出名的雍正曾搞過一本與反清知識分子辯論的《大義覺迷錄》，這書乍看上去有點宣揚「真理愈辨愈明」的意思。一個至高無上的統治者為「提高民眾的覺悟」，竟屈尊把自己放在辯手的位置，真是難能可貴。
文革更是製造出「狠斗私字一閃念」、「靈魂深處爆發革命」的巨大怪胎。若考慮到這是一方從沒產生過像樣的宗教信仰土地，就知這表面像開啟民智，實為愚民運動的遺產，絕對是亙古未有的奇跡。
剛剛過去的20世紀的歷史，尤其是互聯網技術的出現，再次宣告馬克思抨擊普魯士一文的正確：這世上什麼都可以「統一」，連拉屎放屁都可用統一，就是思想不能統一。
當然，現實並不會因為2001年1月1日這個「絕對新紀元」的來臨就能脫胎換骨。
「當官不與民作主，不如回家賣紅薯」要改成「不與民作主，必須賣紅薯」還需假以時日。
「領導幹部要自律」、「請各單位自查在某方面是否有違反亂紀行為」這曾經多次出現的可笑說法還有可能出現。
「領導幹部的子女不得經商」；「禮品價值超過幾何必須上交」等陳詞濫調，還會持續甚久，需要「三令五申」。即使更可笑的「領導要管好身邊的人」也不能完全說是官樣文章，因為這本身就指明了一個事實，那就是領導本人要是不管的話，別人就很難有轍了。
什麼叫覺悟？這就叫覺悟。
有個雜志刊登過這樣一組「人民語錄」：「狠抓」就是開會，「管理」就是收費，「重視」就是標語，「落實」就是動嘴，「辦公」就是休閑，「驗收」就是宴會，「檢查」就是喝醉，「研究」就是扯皮，「協調」就是勾兌，「實事」就是攤派，「政績」就是神吹；「數字」就是瞎編，「匯報」就是摻水。
20世紀的最後20年，腐敗成了全中國人關心的頭號問題。盡管腐敗從來不是一時一地的現象，但越來越多的中國人再不信什麼「自律」、「自查」，不但不信，甚至對某些徒有形式的規章制度嗤之以鼻，這絕對是中國人覺悟的証明。
去年初去海南，偶然得知有個已經下野的「老相識」（本人原供職單位的部級高官）高某正在那蓋別墅。據一參觀過這別墅的熟人說，高某自稱別墅是用官撥經費所蓋，是待遇。
這經費來源之虛實不得而知。就算是「保留待遇」（這是中國官場的一大特色），那麼它與「申報」的關系如何？
曾問過幾個老同事是否知悉高氏別墅，他們均說不知。他們不知早在意料之中，有此一問，不過是想告訴他們有這件事而已。因為想到「申報」的操作性，我就琢磨，若非偶然，我又從何知高氏別墅的存在？從何得知高氏別墅是否申報？更不用說弄清這別墅是「待遇」還是贓物了。
《三國演義》說，曹操大破袁軍，繳獲許多官員私下寫給袁紹的獻媚信，曹操沒追究那些動搖分子，一把火把這些通敵罪証燒掉了，那些一屁股屎的官員大為感動，曹操此舉真是有如再生之德，焉能不死心塌地地為之賣命？其實向來喜歡密布耳目的曹操怎麼可能不知那些通敵信件的「作者」，這不過是籠絡人心作秀。僅有申報，而沒有公開，恐怕也會如此。老百姓非但無由得知哪個是民賊、走私犯，反而是腐敗勢力由此又加固了同盟。
中國近年時有這樣的新聞：竊賊入戶爆竊，導致大貪官現形；還有詐騙犯用匿名信訛詐貪官的精采故事，且幾乎每詐必中。這與曹操的做法相反相成，是一體兩面。曹操是巨奸，做的是「長線投資」；後者是小鬼直接到貪官的小金庫擠提贓款。所謂「豬往前拱，雞往後刨」，這叫各有各的道。
財產申報制度要見實效，顯然也需要配套工程，起碼得把可笑的「自查」改為「他查」，把「領導要管好身邊的人」，改為「打狗不看主人面」？沒有這些配套措施，申報制度不會比小偷、詐騙犯更管用。
相信這是很多中國人的希望。但「希望」一詞又近乎「懇求」了。最近看了不少「展望新世紀」的文章，很多人仍在為人的一些基本需要喋喋不休。真不能不浩嘆「懇求文化」的源遠流長。所以光有覺悟還是不夠的。中國人的生存系統確實需要好好改造了。
2001年1月9日
(摘自八面來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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