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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4月29日訊】“上海的底气越來越足了。”匯丰銀行中國大陸區總部的王先生這樣說。
据《南風窗 》報導 ， 10年前，上海提出建立國際金融中心的目標時，多數金融界人士認為這僅是上海一個遙遠的夢。這也難怪，當時的上海，經濟老气橫秋，缺乏生机。尤其是金融業相當蕭條和封 閉，金融机构少得可怜，主要是從人民銀行分支獨立出來的專業性銀行和一些中小金融机构，僅有的4家外資銀行是在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后才得以立足的；金融結构很不合理，金融活動主要集中在銀行存貸款業務上，證券与保險市場尚處于孕育之中，在金融資源配置中唱主角的仍然是政府。當時的上海，別說是國際金融中心，就連大陸金融中心的框架也尚未形成。
新近公布的資料顯示，經過短短10年的打造，上海已初步建成了大陸金融中心。它擁有全國發育最好的金融机构和金融體系，是全國最大的外匯交易市場、票据貼現市場、同業拆借市場、證券市場以及保險市場；在住房抵押市場、商品期貨市場、白銀市場、鑽石市場乃至黃金市場建設等方面也在全國獨占鰲頭。目前，大陸各大銀行和非銀行金融机构都在上海設立了分支机构，全市共有各類金融机构3300余家，人行上海分轄區的人民幣存貸款總量占全國的1/7；它還是全國外資金融机构最集中的地方，目前在滬經營性外資金融机构已達66家，其中，獲准經營人民幣業務的有25家。有21家在滬外資銀行被其總行确定為中國大陸境內業務的主報告行；外資金融机构的總資產超過全國的一半；此外在金融人才、金融信息与金融技術等方面，上海在大陸也處于領先地位。
上海的底气何在
盡管上海雄心勃勃，“胃口”越來越大，但平心而論，沒有中央政府的鼎立支持，上海的底气不會來得這么足。据說當初在爭取大陸金融改革試點時，深圳的呼聲一度很高，但蒼白的歷史以及相對較差的地理位置使其難以在高層領導中留下深刻的印象；而上海憑借輝煌的過去、优越的地理位置加上出色的公關功夫，終于打動了中央領導的心。事實上，當年鄧小平在視察上海時就曾多次表示要將上海建成國際經濟、金融和貿易中心。党的“十四大”報告确認了把上海建成國際金融中心的發展規划。近年來更是把构建國際金融中心上升到“國家戰略”的高度。去年6月3日，在上海舉行的“中國大陸金融發展戰略研討會”上，中國大陸金融界的“三駕馬車”戴相龍、周小川和馬永偉均表示支持上海建立國際金融中心的努力。另有跡象顯示，在深圳獲得二板市場的開辦權后，國家有意將主板市場整合并放在上交所，這無疑將進一步強化上海的大陸金融中心地位。
硬件易具軟件難齊
雖然上海為构建國際金融中心已經付出了10年的艱苦努力，雛形也已浮出水面，但情形絕不像某些媒體描述的那樣樂觀。盡管從表面上看，以外灘金融街和陸家嘴金融保稅區為核心的金融圈，金融大樓越蓋越多，越蓋越漂亮，設施也越來越先進，但這种硬件的朝气蓬勃無法掩蓋上海貧弱的金融基礎。事實上，上海金融机构的數量和總資產不僅無法同紐約、倫敦等老牌國際金融中心相比，就是与香港、新加坡等新興國際金融中心相比也顯得相當寒酸；上海雖然擁有貨幣市場、證券市場和外匯市場等金融市場，但与紐約、東京和倫敦相比還顯得相當稚嫩。上交所的市值僅及東京的1/10，与紐約相比更有30倍的差距；設在上海的中國大陸外匯交易中心，還不是一個完全意義上的外匯市場，只不過是結售匯制度下金融机构平補外匯頭寸的場所。在這個市場中，只進行美元、日元、港元3种外匯与人民幣的買賣，它的一年交易總量，甚至不到倫敦交易所一個交易日的水平；另一方面，作為金融市場主體的金融机构，在現代企業制度建設方面明顯落后于金融中心的發展要求。因此，以國際金融中心的標准來衡量，上海充其量是一個處在襁褓中的嬰儿。這個嬰儿能否茁壯成長，既要看它的營養狀況，還要看它的成長環境。而就目前的情況來說，至少有3個瓶頸制約著它的發展：
1、人才瓶頸
盡管上海云集了不少大陸金融精英，近年來更是大力加強人才高地建設，如取消外地來滬大學畢業生的進滬指標限制，并出台了一系列吸引留學歸國人員的优惠政策，等等。但金融人才奇缺仍然是制約上海金融業發展的一大瓶頸，特別是缺少既懂大陸金融又懂國際金融規范運作的銀行家和金融家。目前，上海擁有金融從業人員8.5万人，其中能稱得上高素質人才的不足1万人，尚不及紐約与東京的零頭。而且這些人才有相當一部分被在滬的外資金融机构所收編。由于人才的供應跟不上金融業的發展要求，加上原有人才的流失，導致中資銀行普遍鬧起人才荒，于是近年來各銀行之間打起了人才爭奪戰，但打來打去，人才只不過從一家銀行流到另一家銀行，無法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反而增加了經濟成本。由于缺乏具有國際化運作經驗的金融人才，上海在金融創新方面進展緩慢。在這种情況下，上海市政府一方面促請本地金融机构加強与在滬的國外同行的交流，學習對方的先進技術与管理經驗。如与中資銀行關系密切的匯丰銀行就經常被中國大陸同行請去為他們的員工作企業文化与管理方面的培訓；另一方面加緊延攬在海外工作的中國大陸留學生，希望這些具有國際工作經驗、掌握最新金融技術与管理的高級人才能夠回滬工作，推動上海國際金融中心的建設。但据在美林證券工作的吳先生介紹，盡管上海的金融發展前景廣闊，但在目前相對僵化的體制与環境下，要在短期內大量吸納海外留學歸國人員絕非易事。
2、中介瓶頸
國際金融中心的建立离不開金融資信評級、金融經紀等中介服務机构的支撐。紐約之所以成為世界金融之都，是与高盛、美林、雷曼兄弟、穆迪、標准普爾等超級金融中介的貢獻分不開的。而且隨著信息科技的發展，傳統的商業銀行的勢力范圍將越來越小，投資銀行等中介服務机构的影響日漸上升，大有逐步取代商業銀行之勢。因此，上海要建成國際金融中心，必須建立起完善的金融中介服務體系。但這方面恰恰是上海的軟肋，目前上海雖然擁有大小券商几十家，但普遍存在資本規模小、抵御市場風險弱、業務單一、創新能力不足、內部管理机制不健全等弱點。而其他中介服務机构的發育更加不成熟，上海至今還沒有貨幣經紀商和信用評估權威中介，它的中小銀行和投資公司的會計制度以國際標准來看是不合格的，公司的信息披露也不及時，而且經常發生違規現象。中資公司中還沒有誕生類似麥肯錫、普華永道、畢馬威這樣成熟的咨詢服務机构，市場化的風險投資公司也未成气候，高科技企業的融資仍然仰賴于政府的財政和銀行的投資。已有的中介服務机构多為國有獨資或國有控股公司，政企不分是制約其發展以及為市場提供公平服務的一個重要因素。而一個完善的金融市場必須有一整套穩定合理的規章制度來保證它的高效率与高信譽，政府的任務是從法律方面來有效、合理地控制內部交易，提高市場透明度，保護投資者的利益。但就目前的情況看，上海在這方面做得還很不夠。
3、政策和法規瓶頸
香港能成為國際金融中心，關鍵在于港府遵循自由經濟的原則，對金融業務實行積極的不干預政策，讓市場机制充分發揮作用；同時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決策體系、監管體系和法制體系，确保金融中心的順利運作。但鑒于中國大陸的國情，在短期內還無法仿效香港的做法。盡管決策層深知，資本項目自由化是決定一國能否建成國際金融中心的基本前提，但出于國家經濟安全等考量，短期內國家不大可能使人民幣成為自由兌換貨幣，外匯的流動將繼續受到管制。至于在滬的外資銀行，盡管部分已獲准開展人民幣業務，但其活動仍然受到嚴格限制，只能面向三資企業和境外客戶，不得經營本地客戶的業務等；保險業對外開放的步伐也受到嚴格控制，迄今發放的許可證只有10份左右。而且外國公司購買大陸金融工具的范圍也是受限制的，目前，外國公司可以進入以美元計的B股市場，但這個市場的規模比較小，而且流動性差，開市以來持續低迷。至于外國公司向往已久的A股市場，至少在兩三年以后才有可能對它們有限度地開放。可以說，如果不放松資本控制和取消現行的對外資參与金融業的限制，上海要成為國際金融中心是不現實的。但放松資本控制和取消現行的對外資參与金融業的限制的時机目前又不成熟，這就是上海的處境。
另一方面，上海的金融立法与監管工作仍相當薄弱。盡管上海近年來強化了金融立法工作，已陸續制定并批准公布了30多個金融法規，為依法管理金融提供了基本的法律規范。并加大了金融監管力度，目前，以分業管理、協同合作為特征的人行、證監會和保監會三大監管系統，均在上海成立了分支机构，以加強對不同金融行業的風險監管与控制；同時還建立了同業公會自律机制和個人信用聯合征信系統，外匯管理的透明度也有所提高。但從總體上看，金融立法与監管仍大大落后于金融改革的發展要求，無法可依、有法不依的現象時有發生，防范和化解金融風險的能力仍較低。
以上列舉的僅是上海在构建國際金融中心過程中遭遇的現實瓶頸，此外它的努力可能還受到其他因素的制約。在目前的情勢下上海要擠進主要由發達國家控制的國際金融俱樂部，在短期內絕非易事。這不僅是上海的實力使然，也与當前的國際分工不無關系。 (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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